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9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其政党外交的实践也由初创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了制度化阶段:由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到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使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再到不扛旗不当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使政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理论
中图分类号:D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019—07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采用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党的数量越来越多,政党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当时中国革命客观环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交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公开的对外交往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高度重视政党外交。在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的几次重要转折关头,政党外交以其交往方式的灵活多样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党和政府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缘起
“政党外交”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多用政党的对外交往、党际关系代之。目前,学界公认“政党外交”是一种广义的外交行为即“大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它是指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为了增进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而与其他国家的合法政党进行的联系和交往活动。政党外交是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党政治的普及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首先,政党外交与政党的对外交往不同。两者都是指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但政党对外交往内容丰富、无所不包,而只有当政党的对外交往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促进国家关系时才称得上政党外交。政党外交的主体是一国的合法政党,而政党对外交往的主体则不一定是一国的合法政党。其次,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不同。政党外交侧重于政党的政治行为,是政党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关系而与外国合法政党的交往活动;而党际关系侧重于政党之间的关系,强调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程度。最后,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交往对象不同,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有差别。政府外交是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交往的行为,其客体是其他国家或政府。而政党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是政党。就交往的内容而言,政府外交主要是处理国家间、政府间的具体事务,政党外交则不具体处理这些事务,而且政党外交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不受外交关系以及外交礼节的限制和约束。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了,因此她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在建党初期,通过发展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党争取到了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对我党革命事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增进了我党与各国共产党、革命组织和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到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我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革命经验,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中汲取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不是在共产国际决议的指示下,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①但是,中共仍然保持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或在野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亚洲部分邻国的共产党进行了直接交往,从而为中国革命寻求到了国际同情和支持。在解放战争后期,中苏两党进行过密切的接触。1949年1月苏共派米高扬秘密访问我党,这对苏共全面了解我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求得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我党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访苏。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苏两党友谊,赢得苏联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这种交往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公开的对外交往活动,但它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对外交往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在这期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政党外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新中国60多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党的对外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稳定国内形势,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党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外交往工作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调整了工作重心,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因此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对外交往工作逐步走向成熟。进入新世纪,我党对外交往再创佳绩,政党外交逐渐制度化。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初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为背景的国际格局下,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由此决定我党的对外交往格局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往。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起了同盟关系。由此,中苏两党的关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随后,中共先后同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了加强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1951年,我党成立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我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有着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中共还与在共产国际中较有影响的其他国家共产党如法共、英共、意共等发展了友好关系。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除此之外,我党还与少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印度国大党、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如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有过接触。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我党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而为我党的对外交往打开了新的局面,因此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初创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曲折与发展阶段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的混乱。随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不断扩大,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1963到1964年,中苏两党连续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批评对方的攻击性文章,并由此展开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1966年中共在无奈的情况下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二十三大,至此两党关系完全破裂。在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组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由此我党的对外交往工作被纳入“反修”的战略轨道,从而导致我党同国际共运中大多数老党中断了关系。党际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国家关系,致使我国外交陷入了困境。
在“文革”十年,我党对外交往中极“左”倾向更加严重,提出了一些错误口号,认为党的对外工作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支左反修”(即支持各国共产党中的“左派”,反对“修正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否定了“文革”前我党的外交路线。结果,在十年“文革”中,我党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处于敌对状态,原来和我党联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90个,后来剩下了10多个。②但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工作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中美关系的改善迎来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我党也逐渐抛开意识形态的不同,发挥政党外交方式灵活多样的特性与各国政党进行接触,特别是我国在与日本、联邦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建交过程中,我党的政党外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之,这一时期我党的对外交往是错误与成就、曲折与发展并存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调整与大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调整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980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应邀访华,两党一致同意恢复两党关系,并对今后发展两党关系的原则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我党纷纷与东欧、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各国共产党与我党建立关系的高潮。同时,我党摆脱了“文革”时代“左”的思潮和“以苏划线”的影响,与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非洲各民族主义党派先后派多批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党也先后进行了回访。这一时期,我党也摆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党认识的误区,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指导下,与法、意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和中右翼政党开展了交流与合作。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扩大了政党交往的类型与数量,而且提升了政党交往的内容与质量。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党已与110多个国家的270多个政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往,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
