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政治局常委，你会在外交决策中遭遇怎样的结构性约束？你为何会在本应温和稳健的地方选择激进出位的对外政策呢？《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完全站在政治高层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尽管观点过于偏颇，价值判断也有些太“美国”了，但该书却不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中国为何无法和平崛起？从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来进行分析，谢淑丽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洞见的独特视角。
2005年秋天，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会晤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内部问题千头万绪，中国并不会追求外部霸权而成为美国的威胁。然而，在谢淑丽看来，中国的内部脆弱才正是美国真正的危险所在。与许多一般的美国人不同，她并不担心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强权，她担心的反倒是这个强权内部的脆弱性。她力图提醒美国人，虽然美国无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施加有效的影响，但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内部局势不稳很容易导致其领导高层在国际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立场。
中国到底有没有采取进攻性立场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论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现实问题中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谢淑丽的解释存在矛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如炸馆和撞机事件中，中国领导层本应该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但实际上偏软。在台海问题、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历来也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姿态。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理想主义，经常使用许多“和谐”的人文概念来表达外交立场。
如果真是这样，谢淑丽后面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我们暂且不谈谢淑丽这个立论的经验起点真实与否，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作者。与其他活跃在电视媒体上的半仙们不同，谢淑丽本人的确不是一个顺便瞎扯淡的主，她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说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有中国通的话，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谢淑丽应该还算半个。她见过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甚至比尼克松派来探路的基辛格还要更早来到中国。1971年7月19日，还在念研究生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多年之后，她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在其任期之内，还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
然而，谢淑丽的资深经历并不保证她就能一招戳中要穴。尽管她已经尽力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对外政策，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一个假扮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国学者，表演起来始终有些扭扭捏捏。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她所有的分析与解释都充斥着美式价值观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完全误解了当事人本身的意愿，从而变成张冠李戴的误读。例如，谢淑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个人目标的界定（如她称政治局常委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都会引起争议，而让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反感。然而，这里面涉及到过多的价值判断，不便进行逻辑上的反驳。本文即使作出反驳，也只是一味地表达中国人单方面的情绪，缺乏学理上的建设意义。因此，下文将暂时放下谢淑丽观点中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判断不论，着重从其逻辑本身入手，评价其立论的优势与缺陷。换句话说，我们得见招拆招，与谢淑丽的逻辑玩一场针锋相对的游戏。
谢淑丽的中心论点非常直截了当：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来，中国是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体制，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本来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层最大的焦虑是确保政治生存，而不是发展经济或谋求国际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更让政治家日益处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同时，经济转型引发的诸多国内政治问题，如工人大规模失业、官员腐败、民族地区骚乱、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政治高层的策略是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谢淑丽总结了政治高层的三点具体做法：避免领导阶层公开决裂、严防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确保军队和党同心同德。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层为了获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放弃了温和稳健的战略，转而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作为对外政策的方针，并以之动员社会的凝聚力。
通观全书，其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高层以追求在国内的政治生存为其核心目标；在现有的国际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治高层就会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狭隘民族主义的进攻性立场，以此来动员社会、转移国内政治的视线；因此，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从这个逻辑链条来看，谢淑丽的立论中有两个要点，下面将逐一剖析，讨论其优势与缺陷。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换句话说，对外政策不仅是国家（state）在国际层面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还有国家在国内层面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虑的影响。谢淑丽的这种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只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不分析国家内部的动态因素。因此，传统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所遭遇的安全困境。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各个城邦国家为求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有大国崛起，势必影响到既定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雅典的发展势必危及斯巴达的生存，二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
但是，各个国家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实体。其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及其国内制度结构势必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对外表现。在挖掘国际关系的国内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先锋，他指出：“如果不对国内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顽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承认对国内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派思路的影响之下，基于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解释逻辑往往比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谢淑丽所做的，只是沿袭了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约束仍然存在。就现实权力发展来看，中国尚不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但出于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单极结构下，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敏感度很高，容忍度很低，制约能力最强。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让美国担心，也在于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强权。如果中国只是缅甸、越南这样的弱国，即使其内部积弱成疾，摇摇欲坠，也只是局部性的小问题，并不值得美国人如此担忧。
