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扫清观念障碍，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改革开放｡30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大解放，主要有两次，分别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认真总结和分析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对于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民主法治;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027-05
黄卫平(1954—)，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公务员制度;陈文(1979—)，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城市公共治理｡(广东深圳518060)
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押2008JWJ010)的阶段性成果｡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全国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各种关于解放思想的研讨正在理论界､学术界深入展开｡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避免对其做各种简单化､空洞化､泛化的误读，对于什么叫解放思想?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思想解放有哪些?这些重大的思想解放的特点是什么?目前中国是否正在迎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就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思想大解放的背景和实质进行分析和考察，并结合当下语境进行更深入的解析｡
一､概念界定:何谓“解放思想”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要变革一切阻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1](P117)，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P82)｡
改革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开放是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学习和借鉴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富民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2](P7)
由于改革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和改动，而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因此，改革者必须首先摆脱束缚自己思想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就是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P279)正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才不断地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30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解放思想，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另一次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第一次解放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粉碎了“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关口，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还是另辟蹊径，使党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对“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芽党和人民顺应历史潮流，冲破旧的思想樊篱，选择了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来｡没有这次思想大解放，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不可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第二次解放思想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重回阶级斗争老路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党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宣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没有这次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4](P21)｡正是这次思想大解放，使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摆脱了“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自此，我国开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5](P16)，中国经济像井喷一样高速增长，受到世界的瞩目｡
二､特点阐释:两次“解放思想”的共性
认真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中这两次伟大的解放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具有这样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解放思想的对象都是长期束缚我们的某些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既不是一般意义的公民言论自由和个人解放思想，也不是抽象地从各种错误､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既不是从西方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也不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而是使党从理论教条的羁绊中解放出来｡首先，是要从那些本来就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却被附会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其次，是要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具体论断当作普遍真理的教条主义迷信中解放出来;再次，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合时宜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领袖的只言片语中解放出来｡因此，邓小平极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P143)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从姓“资”姓“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两次思想大解放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作用都特别巨大，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通过解放思想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第二，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尊重科学｡两次思想大解放都是理论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给人类的知识库中增加新的元素和内容，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迷信某些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转变为实事求是地尊重实践､尊重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也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和思想占据党内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加上党内的某些野心家､阴谋家推波助澜，导致形而上学猖獗，个人迷信盛行，将领袖的言论视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致在极端的意识形态偏执下，达到了指鹿为马的荒诞境地｡因此，当党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引导全党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对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同样，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仍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本质｡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再次出现了思想纷争，主要反映在姓“社”和姓“资”的争论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影响到社会生产上，导致经济发展一度出现下滑，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推动了思想的再一次大解放｡因此，当我们党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正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实践､顺应人民的要求，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解放思想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内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最关键的核心人物是顺应时代潮流､洞悉发展规律的党的领袖｡两次思想大解放都是先在社会和群众中广泛酝酿，再经党内讨论和推动，并最终由党中央一锤定音，转化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早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广大群众､干部､党员就在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时，愤怒地宣泄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仇恨，以及流露出对党和国家未来前途的忧虑，这为后来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参与直接撰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们和编辑群体，以及顶着巨大压力坚决地支持发表这一文章的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一批党内高级干部，无疑是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言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表，是他们推动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走向高潮｡在引起争论后，邓小平对文章精神的坚决支持，最终使这场思想解放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事实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党员干部共同推动的｡许多普通百姓，已经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常识中，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更不必说一批有市场眼光的经济学家和有改革意识的党员干部｡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改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再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市场化的导向中向前发展｡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左”的意识形态回潮，一时间有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表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夭折的危机｡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肯定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P375)等｡这些科学论断一举扭转乾坤，推动党的十四大全面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
三､发展态势:新一轮“解放思想”正呼之欲出
如果说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大思想解放的上述三个特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将极大地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走向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解放思想，就是要真正从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作资产阶级专利的意识形态偏执中解放出来;就是要从对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选择权疑虑重重､对建立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忧心忡忡等缺乏政治自信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因为:
第一，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束缚更多，解放思想难度更大，因此，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更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彻底改革邓小平早就指出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P327)等，必然会受到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以种种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名义来横加阻挠｡正如邓小平早已预见到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1](P176)｡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就不可能真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不断提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治意识的增强等，都需要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在必行｡邓小平早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1](P164)我国的改革基本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发展的路径，相对容易改革的领域都已逐步突破，现在面临的最艰巨的改革难题，大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目前我们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地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来逐步解决｡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2](P13)
第三，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已经开展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夯实了社会基础｡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党在民主法治条件下的执政能力｡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中央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精神指引下，全国许多省份的地方党组织和基层政府进行了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有关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和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有300多个乡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班子的直选试点，用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普遍推广｡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5](P16)，并且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自2003年以来，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出现了民间自发产生的基层人大代表竞选现象，以及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的修订，已为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为了更有效地巩固和发展这些改革的成功经验，防止和克服有些地方因为推动这些政治改革的地方领导班子的换届而使改革半途而废､“人走政息”，改变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性步骤长期徘徊的局面，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改革的全局考虑，对我国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展，加以整体规划，为全面落实《宪法》､《党章》中规定的公民和党员的政治权利，制定有效落实各种选举法规的具体执行细则，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和期待｡
第四，部分省市已积极､稳妥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党内有一批党员干部在中央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充分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迅速发展，有必要将提升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软实力”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早已是正在进行时，国家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也必将对国家制度“软实力”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近年来，一些省市均在全省范围内较大规模地成功探索乡镇党政班子的直选和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面对香港将在2017年直选特区行政长官､并逐步直选立法会议员的民主政治发展态势，以及海峡两岸“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局面正在形成，21世纪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走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第五，党中央近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预示着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大解放的高潮即将到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经为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将“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定义，更是前所未有地肯定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一系列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所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6]这些均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了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氛围｡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将有助于再一次推动思想大解放，具体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各种实现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和行使应有的政治权利｡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第三次伟大的解放思想正在开启之中，远没有达到高潮，更没有结束｡从1978年到1992年底约15年，而从1993年到2008年又约15年，也许历史将以这样一种惊人的巧合在中国大地上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高潮，以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这将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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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EB/OL].2007-03-16，人民网.
【责任编辑:龚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