(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成熟阶段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中国国内也发生了政治风波。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顶住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压力,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坚持“不扛旗、不当头”的应对策略。1989年中苏两党关系恢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同古巴、蒙古等国共产党恢复了关系。1991年11月中越两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兵戎相见、两党相互敌视数十年的历史。随后,我党与西欧的共产党也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孤立”与“制裁”,我党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宗旨,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党、中右翼政党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1990年5月,我党率先与日本社会党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随后,我党纷纷与西欧国家社会党接触与交流,并恢复了关系正常化。1998年9月,社会党国际主席皮埃尔•莫鲁瓦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标志着我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西方国家的中右翼政党逐渐恢复和发展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一时期,原苏东地区的国家由于政治形态的改变增加了上千个各种类型的政党,我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本着尊重各国人民和各党的自主选择的策略,先后与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政党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与独联体国家的30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这一时期,我党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也加强了联系与交往,1991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巴基斯坦和印度,随后与南亚国家的政党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交往形式。20世纪90年代,我党不仅加强了与非洲原有联系的政党的关系,而且又与该地区有影响的50多个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关系。我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外交成就标志着我党新型政党外交思想的实践已全面走向成熟,并为我党政党外交实践的制度化建设指明方向。
(五)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制度化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原有党际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政党外交的交流领域,加强务实性,在保持政党外交灵活性的同时,不断探索政党外交的制度化建设。2000年和2002年,我党分别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为我党开展政党多边外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2004年,我党主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有多达80多个亚洲政党参加。这次会议把我党政党多边外交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党在与国外政党交往的方式、形式和制度等方面不断进行新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适合双方特点、能够取得实效的交往制度。与越南、老挝、日本等周边国家政党,欧洲一些国家主要政党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建立了定期交流制度。③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政党外交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创政党外交新局面。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率我党代表团出访达50余次,有近200个外国政党的主要领导率团访华,政党高层交往制度初步形成。据统计,党的十六大以来有1200多个外国政党代表团来华访问,中国共产党有600多个代表团应邀出访,党际交往空前活跃,政党外交作用明显。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后,国外政党政要和政治组织发来了近600份贺电函,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和国际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目前,我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政党外交制度化已初步形成。
理论来源于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新中国60多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为我党政党外交理论的创新不仅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提供了现实依据。我党每一时期政党外交实践的变化都孕育着政党外交理论的创新。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对外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对外交往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往开来,不断推进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
(一)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原则,并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对外交往总方针,奠定了我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基础。
第一,强调党要独立自主,反对输出革命,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主张每一个民族、国家、政党都要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迷信大党成功的经验,不主张照搬外国模式。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革命不能输出”④。由此可见,毛泽东既要求我们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权力。刘少奇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曾指出,各国党互派代表团会谈、交换意见是比较好的。但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提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要人家一定按照自己的办,这样就难办了。⑤王稼祥作为我党对外联络部第一任部长,在谈到独立自主与本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组织别国人民进行革命,谁也不能制造别国革命。说中国主张用战争去推进各国的革命,是对我国的中伤。”⑥
第二,提倡党际交往要平等互利、相互协商,反对父子党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政党之间有大小、新老、执政与非执政的差别,所以党际关系长期存在大党指挥、控制小党的现象。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很早就对这种不正常的党际关系提出了看法,并进行了抵制。他指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⑦他还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党想对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党实行控制,到最后都控制不了。刘少奇也主张各政党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他曾在接见外国共产党领袖时多次指出国际共运的党际关系是不正常的,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父子关系,并且提出不论大党小党、大国小国或大民族小民族都应该一律平等。虽然在建国初期中共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苏两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不正常的“父子党”和“猫鼠党”的关系,然而,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中苏论战的开始,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断升级,这促使中共深刻认识到,党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必须反对“父子党”关系。
第三,党际交往要求同存异、相互合作,党际关系不能影响国家关系。“求同存异”思想是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提出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我党把它推广到党际关系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政党可以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求同存异、相互合作。1954年,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⑧毛泽东曾在多种重要场合强调,我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在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毛泽东等主张的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发展关系的思想没有能够在当时实现。然而,这一思想却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早就认识到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不同,主张党际关系应当在政党之间解决,不应影响到国家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共坚持大党主义,有意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苏共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批评。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时,毛泽东在会见他时指出:公开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该改善。⑨刘少奇针对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的扩大化指出:“兄弟党之间思想分歧应讨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慢慢讨论,还可以保留起来,等历史作结论,不要发展到影响国家关系。”⑩
(二)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使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新时代观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后得出世界大战可能在短时期内打不起来的结论,从而进一步指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与革命。在这种新的时代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继承毛泽东政党外交思想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把它作为处理与所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的基本准则写入十二大党章。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把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作为处理与所有国家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邓小平在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如何去看待各国共产党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完全平等是指世界各国政党,无论大小或新老、执政与否,都应按照国际交往准则,平等交往,任何政党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反对大党主义。互相尊重,就是要尊重别国政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对方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党情制定的内外政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就是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党自己去处理,不允许任何大党的干预和强制,也不允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党。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赋予了我党党际关系的新内涵。
