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具有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和道德属性，它对公民的政治义务、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的德性要求相对优先于对其政治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德性诉求，这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重心由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平稳转型所需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要自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公民的义务类德性与权利类德性结合起来，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条件。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德性；公民教育；现代国家；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74-05
公民德性是现代国家成长的显示器、测量器。卓越的公民德性是国家共同体存续的重要条件，而稳定的国家共同体则彰显出公民德性的社会价值，二者可相互把脉。当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需要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好公民的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引领着公民教育，培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驱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积淀的产物，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位一体，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先进性，这是其根本属性。先进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属性，统摄和支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其它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既是由它的创建者和理论来源的先进性共同决定的，又是由其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是中共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和战略任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既是先进文化的产物，又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反映和预见。因而，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决定着它的性质和方向，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先进性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文化是制度的内核。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与否，关键是看它以及由它组织安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快速驱动着中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这是它具有先进性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显著绩效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的有效证明。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人民性，这是其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以及它的灵魂和主题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和人民之间是一种血肉联系。中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代表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性真正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从政治上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并保障着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上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硬核”，是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保障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社会上看，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又一本质，建设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人民性，提升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维系着社会共同体的稳定。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体现在它的精髓中，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绵延发展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理论资源，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因而，民族性是其重要特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维系着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它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理论源泉，这既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又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实践性。用时代精神改造和提升民族精神，能培育出新的民族精神，而用民族精神充实和促进时代精神，能推进时代精神健康发展。正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双向改造和提升，不仅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和开放性，而且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更加具有先进性、科学性，从而推动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道德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性集中体现在它的基础上，即社会主义荣辱观上。此外，它的道德性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高度概括，全面体现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统摄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它继承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精华，又弘扬了中共的革命道德传统，并结合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为处理个人、社会、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道德准则。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性、时代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表明国家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具有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和道德属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符合当前中国政治发展时代的要求。因而，它是构建公民德性的指导思想，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的内涵、特性和功能。在尊重和保障个人正当权益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依然关切的是公民对他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义务、责任和贡献，这跟当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所需的公民德性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二、现代国家建设的转型与公民德性
现代国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在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中世纪欧洲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二元，乃至是多元的，导致软弱的王权陷于危机，社会失序。废除封建割据的王朝战争制造了国家，但国家也制造了战争。一方面，战争扫除了一个个地方权力中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从而实现了王朝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战争锻造了王权，封建君主变成绝对君主，王室变成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西欧民族主义国家形成的过程。民族主义国家先于民族主义而形成，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战争、宗教改革和重商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形成。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集权要求是通过绝对主义国家来实现的，而绝对主义国家的集权则是由民族主义国家提供正当性证明的。绝对主义君主就是这两种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国王既是国家主权者的化身，也是民族共同体的最高代表。
近代早期国家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将分散在社会中的权力集中于以绝对主义君主为核心的国家之中，这是社会有权可分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是市民社会中的领导者，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绝对专制君主的统治，用宪政主义国家取代了绝对主义国家。人们对绝对主义君主的忠诚与义务转变为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忠诚与义务，国家权力逐渐由封闭性向开放性、公共性转变，现代国家就开始形成了。在主权在民的大旗下，有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他们是现代国家的主人，而无产阶级被排拒于国家权力的大门之外，必然激起他们的本能抗争，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现代国家被迫让无产阶级分享国家权力，西方国家逐步迈入民主化时代。因而，民主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的另一面相。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别于西方国家，它发端于清末新政，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真正开始于辛亥革命。“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3]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在民族危机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首要任务，民主国家要服从于、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中国不具有使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构建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看，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的。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扭转了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王朝权威不断流失，重建国家权威、尤其是中央权威又屡遭挫折的状态，但民族国家建设依然具有对民主国家建设的优先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逐渐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转换，即由国家权力建设转向公民权利建设。在现代国家建设缓慢转型的过程中，腐败和收入差距呈不断严重的态势，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升级，威胁着社会稳定。若要预防和遏制腐败，扩大政治参与，就须限制国家权力，而要动员资源、发展经济、缩小收入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又须加强国家权力，正是这种国家集权与社会分权的两难困境导致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紧张。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封建专制历史长、底子薄和同质化程度低的后发国家，加强国家集权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这决定着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由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转移的长期性，它必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若想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向、减少转型期的阵痛，就离不开公民教育，培育优秀公民德性的支撑。
