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逐步显露，大局稳定但局部不稳定、政治稳定但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要实现长期而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稳定，必须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改变以行政权为主导的一元化治理模式，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有机互动的协作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实现中国社会政治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战略抉择。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转型危机；协作治理；社会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45-06
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而可持续的和谐稳定，不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某个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力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日益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制度调整、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时代暴露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不仅出现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还出现在地区、民族等其他结构因素之中。有效维护利益大分化与制度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长期以来，全能主义和一元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盛行，国家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唯一责任主体。在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这种治理模式尚可应付自如。但在一个日趋多元的异质社会，其治理绩效必将捉襟见肘。培育现代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动员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也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中国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稳定的一般性问题，如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激增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背景下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当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平稳有序的，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它们成为损害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潜在基础的重要因素，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的压力，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功能弱化等。整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危机”，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是经济一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中国目前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存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尚处于基本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具有多发性与复杂性。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仅数量明显增多，涉及的人数众多且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激烈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居民对群体利益冲突的感知非常明显。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诱发原因复杂化、参与群体多样化等特点。在诱发原因上，因社会纠纷、征地强拆和警民冲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较多，其中征地强拆已成为导致各地社会秩序不稳定，诱发舆情事件的重要因素。同时，环境维权和族群冲突作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逐步成为突出的主题。在参与者的分布上，城镇居民稍高于农村居民，社会矛盾存在着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利益矛盾和礼会冲突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同时，青年学生群体和流动人口成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往往熟练掌握网络新技术，便于在网上进行动员，并突破消息封锁，扩大事件影响力。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或不同地区来源的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激化，也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是社会矛盾数量的激增，各种矛盾不只局限于公民之间、劳资之间、干群之间，而且跨城乡、跨区域、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矛盾呈凸显趋势，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难度空前增大，当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利益诉求的表达方面，各社会群体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普遍存在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与表达方式的非法性之间的矛盾，各种非法与合法的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叠加，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相互纠缠，行政、治安、民事和刑事案件相互交织，极大地增加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错综复杂性。
其次，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在当下的中国，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往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展现出来。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利益、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的非对抗性冲突。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激烈程度很高，而且激化过程极短，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多数社会矛盾由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各种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中国政治逐渐步入“集团博弈”的时代。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涉及人员之多、诱因之复杂、危害程度之高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往往更具社会冲击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更具杀伤力，其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能小觑。社会矛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相伴相生，对转型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社会怨气和心态失衡成为诱发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高风险时代。2011年江西抚州的连环爆炸案、2010年福建南平的戮童惨案以及法官、法警、公安民警、城管和信访干部被枪杀、被泼硫酸、被刺死等极端暴力事件频繁出现，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外显的表征。失意群体残酷报复社会的病态行为是社会怨气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期累积又得不到发泄的社会怨气极大地增加了潜藏的政治风险，大幅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一方面，社会怨气是点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都是由于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积聚而最终引发的。一方面，社会怨气也可能诱发残酷的社会报复型犯罪，引起人们的社会恐惧与心理恐慌。如果一些弱势群体在遭受社会不公时得不到及时的权利救济和情绪疏导，随着怨气的不断积聚，非常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一旦受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极可能借机宣泄，出现打砸抢烧等极端破坏性行为，形成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根源于中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内在困境和发展悖论。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代价，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遭遇空前的考验。（2）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日趋严峻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局部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大局稳定、局部不稳定和政治稳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3）中国现行的维稳模式保证了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中国的维稳模式亟需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一般而言，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只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不会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直接因素，执政者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针对种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样也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因为社会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前奏，是催生政治不稳定的土壤，社会不稳定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和显示器。因此，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长期保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管理创新：转型中国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是有效回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转型进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维稳是一种刚性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而其社会管理格局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因此，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而变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过程。借助制度规则的及时完善和调整，及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始终处于一种具有足够弹性和调适性的秩序之内。动态稳定是一种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要实现动态稳定，关键是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时排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而当各种危机事件爆发时，好的社会建设可以起到“安全阀”、“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创新亟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借助党委、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构建立体的社会工作网络，协作生产公共产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在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自律、互补、协同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其次，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动态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的内生力量，构建自生自发型的社会秩序，开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公民社会的主体既包括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公民，也包括代表团体成员利益并高度自治的现代社团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是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国家与社会双方的互动与协调增进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模式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缺陷，不仅能通过自稳定机制确保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而且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维护与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2）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从而平衡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共存，形成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格局。