第二,超越意识形态,发展新型党际合作与交流。在新的时代主题下,邓小平提出考虑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应该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他指出:“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11)他不回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分歧,主张政党间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不应成为建立党际交往的前提条件。本着这种精神,我党成功地绕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同世界各国政党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许多国外不同性质的政党通过与我党的友好交往更加了解我们党、国家和民族,从而为政府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使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范畴,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吸取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把支援兄弟党的革命活动放在首位,从而使国家关系服从于党际关系,影响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历史教训,在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不影响国家关系的思想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的崭新的政党外交思想。邓小平在多种重要场合提出,党际关系不能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党际关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发展。对于党际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又提出不计前嫌、不纠缠旧账,一切向前看的主张。这对于消除我党与国外其他一些政党之间的隔阂,建立正常的党际关系,进而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不扛旗不当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使政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国际格局转换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拓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共产党当“头”,在世界舞台上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12)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共运100多年的发展和苏共从执政到垮台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与此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当时国际共运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坚持主张各党独立自主的发展,不主张在国际共运中存在“中心”;不主张扛社会主义的大旗,但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不变。这种国际战略思想为我党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背景下开展政党外交赢得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在继承我党前两代领导核心政党外交思想的前提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一科学论断,并进一步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发展”的主张。江泽民指出:“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主动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积极开展多边政党外交活动,主动加强同各国政党,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政党以及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由此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内容得到了不断充实和丰富。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我党与各国各类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包括一些未建交国家的政党建立了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主要方式。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交往中经济因素的成分加大已是必然趋势。江泽民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14)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政党外交服从于、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目标的实现,为国内的经济部门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政党经济外交异常活跃,从而出现了“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局面。至此,政党对外交往已经突破传统的政治领域,在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扩展其功能。
(四)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深化
进入新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新时期世界政党形势的新变化,认真分析党际关系的新特点,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强调“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15)。
第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发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倡议。随后,胡锦涛在多种重要场合重申了我们党和政府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构建和谐世界,就国内来说,中国党和政府专注于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但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需要外交为之做支撑。就国际环境来讲,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引起一些敌对势力妄断中国崛起必将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视中国的发展为对其现有权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挑战。我党和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以一种谦和的外交姿态向世人承诺,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第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根本宗旨。在本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也必然要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和贯彻这一重要思想。这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人员交往日益密切。我国公民出境求学、务工、经商、投资、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在发展机遇空前增加的同时,遇到的风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国人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安全环境恶化,甚至成为一些恐怖组织的打击目标。由此,我国政党外交工作加强了为我国公民利益服务的意识,从单纯的“外交为国”发展到“外交为民”的新阶段,把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放在保障海外国人的基本权益上,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这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在外交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在当今世界政党格局中,共产党是少数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是少数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对共产党进行大肆诋毁和恶毒攻击,给共产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很大压力。针对这种情况,我党加强党际交往中的对外宣传工作,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实事求是地介绍我党和政府在对待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从而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特别是增强了外国政党政要对我国发展道路、政党制度、执政理念的了解和理解。同时,我党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卓有成效的党际交往工作,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民主、进步、务实、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
四、结语
89年风雨、89年成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89年的非凡历程。作为执政党,建国初期,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政党外交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把我党政党外交理念发展为“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使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我党提出“不扛旗不当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使政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型政党外交理念。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新时期世界政党形势的新变化,把政党外交定位于“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充实、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理念。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念的发展都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作用的结果,是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品质的具体体现。
注释
①姜琦、张月明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②王福春主编:《外事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
③姜跃:《新时期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执政党观察》2008年第1期。
④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89、164页。
⑤⑩戴秉国:《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期。
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8页。
⑦李淑铮:《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积极开展党的对外工作》,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⑨张立淦:《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页。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
(14)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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