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爱推秘书网>专题范文 > 公文范文 >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

时间：2023-05-06 17:24:02 公文范文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是指政党文化对政党自身体系之外的社会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功能作用，主要指它对政党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功能作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在驱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确立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等功能；在引导政治发展方面，具有规范政治发展方向、规划政治发展路径、培育政治发展的心理环境等功能；在引领社会文化方面，具有整合文化资源和传播优秀文化、勾画文化发展的蓝图、为民族精神提供精神资源等功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外向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2-0032-07

根据政党文化对组织内部建设和对政党组织外部世界发生的不同功能作用，可以将政党文化的功能划分为内向性功能和外向性功能［1］。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是指政党文化对政党自身体系之外的社会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功能作用，主要指它对政党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功能作用。由于这种作用指向政党组织之外，因此被称作外向性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个变革社会中惟一的执政党，它的政党文化具有一般的政党所不具有的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功能。

一、驱动经济发展的功能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直接论证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显示，在新教教义中，尤其是加尔文教教义（这是新教在荷兰和其他国家中的变种）中，天命（the God ordered）对辛勤工作、诚实、严肃、节俭和惜时（金钱与时间这二者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等品质的强调，对导向商业与资本积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其他基于不同宗教之上的社会却缺乏这些品质。韦伯认为，正是新教所宣扬的这一套价值，为一些国家勇往直前、而另一些国家落后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2］(P72-73)。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Clelland）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表明，个性因素，即渴望通过竞争取得功成名就的倾向既能解释个人成就，又能解释不同社会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上的差异。他们认为，个人渴望成功的倾向是根深蒂固且较为永久的，这种倾向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关，它的孕育发展是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前者是指早期的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样式，后者是指孩子的社会化。具有“渴望成就个性”的个人在某些社会反复出现达到足够的频度时，他们就可以被视为这一社会的典型，并成为这一社会文化的一个物质。这一研究有力地论证了文化因素是影响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变量［3］（P369-370）。

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他们提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中，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是由诺思提出来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其次，意识形态所内在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明显地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耗费的时间和成本；第三，当人们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合理解释，即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包罗万象的费用。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的，它包括道德和伦理法规。意识形态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基础。一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只有与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协调起来时，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减少摩擦，达到制度安排均衡，实现其预期效益［4］（P193-195）。韩国学者咸台炅在综述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经济功能。他指出，在非制度安排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优势，党可以使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生成，或者促进其向这个方向变迁，这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中党的重要经济职能。比如党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的累积进行补贴，可以极大地节约治理国家的交易费用。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作为在中国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包涵许多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艰苦奋斗的作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以及科学发展观、公民财产权观念等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因素。

1．确立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在社会运行的层面，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5］)(P40)。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念，主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和苏联的实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形式方面以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由于这些理念在苏联得到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党内深入人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邓小平的论述之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P373）这一论述重构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机理和目标图式。在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在党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最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2．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党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精神动力的功能更加明显。这也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党的思想路线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不竭的创新活力。有学者认为，中共政党文化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来源，在于其不受任何陈旧观念和教条拘束的开放性特征，即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美国学者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借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概念解释中国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创新速度快于问题发生的速度［7］。拉莫的这一评价，其实正表明，中共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共创造出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

其次，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激发起全国人民的信心和热情。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目前，第一、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现，正在向第三步战略迈进。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新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科学务实、催人奋进的经济目标激发起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正如帕森斯指出的那样，工作在通常意义上不是“经济因素”促动的，而是内在价值的一种表达［8］(P79)。

3．政党文化中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念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包括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都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工作展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又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口号。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观念的确立，必将进一步促进广大人民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财富的活力。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公有制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使在改革开放的10多年后，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仍然是理论讨论的禁区或敏感区，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性的歧视。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党和政府开始鼓励民营经济或私有制经济。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这一建议正式上升为宪法条文［9］。十七大报告还明确表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二、引导政治发展的功能

政治发展是由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在政治时代，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把政治发展作为自己走向未来的前提之一［10］(P213)。文化与政治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上，有一派从文化领域来促进政治发展的“心理文化更新论”。这派观念认为，心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它们既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指导方针，又可以作为鼓舞士气的理想，促进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受，心理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比政治制度更加潜在的决定因素。亨廷顿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政治发展的模式。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同，“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11］(P352)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它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又必然引起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首先，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二者关系的平衡带来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二者关系的失衡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动。其次，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民主文化与之相匹配。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12］(P586)再次，政治文化决定一个国家国民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也影响着人们的参与方式。一方面，政治文化的分布状态反映一个国家国民总体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公民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决定着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态度和行为模式：顺从，有理性的服从，还是激烈的抗争；积极的参与，还是消极的参与（政治冷漠或政治不参与）。最后，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变革［13］(P224)。

