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华北沦陷后，为适应伪政权的统治需要，身为华北沦陷区新民会代理会长的缪斌发文造论，系统地构建了一套“新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成为了华北沦陷区的官方意识形态。“新民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中华民族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改造为依傍日本大东亚共荣提出的“共同保卫东亚”的东方民族主义，以此消解沦陷区民众“异族”概念的新民族观;二是融合日本“皇道文化”及中国儒家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以良知论为代表的新国民观，以适应伪政权所推行的奴化教育的需求。在阐释“新民主义”时，缪斌杂糅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新民史观，作为“新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缪斌还采取多种论述策略，如将“卖国”置换为“救亡”的身份界定，以批判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比论述的方式，显示自我的政治优越。华北沦陷区“新民主义”同时实现了伪政权的“自治”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亲日”双重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缪斌;“新民主义”;新民会;“新国民运动”;华北沦陷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2-0001-09
中国年过千祀，在历史发展进程上来看一直安如磐石，百年来却几度岌岌可危，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希望的“新”中国。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在短暂的历史时段，中国学人诸如梁启超、孙中山、黄宗羲等等创生出的种种以“新民”为纲的新道德政治的哲学范畴。华北沦陷区的“新民”概念是服务于日本在华统治的，势必与上文列述的政治哲学不同。前人之所以没有对“新民主义”的理论做深入研究，或许是由于他们认为“新民主义”的理论不是研究华北沦陷区政权的关键，甚至有学者认为，“关于‘新民主义’，基本上是一句口号，其内涵并不很具体、也似乎并不重要，强调它不同于既往，是要培养‘新民’、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个口号的关键是可以起到一种鼓动作用。”[1]248这样的说法有些显得武断。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及华北沦陷区伪政权提出的“新民主义”理论体系，势必要能够具有能建构引起民众的习惯、信仰、价值认同的能力，同时也必然是奴化社会的变革工具。正因如此，“新民主义”理论才成为华北沦陷区唯一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诸如新民会、新民学院、新民报、新民运动等活动领域。故而，厘清华北伪政权提出的“新民主义”理论体系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新民”內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有鉴于此，在这一以缪斌的“新民主义”为旨的研究中，我想以界定这一不清晰的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华北沦陷区“新民主义”理论存在状态，为划分其界限而努力。
1“新民主义”的哲学观——新民史观
新民史观指出“新民主义”是“我人类生存之自然法则也。”[2]3自然法则规定，“天地”“人生”皆是“动力”的运动过程，“凡有动力，则必有反动力。”有无“抵抗力”则是区分“优者善者”与“劣者恶者”的评判标准，“能有抵抗力者，即能生存，无抵抗力者，必至灭亡。”其中“人为万物之灵，其抵抗力最大。”新民史观进一步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所以“天道运行，适者生存”。天道“保其善者而去其恶者，生其适者而死其不适者。”[2]5也就是说，成为“善者”意味着是在生存斗争中是取得胜利的一方。此外，新民史观对于侵略则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缪斌认为，侵略战争的发端是由于战争双方的“反动力”的“水平之有高下”，“故战争者，正欲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耳。”[2]5需要指出的是，由日本为单方主导发起的，在中日战争战时催生出的新民史观，对于侵略的定义，在中日战争的客观背景下的“水平高下”的对象，势必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
新民史观的“适者生存”概念及衍生出的战争观，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一个替代品，也就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准的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保留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但是在演绎上进行了一定的变形，把进化论用于地球上生物有机体的适者生存的概念，推演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人类与社会的关系等同于细胞与有机体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出于竞争造成的自然淘汰，有助于人类的进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表述是有差异的。达尔文认为，生存法则约束人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类主观能动的影响，超出自然选择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蓬勃发展，产生了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扩展到了纳粹的优等民族论与政府强制主义。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基模，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立场，但是，新民史观对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机械借鉴，成为了日本侵略行径共鸣的底板。出于谋求生存的缘故，华北沦陷区民众由此势必积极地向新民史观要求的“适者”、“优者”、“善者”的要求靠拢。而新民史观所谓的“保其善者而去其恶者”，在华北沦陷区的实际运用上，彻底转化成为了日本在沦陷区全民动员的意志和集体屠杀那些动员不起来民众的政治。
在成功地合理化中日战争的基础上，新民史观有这样的解释，“提倡复兴东方固有之文化，然亦非不采西洋文化之长也。”[2]8新民史观这一取中西方文化的长处的中学西学的说法，大致与清末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论相同，本无可厚非，但是，新民史观承接的论断则是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体现，“东方人类，将以吾东方固有之文化，择善而固执之，以矫正西洋文化之衰颓。”[2]8也就是说，新民史观要求民众要以使东方文化“明德于天下”为己任。此处的“明德天下”的“明德”有别于《大学》中弘扬光明之德的本义，新民史观对“明德”的解释是“此即所谓王道也。”新民史观要求的“新民”的“明德于天下”是要以“昌明”“王道”“以矫正西洋文化之衰颓”为自觉的。
1823年，美国詹姆斯·门罗发表国情咨文提出门罗主义（Mooe Doctrine）政策，旨在反对欧洲干预西半球事务。拉美地区人民认为这是美国捍卫弱势民族的独立和自治的标志，这成为用来为美国干涉南部邻国国家事务、政策制定与军事干预行为的辩护。[13]亚洲门罗主义是日本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与亚洲民族主义相适应的政治政策，此处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与康有为1898年提出的亚洲门罗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也就是捍卫亚洲的利益与捍卫日本的亚洲利益的区别。[14]95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是日俄战争后在日本兴起的概念，[15]是日本人用来强调“日本帝国东亚支柱”的理论。[16]17日本利用亚洲国家人民反欧美帝国主义的情绪，提出了这一以理想主义和崇高原则为表述语言的政治概念，声称日本负责维持远东的和平与秩序，日本通过捍卫亚洲国家的自由、民主与和平，来推进人类事业。这一理论在日本推行侵略外交政策期间，受到日本军方的高度重视，成为了用来掩盖日本对亚洲殖民侵略目的的政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