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与现实路径，政党政治沟通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政党政治沟通是政党在发挥国家与社会中介作用下的政治沟通，它对国家、社会和政党本身都有一定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机制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意义是非比寻常的，它不仅对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且对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影响。
一、厘清政治沟通、政府沟通与政党沟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主要有三种。有的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主体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这种研究范式侧重于政治信息在沟通渠道中的流动，而相对忽视政治态度的相互影响与政治共识的形成机制[参见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有的学者从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把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系统获取、存储、处理信息的过程。这种研究范式重点关注政治系统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及其反馈，既强调信息的传递，也强调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观念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它侧重于政治溝通的内在本质的逻辑推理而忽视外在表现的研究[参见周清《试论执政党社会沟通机制的内涵及其基本功能》， 《求实》 2006年第1期；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沟通是促进合作与交流的过程，是掌握政治资源的一方为了协调不同利益要求、实现共赢的目标而通过一定媒介进行政治交流的过程。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信息的流动，而且强调政治沟通主客体之间的共识形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政治沟通实现的文化机制问题[ 王景玉《试论政治沟通》， 《南都学坛》 2006年第2期。]。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给政治沟通下一个定义：政治沟通就是政治主客体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通过特定的媒介，进行信息传递，并就有关公共事务进行协商与对话，以达成共识的过程。[谢金林，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社会科学》 ， 2009年12期。]
相应地，政府沟通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对信息的沟通达到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适应和控制环境。政府沟通从广义上既包括了信息、思想、观点和情感等在行政体系内部各部门、层次、人员之间的传递和理解过程，也包括了信息、思想、观点和情感等在行政部门与外部环境主体（ 媒体、公众） 之间的传递和理解过程。政府沟通的目的既包括政府直接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也包括了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与公众沟通相关的意见、看法、建议和批评等。政府沟通的有效与否、效率的高低从根本上反映的是政府行政能力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代表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效益高低和效能水平。从政治参与的角度上说，有效政府沟通还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公众对政府诚信的认可度和政府公信力水平的重要途径。
与政府沟通一样，政党政治沟通也是当今政治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托利早就指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它们。”政党政治沟通即是指政党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各种沟通方式、行为和机制等等的总称。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政治沟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决定的。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各个要素中，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权力格局，现有的政治体制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内涵，即在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政治信息传递与交流，并接收其他政治主体的反馈，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包括四个层面：党内沟通、党政沟通、党际沟通和党群沟通。本文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与社会的沟通，因为这既是一个热门的议题，又是打开认识政党政治沟通的一扇大门。
二、价值评析：认识政党政治沟通
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型政党转变到执政党的，其执政特点难以摆脱革命型政党的色彩，例如权力的相对集中以及动员体制的高效等等。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中的“中轴”性地位。介于此，我们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的内涵和意义时，就不能脱离它的“中轴”地位，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政党的理论框架来生搬硬套地分析中国共产党。
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沟通来看，分析其价值有重要的两个层面：增强政治合法性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稳定来看，政治沟通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合法性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政治事物所具有的的被公众普遍认可、承认、信任和尊重的客观属性。简单而言，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政党具有权威并且这种权威得到民众的认可。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威和认可主要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来获得。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这种合法性就始终存在。维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但要依靠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保持与民众良好的沟通状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党的政治沟通有利于塑造政党的形象，消除政治上的误解，最终实现民众对政党权威的认可与服从。
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政治统治权力的获取必须具备政治合法性。从积极方面看，如果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具备政治合法性，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认同并且支持统治者的统治，其统治地位就会因此更加巩固和持久。从消极方面看，如果统治者的政治统治缺少甚至不具备政治合法性，则人民群众对其统治就怀着不合作的态度，甚至采取对抗的行为或者反动的行动，统治地位也因此会动摇以致崩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具有非常稳固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通过维护人民当家做主权利，获得极强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政治统治的持续进行也需要政治合法性。亨廷顿认为“‘现
代化有助于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这一命题潜在的指明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首要的不是自由问题，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统治与被统治从来就是相对应的概念，统治者的统治需要靠被统治者贯彻其制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来实现，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标。因而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直接就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又将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为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府，往往主要靠强制力来维持统治，其最终结果往往是该政府所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体系被彻底否定，该政府所依赖的“宪法”和法律也被废止，整个社会秩序重新构建，政治统治因为政治合法性的缺乏而无法持续下去。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体制的转轨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基础有所流失，尤其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政治稳定。为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与社会的政治沟通，采取果断措施，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促进政治稳定。