第二，在所有国内因素中，权力集中的最高决策者为了政治生存而作出的选择最为重要。谢淑丽如此强调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的确，在威权主义体制中，政策制定权取决于国家高层决策者。而他们最焦灼的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因此，他们为了保持政治生存在现有制度约束之下而作出的选择就基本上决定了政策走向。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中央集权，又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权。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避免对外公开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权力相互制衡的各个机构或个人。在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政府中，政策决策权更多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层，决策权的分享程度较低。因此，谢淑丽抓住政治局常委这个政策过程中最关键的行为者，然后由此来判断政策起源，这是相当有效的观察视角。相比之下，在分权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可能就不仅要考虑总统，还得考虑国会，还得考虑国内压力集团的活动情况，其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但是，权力集中是一把双刃剑。权力集中的国家享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讲的专制性权力 (despotic power)，却往往丧失了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既无法有效地动员社会，又更担心社会稳定。因此，表面上权力高度集中、对外保持一致的最高层，在决策时却不得不吸纳更多自下而上的政策压力，如官僚结构的各个部会以及新生的利益集团。由此考虑，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与权力分散的民主政府，在国内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差异，这还并不清楚。谢淑丽也没有列出充足的理由来支持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不会采取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非西式民主的国家则更容易对外进攻。对这种简单逻辑，学术界现在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批判，基本上否定这种简单化逻辑，而对民主和专制政体的类型再往下细分，但一旦细分，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因果关系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如果说这一点并不充分成立，那么谢的论证逻辑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否在于政治集权造成的选择困境，以及最高领导层为了政治生存而面临的制度约束。处于政治困境中的政治高层可能也只是被谢淑丽一味夸大的一颗棋子，问题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身，在于这些国内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联程度。例如，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本身就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关系构成极大的冲击与挑战。换句话说，如果国内经济力量及其利益要求中国对外采取进攻性政策，即使中国是分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其领导层也会采取其国内力量所要求的对外行动。
因此，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我们认可谢淑丽所强调的国内因素，但是却不能被她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家生存困境所忽悠，而是要去寻找真正能起作用的结构性的国内因素。到头来，我们还得去追问：中国国内的经济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些经济力量的国际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诉求就必然导致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吗？在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中国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到底想要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怎样的一个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这种内部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才是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关键。
话说回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不靠谱的分析概念。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草根狂热而中产就温和吗？工商界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存在分化吗？合资企业反对而民间资本就支持吗？民族主义到底能平息多少底层民众的反对情绪呢？民族主义就能作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麻烦吗？政治高层真的寄希望于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内在一致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吗？
其实，政治上狭隘民族主义的要求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经济利益的变化才是问题的关键。观察中国的近代史，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从来就没有断过。从抗战开始，执政党正是靠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才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得到了民心。中国建国后很长时间里面，即使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但在对苏联、对美国的问题上，民族主义的动员也从来都没有断过。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集权模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反倒是中国经济。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变化让世界担心，那么说到底也得去分析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只能用变化去解释变化，而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问题的源头，而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中间现象，反倒需要用其他变化来予以解释。
谢淑丽只强调了政治高层受到社会底层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其实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反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如要求保持温和稳健对外政策的商业集团。这一点是她的致命伤，即政治高层面临的压力来源不仅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要求，也有来自经济集团的政治要求。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对政治高层起作用的压力模式有很多，有民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也有民众参与较少、精英参与较多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网络、基层、大众、新的商业精英，到底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到底是谁更能影响政府，显然不是谢淑丽讲的这么简单。威权主义这个狗皮膏药是否还能到处乱贴都成了问题。用执政党的话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总之，谢淑丽对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利益表达与集中方式的解读也还欠火候。她简单地罗列了一连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层转移视线的政治选择来解释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员模式，却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切联系。
说到底，谢淑丽是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看得过于重要了，她基于这个要点的解释有些过头了。对于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表面上的垄断，让谢淑丽的解释视角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似乎“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们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替代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失效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家看似权力集中、无比自由，但其决策却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压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强度可能几乎与民主国家无异。谢淑丽完全忽略了中国本身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开展竞争，争夺国际生存空间。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关键还是看其国内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是什么。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阶层的利益结构是什么？他们与政府的制度性联系是怎样的？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的经济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群体经济诉求与国际问题的关联在哪里？
另外，在以上讨论的国内因素之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国际因素也同样重要。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还取决于中国与霸权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互动。中国既可能主动选择放弃和平崛起，也可能被迫放弃。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得看美国的态度，以及两国之间的互动。根据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的分析，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与双边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崛起中的大国对待现存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取决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处理与崛起国家之间的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谢淑丽只打开了中国国家这个黑箱，拎了点零碎就出来说事。美国那边的国内因素就没干系了吗？美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轻松不到哪儿去。要想描绘出整个画面，我们还得考虑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考虑美国作为霸权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总之，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不同的行为者在这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互动将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
回头看看谢淑丽弯腰与周总理握手的合影照片，再想想她日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任职经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穿她穿的鞋，走她走过的路。只要能体会到她在政治高层多年的浸染经历，就能理解她为何如此在乎这个基于政治高层政治生存焦虑的解释视角。
盲人摸象，谢淑丽一直摸到的都是象头！但咱们也别忘了还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