德性是维系共同体的黏合剂，而共同体是德性存在的载体形式。德性是由共同体与其成员相互塑造的，是人们基于某种共同体的成员身份而参与共同体生活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包括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义务类德性和共同体赋予其成员的权利类德性。人们通常是生活在多个共同体之中，故而他们具有不同类型的德性，通常这些不同类型的德性是交错重叠、相互渗透的。相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社会成员应拥有社会公德，即市民德性；相对于国家共同体而言，公民应拥有公民德性。公民是指具有某一国籍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公民滥觞于欧洲中世纪晚期，是由臣民脱胎而来的，市民是其最初的载体形式。回溯历史，公民理念跟国家观念是同构的，由臣民向公民所发生的里程碑式的转变跟现代国家对公民权利的界定与保护牵涉甚深。“民族-国家试图把教育体制发展成为更紧密地维系其公民的一种手段，当然，任何一个共同体都认为学校应该能够有效地满足这样一个目的。”[4]培育公民德性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现代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权利教育和公民义务教育两个维度。公民义务与民族国家集权的逻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公民权利跟民主国家的分权逻辑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国家为范围的公民及公民教育，基本上与特定政体的维护有关。民主政体必须有热心于政治参与的公民，因此其公民教育必然着重自治、平等、参与等价值；专制政体的国家以秩序与稳定为长治久安的凭借，因此其公民教育就会着重守法、服从、尊重权威、牺牲小我等价值。”[5]318
公民教育源于西方。从历史时序的出场看，西方国家对公民义务的教育先于对公民权利的教育。随着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政教分离的展开，拥有雄厚财产与教育资源的教会学校替国王承担起公民教育的重任，着重培养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忠诚与奉献的社会责任。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公民教育逐渐强调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只会形成浅薄的、防卫型的公民身份，这种公民身份对于权利赖以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维持不会有多大的帮助”。[6]西方国家公民德性成长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培育公民德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发展时代，好公民的标准是不同的，公民德性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尽管当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重心转向民主国家建设，但国家集权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决定着中国公民德性建设重点的逐渐转换，即由公民义务类德性向公民权利类德性发生缓慢位移，但公民责任建设依然重要。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7]在当前中国，培育公民德性应坚持公民责任教育与公民权利教育相结合，一方面，用公民权利教育推动民主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公民义务教育，促进民族国家的巩固。相形之下，公民义务教育相对优先于公民权利教育。
制度德性是公民德性的保障。我国公民德性的培育主要是国家推动的结果，是国家制度创新的积累性结果。2001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对社会主义公民德性最简洁、最全面的概括。不言而喻，在中国，公民德性涵盖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2006年3月胡锦涛在十届政协四次会议上对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八荣八耻”的公民德性，再次对社会主义公民德性作出了生动的概括，易记易循，便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化、大众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概念，并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它不仅提出公民对国家、社会所肩负的责任，而且明确了公民对国家、社会所享有的权利，从而将公民的义务类德性与权利类德性统一起来，使公民德性的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均衡。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优秀的公民德行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转型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中国特色的公民德性
卓越的公民德性离不开公民教育的培养，而良好的公民教育需要先进政治文化的引领。具有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和道德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本质体现，是中国公民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指引着公民德性成长的方向。“教育也可以用来灌输一种政府提倡的意识形态，提供标准的道德观并使人们注重国家的象征。”[9]作为当代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中国政治系统中的“观念”系统，引领着教育公民的方向，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并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顺利转型提供政治文化支撑。
在中国这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里，公民德性主要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的，是沿着培育和提升公民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三条相互作用的路径展开的。从整体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着公民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是中国公民德性和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相形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公民的政治义务、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的德性要求相对优先于对其政治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德性诉求。
政治修养是公民德性的最重要的内容，统领着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政治修养就是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政治义务指的不是遵守某一特定法律的责任，而是公民尊重和遵从政府本身的责任。”[10]22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理想就是中国公民具体的政治义务， 有助于国家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反映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有利于公民身份的构建与认同，推动民主国家的构建。
道德修养是公民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完美的品德，存在于指导我们的全部行动以增进最大可能的利益的过程中，存在于使所有较低级的感情服从于对人类普遍幸福的追求这种做法之中，存在于只有把个人看成是芸芸众生之一，认为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不违反或有助于全体的幸福时才能去追求的看法中。”[11]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理想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国公民的最大美德，有益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道德修养包括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道德权利是一种理想权利，“是从一定的道德或宗教体系的角度反映出一个人应当拥有的东西”；[10]208而道德义务是每个公民对“他者”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公民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统一，这与中国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建构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法律修养是公民知法、守法和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素质和能力，包括公民的法定义务和法定权利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对公民法律修养的培养提出了原则性规定，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公民价值观将公民的法定权利与法定义务结合起来。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对公民的道德权利、尤其是法定权利强调得不突出，体现了国家塑造公民，而不是公民塑造国家，这满足了现代国家建设平稳转型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要求。
在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主要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过程。为了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包括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在内的公民教育，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
首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首要的公民德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最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是维系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这是培育优秀“公德”的前提条件。“公民的德性，其实就是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催化剂与润滑剂。具有此要素，一方面社群得以形成，另一方面社群也才能良善运作。”[5]28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将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和公民的政治义务、道德义务紧密地连结起来，使公民从价值和心理两个层面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现代国家成功转型的前提和结果。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的公民德性。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系统的中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公民的政治义务、法定义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性认识到情感意识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奠定政治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的先进性、人民性和民族性能从理论上对中共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中国发展的重大成就，能给中共执政合法性提供绩效证明和心理支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持续获得是现代国家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再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重要的公民德性。政治文化“连结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界定了群体和组织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边界”。[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党和人民所共有、共享，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的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社会筑牢共同理想信念的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社会公平。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所以，具有人民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和人民能在思想与行动上形成一致性的重要保障，并促进社会公平，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维持了党的团结统一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公民德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现代国家建设稳定转型的重要条件。最后，义务相对优先于权利是当下中国公民德性的显著特点。先进的意识形态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在具有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均具有强大凝聚功能，蕴含着优质的社会资本，能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中国整体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但发展也常导致不稳定，发展与稳定存在着某种矛盾。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将公民的权利类德性和义务类德性统一起来，但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公民的政治义务、道德义务、法定义务的德性要求明显多于对公民的政治权利、道德权利、法定权利的德性诉求，这有助于保持发展中的动态稳定，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从而有利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健康转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8]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教育，逐步将公民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德性，做一个社会主义好公民，将会为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转型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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