在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来看，政党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和工具登上历史舞台的，它起到了连接公共权力和民众的桥梁作用。这充分说明，一方面，政党只有得到社会上相当多民众的支持，它才能生存和发展，才有希望执掌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另一方面，政党即使在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也必须充分代表社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防范其被公共权力所腐蚀和同化。因而，各国政党都十分注重加强政党民主建设，提升民主执政的能力，强化与民众的互动和交流。政治沟通无疑是提升政党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意。民意就是民众的呼声、需求和民众的愿望。民主政治首先体现为政府要体现民意，政策要反映民众的需求和满足民众的需求。合理、科学地了解民意离不开政治沟通或者说政治传播。没有政治沟通，政府就无从了解民意；没有政治沟通，民众也无从了解政府和政府官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是“善治”，这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官民共治，而官民共治的前提是政治沟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调整，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表征，也是转型期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样一个既是“改革机遇期”同时又是“风险高发期”的特殊历史时期，迫切需要政府改进原有的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治理水平，要求其在满足多元化需求和协调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方面大有作为。这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内部改革可以实现的，它必然体现在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具体过程和服务细节当中。政府是否有能力通过创新和完善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规范和调整政策执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协调和利用社会各方利益主体来共同应对和消解社会冲突矛盾，将直接决定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管理效能和信用水平。现在，政府通过如选举、听证、民调以及转型期多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和网络舆情应对等主动的社会动员行为，扩充政府与公众交流的领域，使公众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活动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增加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期望，从而积极帮助公众认定自身的社会主体身份，保证公共利益的还原和实现。
三、党政互动关系下的政治沟通
政党与社会沟通的变革缺少明晰的方向，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主要障碍。走出这一困境，须从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入手，分析政党沟通的应然形式。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民主形式，强调党的领导要通过非党组织中的党团来实现，表现为在一切政府机构与人民團体中都有党团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政党与社会的沟通，主要是依托政府与人民团体来完成。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政党融入国家政权，而代表社会的人民团体也因政党的全面介入而政权化。也就是说，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成为沟通社会的国家一极，在政治生活中，呈现出组织结构的同质性。
就沟通方式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沟通原本是嵌入式的，群众是被动的受众。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是启蒙、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帮助、依靠的对象。但伴随市民社会的到来，群众主体意识增强，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多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在互联网集聚效应下，当个人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不是政党走进乡村，而是群众走进政党，走上街头，表达利益诉求，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动员型政党始料不及的。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拒绝越级上访，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地方党委与政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沟通社会的技术手段。然而，缺少制度变革支撑的互联网平台，同样存在着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的同质性，表现为多数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同时也是地方党委与人民团体的网络平台。走出政党沟通的困境，需要破解政府沟通等于政党沟通的认识误区。基于现代民主的执政理念，党政分开成为建构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的行政主体，政府执行政党意志治理国家成为政治共识，同时也是思维定势。问题是，在社会领域，特别是社会沟通领域，以政代党会影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因为政府在国家治理中一定会出现矛盾冲突。消解这一冲突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显然，能够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体只能是政党，政党原本就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政党沟通理应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方沟通，其中，政党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
检视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厘清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团体，也就是人民团体的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群众团体的面目动员民众，原因有二：一是秘密革命的性质，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以公开身份动员与组织民众，群众团体的外衣给了政党合法的行动空间。二是通过群众团体动员民众，可以把政党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转化为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彰显政党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革命动员的民主路径。夺取政权后，政党社会身份的合法性，使得第一条理由已不存在； 而国家由动员到治理的任务转换，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需以群众团体的面目去动员民众。同时，国家治理强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在多元社会沟通中，政党的在场无疑还会因其贴近群众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灵活掌握、区别对待。譬如，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政党与社会沟通最好通过工会来完成，因为非公企业中，工会的合法身份不仅为沟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也使得沟通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党与社会沟通的观念变革更为紧迫。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西方价值观对国人的渗透与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西方各国政党沟通社会的政治技巧通过互联网传到中国后，西方民主的示范效应，无疑会放大中外政党社会角色的差异性特征，加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值得反思的是，作为政治技术的社会沟通手段，原本就不具有国家差异，对人类政治文明不加辨析地一概拒斥，只能有损政党乃至政权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政党植根社会原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看家本领，执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就是继承传统政治资源。所以，中国共产党需要正视这种挑战，学会应用而不是逃避。
直面挑战，转变理念，提升技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完善的目标与方向。必须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沟通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相适应的沟通模式，实现政治沟通的创新和发展。完善党的政治沟通不仅需要确立系列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还要有一些具体的完善措施。整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思考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机制，即培育优良政治沟通文化、积极拓宽政治沟通渠道、加强政治沟通制度建设与综合运用多种沟通方式。
总之，有效的政治沟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执政至关重要。要进行有效的沟通，政党系统必须同等注重沟通的关系和互动两个维度。只有既关注有效信息的获取和把握，又能够把信息成功转化利用，实现互动维度和关系维度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