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费正清是现代美国中国学巨擘，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对美国现代中国学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门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等机构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在筹款方面，费正清表现出不差于其学术研究的能力。他不同凡响的筹款才能对美国中国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促使了后世学者对其本身的研究。
关键词：费正清;筹款才能;现代中国学发展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他不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还是享誉中美关系学界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生前兼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许多重要学术职务。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并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和主编了60多部著作，发表了200多篇论文、60多篇书评，并撰写了50 多篇序言及大量的专访，成为“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及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不仅成为当代西方汉学者的学术基础，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关注。费正清所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作为一代中国学巨擘，费正清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研究的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球70多所著名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而这些中国研究机构的出现和大量人才的培养，都与费正清的“学术企业家”的高度智慧密不可分，在经费充足的条件下，这位赢得了个人至高的学者荣誉，也为美国中国研究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费正清是一个募捐能手，这不仅充分体现在他的“学术企业家”素质上，也体现在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特别是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发展方面的不朽贡献上。他的筹款才能，最初显示在美国政府将刚成立的新中国视为苏联伙伴而予以孤立政策之际，加上麦卡锡主义在国内以“丢失中国”为由而兴风作浪之际。费正清着眼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研究。而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往往首先需要获得理解，后来才会有稳定增长的财源。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一开始也是没有雄厚的资金来源。他在这方面煞费苦心，四处化缘，跟金融界人士和政府部门负责人会谈，并且提出一些可能引起有关方面兴趣的课题。费正清寻求各种基金会对研究项目的支持，正式开始于1951年。在刚开始的五年内此种方式收效甚微，但有一个项目还是取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即在赖肖尔的配合下编制了一份哈佛大学与东京东洋文库研究所之间的交流计划。这个计划是费正清在1952年至1953年逗留日本期间就产生的打算，这个计划可以同时促进太平洋两岸的研究。费正清在给福特基金会的康德利夫的信中说：“一个由日美联合管理的共同基金，它能够拯救日本人的思想，这个计划大概要比我们拯救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还要快”①。这期间也存在一些失败的研究计划，包括在1951年费正清所设计出的在哈佛大学发起的2项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协作研究计划，其一是有关“货币和信贷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发展”，其二是“现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意识及社会变化”，这两个课题的设计就是为了筹款。要实现募款成功，费正清在提出项目之前曾建议集中一些教师的才智对各种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从印度尼西亚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政治表现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此外，他还不断重申要不择手段地获得基金的设想，正如他在1950年夏对其同事杰罗姆·布鲁纳所言，我们急需在“中国问题研究与宣传的艺术性之间，实现某种合法或不合法的结合”，他将上述计划比拟为“对中国人民作宣传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介于学术研究与情报研究之间，并包含了一种对“与西方接触之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评价，以及对“美国政策和宣传成果”的概括性研究。费正清对这种“合法或不合法结合”意图的更直接阐述，出现在给赖肖尔的一封信中，“我们在反对俄国扩张及共產党人颠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正在证明社会科学在指导政策、解决重要问题中作为研究工具的价值”，这个领域和这个国家都需要一种更大的研究努力，因为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困难重重，在作出重要的战略性决策的过程中深受挫折。② 可惜的是，尽管使用了冷战的词藻并强调了与政策的关联性，但福特基金会一时还不理解他的观点和心情，拒绝为这个计划拨款10万美元。不过，与福特基金会这种断然拒绝资助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刺激人的还有漫不经心或不屑与鄙视的冷漠。如1951年晚些时候，费正清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保罗·巴克提出用一小笔预算出版一份有关远东问题的中西方新书目录通讯，这一要求被婉言拒绝了。向俄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德·克拉克洪提出的给酝酿中的研究民众信念的项目提供一个办公场地的请求，得到了一个不怎么礼貌的答复。克莱德·克拉克洪对他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的本领或长远目标并不抱有幻想：“以你平时熟练使用的本领，你已用一种使拒绝变得困难的方式陈述了你的情况和理由。坦诚地说，亲爱的先生……我并未因那种无根据的怀疑而感到吃惊，即你正在使用那种被俗话称作为‘向上爬的老手法’。以下是最正式的通知：俄国问题研究中心无论如何不会准备为围绕在你辉煌的亚洲帝国周围的各种各样可尊敬的个人，提供20张或甚至是2张书桌”③。
资金暂时缺乏没有使费正清气馁。1955年，他特别大胆地提出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思想为主题的研究课题，另一个以近现代中国经济为主题的研究课题。这两个研究计划在范围和题材上与1951年设计的两个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集中在一个国家，即中国，并被限制在具有中国问题知识的学者范围内。在申请论证书中，费正清重申了有关学术的价值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老调，他认为从学术观点来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有可能把中国介绍给政治学家，并探索“未来中国的潜力”，从国家安全观点来看，置“这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于不顾，不再是安全或明智的了。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急需测试中国共产党的潜力，并阻止该政权要求履行的权利”。这两个研究项目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于1956年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研究”。令人激动的是，这次研究基金的申请，费正清获得了个性化的成功。卡内基基金会拨出20多万美元支持他提出的第一个课题，这笔捐款使得他在1955—1965年间能够组织人力展开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虽然资助条件暗示着要求联系当代，但研究仍大量集中在前共和时期，在20多篇论文中，仅2篇是考察共产党时代。1959年秋，在新罕布什尔州拉科尼亚，距离费正清的富兰克林避暑别墅仅几英里的斯蒂尔山庄，费正清组织了一个题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一位政治理论家朱迪思·施克拉和15位对中华帝国政治有兴趣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就一个稍作改进后将在未来几年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会议进行了五天，提交的论文虽然有所整理，但论文集的出版商却没有遴选好，没有出版论文集。第二个课题引起了福特基金会的兴趣，该基金会在1955年捐出27.8万美元，1957年追加拨款30万美元（包括准备研究员基金，帮助已经培训过并愿意开始或继续从事语言学习的经济学家学习语言，以及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职位）。两笔款项使费正清及其同仁、学生得以对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方法、范围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样，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会也在斯蒂尔山庄举行。尽管有一个广泛详尽的会前计划和令人兴奋的讨论过程，但也一样未能产生一本适宜出版的论文集，这使费正清深感失望。后来他对这种局势作出这样的解释：“时机尚未成熟，或者更确切地说，论文提交者的文章还没有达到一个同等成熟的程度，产生一个足以引起共同兴趣的兴奋点”。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参与者的水平有限，费正清的首批两个研究计划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它没有多学科的或具有当代战略意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表明，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内部结构以及起步成长缺乏时间的磨炼，“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出版的东西，已比在当代中国方面出版的要多，因为在中国问题研究成长的这个阶段，较杰出的工作正在该领域的这个部分进行”④。福特基金会资助费正清的第二个申请项目，实际上是它捐助中国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两个专项之一，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的人与政治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获得了42万美元资助，哈佛大学获得了27万美元，其数额都相当惊人。不过福特基金会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两个项目是研究现代中国而不是古代中国，是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历史研究。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