[摘 要]中国的大国崛起与大国外交相伴而行，相互支撑，大国崛起是实施大国外交的客观物质基础，大国外交维护和保障大国崛起的进程。新时期以来，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国外交的大国性表现，这种表现既是自身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必须要进行的战略性选择。中国的大国崛起对地区和世界都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自身首先需要适应大国崛起的这个现实，同时，也要合理的调整自己的大国外交战略。
[关键词]中国；大国崛起；大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1 — 0027 — 02
一、大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外交实践的开展始终都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理念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时间，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基于意识形态提出我们的外交战略；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基于国家利益我们调整了对外战略，围绕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加强了同世界的联系，中国由此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外交理念、外交实践更加丰富。总之，中国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面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入调整，世界正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可能有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同样，崛起后的中国的一举一动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上和各国家交流要多于政治上的交流合作，中国在经济实力崛起以后会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在地区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此外，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尽管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尽量保持克制的态度。但是，面对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由这些问题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地区博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造成地区的秩序混乱，有失序的危险。面对新形势下一系列会影响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问题，需要我们审视当下的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并且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底，日本的经济规模已经不足中国的一半。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是应该理性的重视我们存在的问题：2013年底，我国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只有美国的20%。历史地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实现民族振兴，从备受外国侵略奴役到国家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S.Ross）将中国的崛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崛起（1949～1950年），这个时期的主题是秩序与安全；第二次崛起（1978～2008年），这个时期的主题是和平崛起；第三次崛起（21世纪初～），这个时期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大国与主动。〔1〕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国际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造成对原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改变。国际政治的权力运行组合要重新洗牌，国家之间的利益划分需要考虑新的力量的加入。现代世界体系奠定于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体系与经济秩序。正是基于此，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深入调整，大国崛起在二战以后開始加速。一方面，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扩张性和不平衡性，发达国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对广大落后国家的掠夺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国家为了摆脱这种不平等的规则秩序，开始抱团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提供了技术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巨大创新性不仅不断地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且促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国能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利用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材料乃至新的管理模式跳跃式地发展，此起彼伏地崛起。〔2〕因此，大国崛起既是一个国家开展外交实践的背景因素，客观上又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实力支撑。
二、大国崛起的要素与启示
第一、大国崛起的条件。简言之，就是“硬”条件、“软”条件和外部条件。地理位置上，中国位于太平洋西部、亚洲东部，陆海兼顾，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向西，中国具有巨大的战略纵深。经济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神舟”系列飞船、“北斗”卫星导航、“蛟龙”号、“981钻井平台”等一大批科技前沿项目快速发展。此外，中华文化中一直深藏着和平的的基因，中国外交的根基与价值选择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道义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价值维度为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价值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似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的原动力。〔3〕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大国崛起提供了政治保障。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是处理我国外交必须要重视的变量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此外，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一方面，我们需要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外部综合环境因素的复杂性需要我们的外交工作更加灵活、创新。
第二、大国崛起的现实意义。从目前我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经济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参与世界经济秩序的治理，提高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政治上，提高我国在世界领域中的话语权，塑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历史上，中国与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国存在着主权领土争端。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稳定，是中国在崛起后需要承担的地区责任。中国不允许在家门口发生战争，这是为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赢得的外部前提条件。
第三、大国崛起的困境。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改革开放至今，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之路已经不适应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发展的调档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政策首先使一部分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最先受益者，但是随着利益阶层的固化，中国社会正常的阶层纵向流通渠道出现了问题，官员腐败、社会戾气等现象不断涌现，群体性事件呈现频发状态。生态承载力开始下降，雾霾、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等问题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外部困境主要表现为安全困境，最大的困境就是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领土主权问题。东亚安全呈现复杂的状态：朝鲜问题、中日历史领土争端、南海问题等包含的因素比较复杂。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地区权力的变化，其他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会造成地区的不稳定，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又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因素，这就带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
大国崛起必然带给国家外交战略上的调整，实行符合时代的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基于对象界定，如果一国的外交以大国为对象，即使它是一个小国，它围绕大国开展的外交也是大国外交；第二层基于主体界定，一国自我定义为一个大国，从这个自我定义出发，界定自己的利益目标、运用与大国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开展的外交就是大国外交。〔4〕在大国的定位上，我们基于中国的大国身份在国际上开展大国外交。一直以来，中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国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关键。新时期，更加重视大国外交是时代赋予的任务，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的了解，决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取向；丰富大国外交的发展理念。
大国理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宗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基本准则，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基本目标，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也是中国外交的理论精髓。十八大以来，在外交理念上进一步发展创新：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5〕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创新、丰富了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发展理念，“结伴而不结盟”等。
大国心态：中国文化深植“和”的理念，大国不欺小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中国基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得出的。经济上优势互补、深化合作；政治上不以大欺小，相互尊重；文化上加强交流互鉴；生态上互相帮助，协力推进；安全上互不侵犯。无论是在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领域，在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大国与大国之间不搞军事对抗，大国之间需要构建彼此之间的战略互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
大国责任：没有世界这个大市场的繁荣，中国不可能实现今天的成就；同样，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贡献。从大国崛起到大国外交再到大国责任，对中国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自身的能力問题，对国际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不能实现了自身综合国力的崛起，却缺乏承担国际事务和国际责任的能力，这就是大国外交需要面对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提升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应对处理能力，由规则秩序的接受者向秩序体系的执行者、主导者转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的重要作用。在利用国家规则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
三、结论
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有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大国性。在继承外交战略一贯性的基础上，更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力量；底线思维明晰，外交理念更加丰富，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所要角色认知与责任承担。第二，主动性。外交政策更加积极进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展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充分说明了我们希望主动为国家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发展同不同类型国家之间以及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三，务实性。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积极推进国际与地区国家的务实合作，例如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等。大国崛起、大国外交、地缘政治、周边外交等这些十八大以后更加明晰的外交理念的提出与外交实践的实施，为我国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更加积极的外交准备。
〔参 考 文 献〕
〔1〕〔美〕罗伯特·S·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J〕.世界经济与知识，2009，（11）.
〔2〕叶江，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02）.
〔3〕〔美〕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4〕吴心伯.大国外交：挑战与应对〔N〕.东方早报，2013-03-18-（A15）.
〔5〕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年09月26日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发表的演讲.〔EB/OL〕.http：//news.12371.cn/2015/09/27/IDE1443354602863733.shtml.
〔责任编辑：张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