作为法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统治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中国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作用首先就表现为中共政党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按照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观点，在政治精英间达成同意的行为，依旧能够维持对社会的有效的控制，即便这个社会有着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语言的、地域性的、文化的、种族的和民族的分化［14］（P170）。由此推之，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强有力，只要中共党内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便一时难以在全社会建立起完全同质的政治文化，也能够有效地按照党的意图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规范政治发展方向。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政治发展提供一个未来的方向和图式。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为中国政治发展前景提供的最终政治图式，就是共产主义。中国政治现代化不仅具有民主化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社会主义化的特色。以社会主义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则是人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政治的核心从人对人的统治状态，转化为自由人共同体对社会实行公共权威性的管理；国家权力回归到全体社会成员手中，政治回到社会；社会成员的基本经济、文化权利在事实上达到完全的平等，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平等权利直接通过高度社会化得以体现［15］(P267-268)。

共产主义只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诉求，是一个应然性的表达，它的最终到来需要十几代人乃至数十代人的不懈奋斗。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党章的规定，在这个阶段，政治发展的基本图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2．规划政治发展路径。革命或改革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径。亨廷顿将革命理解为1789年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变动，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特有的东西，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相比之下，亨廷顿更赞扬改革家的谋略与技巧，认为成功的改革家一定比革命家更杰出、更老练［16］(P670)。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政治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得到确立，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七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六个方面来进行：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的设计为未来政治发展指明了具体的路径和方向。

3．培育政治发展的心理环境。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结构中，政治心理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作为执政的党和一个具有七千多万党员的巨型组织，它的政治心理在中国社会中具有主导和引导的作用。只要在党内建立起文明的政治心理，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和党员的引导带动作用使这种心理社会化，就会为中国政治发展营造起十分有利的政治心理环境。

政治心理是制约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政治变革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政治心理倾向则是这种矛盾运动的心理基础。政治变革之所以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因为民众心理上已经有了要求变革的愿望；政治变革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顺应了社会心理的要求，顺乎了民意；政治变革之所以失败，其中的重要原因则是违背了民意，或者忽视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和政治情绪［17］(P27-32)。

首先，政治心理是维持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潜在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相对来说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们能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处置不同的政治目标。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则没有那么从容的历史机遇。在西方国家是历时性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具有共时性的压力。于是出现了所谓发展综合征（syndrome）的问题，它们表现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与分配危机。其中，认同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18］(P173)。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党员和公民中培育了对党的广泛的政党认同和忠诚，广大党员和公民对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方针政策的衷心支持和拥护，这种认同感有利于由党推进的政治发展。

其次，积极的政治心理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亨廷顿认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他还说：“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的范围。”［19］(P34)中共自十六大之后，也把政治参与的扩大纳入到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中，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均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近年来，党内越来越强调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内民主不断发展，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越来越广泛，党员政治效能感普遍增强，大大促进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良好的政党政治心理不仅能推动党员参与到党的事务中来，投身到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而且还能通过党员影响周围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推动有序的政治参与。

三、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

政党文化，特别是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文化，与一般社会组织文化相比，对社会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政党文化常常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影响甚至改变其他组织的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政党文化特别是执政党的政党文化之所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执政党之所以执政，本身就表明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得到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其次，由于执政党掌握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使它可以将自己信仰的观念有效社会化，同时可以将这些思想充分地反映到执政政策中去，通过政策实施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变为现实。再次，由于执政党精英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其言行乃至思维方式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从而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导着大众文化的方向。

只有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发展要求时，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历经28年奋斗之后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从一开始就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克服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肩负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又肩负中华民族振兴的民族使命的政党。民族振兴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和现代转型。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近代以来，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使我们无法按照过去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但民族生存方式的改变，若被引导到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方向，就只能是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20］(P69-70)。只是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华民族才有了这种自我设计所必需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这个纲领表明，中共不仅已经有了领导人民进行本民族文化自我设计的自信和自觉，而且有了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在推进民族文化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党主要是用自己的政党文化为蓝本去设计和指导民族文化，用自己优良的政党文化去影响和带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1］(P812)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这些文化资源熔铸为中共自身的政党文化，然后将这种政党文化进行社会化，使之成为全民族的文化。

1．整合文化资源和传播优秀文化。中共政党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主要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形成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共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和一个独特的过程，是西方文化的最高理论成果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显得张皇失措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吸纳先进文明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居所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改变着对方，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质的文化。”［20］(P78)这种新质的文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不断地推进这种政党文化的形成，同时也不断地将这种文化社会化，使之逐步为全民族所接受。特别是在建国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和理想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利用执政的优势，在学校、传媒中大力推进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实现了政党文化最有效的传播，从而彻底改造和更新社会文化。

2．勾画文化发展的蓝图。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建国以后，在文化发展方面虽然也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党始终努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勾画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中共十五大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在文化方面的奋斗目标，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十七大确立的这一目标更加具体化，更加具有了可操作性。

3．为民族精神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又广泛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革命精神的凝聚。中共几代领导人都特别注重政党精神的培育，并把这种精神灌注到民族精神之中。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多次强调要保持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全党大力倡导“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中共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迸发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党精神，这些独具特色的政党精神，是丰富民族精神的重要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艰苦创业精神，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形成的抗洪精神等，既是政党精神的内容，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赵理富.论政党文化的内向性功能［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韩］咸台炅.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罗燕明.中国主流价值观研究：一种理论探讨［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1).

［8］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俞可平.观念的碰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N］.学习时报，2005-12-26.

［10］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的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