（3）从微观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公民意识成长和个体理性能力逐步发育的过程，而具有民主品格和高度理性的现代公民是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4）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和社团实施利益表达的专业化趋向，为政治系统的稳步更新和保持活力提供了支撑性条件。也能更为有效地疏解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导致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因而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各个社会群体得以按照地缘、业缘等利益分界线组织起来。增强每个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从而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而民生政治有利于培育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民生政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点。有效解决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和他们最关心、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民生问题是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生政治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推行平等取向的社会政策，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民生政治主张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民生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民生政治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民生政治建设有效地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幅度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效舒缓了社会不满情绪。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民生建设理念，不断优化社会利益格局，真正缓和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弥补社会裂缝，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们体验着更多的风险焦虑和转型压力。一方面，政治稳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和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是政治稳定的坚实支撑。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均衡，成为维护稳定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民主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以法治规约公民与社会组织的行为，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成长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积极的政治稳定功能，预防和抑制其消极功能，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是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关键要素。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机制。
三、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夯实中国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虽然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公共秩序构建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稳步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社会自主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生和涌现，政策与治理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执政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实体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多组织共生共存的局面，构建协作治理模式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向，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战略抉择。协作治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的自发性协作和科层等级制的管理。在一个极端复杂与多样化的时代。权力需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社会要求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化而不是一体化。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所决定，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资源适当连接起来。政府能力才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构建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权威对于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依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威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甚至动乱，这就提出了扩张政府功能和加强政府权威的要求。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型期的多中心和协作治理模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执政党和政府是构建公共秩序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组合各种治理资源，型塑现代治理结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政府权威是保证国家现代化变革正常进行和保障稳定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是人为地强制性地树立的，而是以政治廉洁和有效治理为前提的，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同时，政府凭借有效的公共权力，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政治沟通和政治妥协，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政治协调，达成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的有效调解，实现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整合，是维护转型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
其次，优化社会结构与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政治系统能否稳定，取决于该政治系统是否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否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在社会人口总数中占最大比例的中间阶层，通常构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它往往发挥着社会政治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高度，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要以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重点，构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具有极其重要的中介和代表功能、参与功能、服务提供功能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能够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政治僵局，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全能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问题更多地要留给社会组织去治理，各种社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充当政府有效治理和维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转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最后，切实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与协作治理模式，奠定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治理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彰显，各种突发群体性事件频繁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信访洪峰”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需要，构建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是维护转型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综合治理组织体系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是整合所有社会治理资源的主体。虽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但由于社会治理资源的弥散性分布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会管理问题的合作治理与治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各种具有社会管控职能的政法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系统，并通过广泛发动居民参与，构建起有效的群防群治网络，执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组织围绕共同的目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产生整体效益，形成整体合力。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减少了社会调控体系的空隙，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在转型中国，执政党与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构建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是保证超大规模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主要历史经验。这种威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各种新兴的社会空间不断被体制化，与体制建立联系乃至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各种市场组织与社会力量在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制度化弹性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被收购、吸纳或同化，而各种反社会、反国家的犯罪集刚、黑恶势力则被有效打击或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激烈的国际民主化浪潮中，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通过综合治理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统合机制，对巨型社会的平稳转型意义至关重大。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向，也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构建维稳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四、基本结论
社会政治秩序的改善，不仅在于常规服务者能力的提升，而且有赖于政策服务对象的合作生产能力。而这种协作能力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与组织能力，以及基层社会的制度化与组织化水平，尤其是公民的行动能力。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利益格局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交叠共存，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彰显，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明显加剧。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要实现长期而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稳定，必须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限制政府权力，改变以行政权为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积极培育现代社会组织，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多中心的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着力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在民主法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提高其自我管理和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既可以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也可以有效化解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直接短兵相接、缺乏有效缓冲地带所导致的政治风险，进而不断巩固和强化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水平，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实现中国社会政治和谐稳定的战略抉择。
（责任编辑 刘龙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