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党的自我改革意识也日益自觉和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新一届党中央主政之初所推行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当下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一场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革新运动，推动自身转型，顺应时代潮流，引领中国顺利渡过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深水区，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以及自我调适，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有着深刻系统的思考。本刊就此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党的改革是顶层设计的
重要内容
《领导文萃》：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倍受国内外各界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谋划中国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推进改革全面深化的重要会议。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期待？
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了三十多年，现在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从过去几年观察，改革的动力不足，阻力加大，共识缺乏，人们的信心不足。新一届中央开了个好头，带来一些新气象，现在又在着手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我看来，这是顺应时代需要、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把这个大事谋划好，就会使人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转型前景注入信心。
《领导文萃》：的确如此，改革的顶层设计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共识的过程。那么，在您看来，应该按什么思路来谋划好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
郑永年：改革既然是全面深化的，我觉得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布局来整体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及体制改革，应该按既有总体统筹协调又有个别突破的思路来进行设计。除此之外，我觉得顶层设计能否成为现实改革方案的关键，是党自身的改革创新。有一点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党的作为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领导文萃》：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创新，或者说她的自我调适与转型，本身就是顶层设计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
郑永年：正是这个意思。人们谈论改革的顶层设计，多从改革的内容，或者多从经济社会文化等体制改革的对象来说的，往往忽视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谋划全面改革，对改革者的改革，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改革改革者”是全面改革的前提。谈论改革的顶层设计，首要的是党自身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媒介（agency），是中国模式的塑造者。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党本身的转型是中国全面改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
《领导文萃》：从中共党史来看，党自身的调适与转型不曾中断过，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转型的特性更为明显。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党的转型的？
郑永年：的确，党的转型问题并非一个新课题。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观察党的转型，即转型的方向和转型的方式。我认为，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党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概括地说，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这是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本世纪以来，党的领导层确定把共产党执政能力问题定为议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第二次转型问题，即如何从一个侧重于行政管理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用政治方法执政的政党。
两次转型三种治国方式
《领导文萃》：您能不能具体谈谈中共的这两次转型的特点？
郑永年：要解释这两次转型特点，首先必须理解中共治国理政的三种方式。概括地说，中共治国理政有三种主要方式，一是革命的统治方式，二是科层官僚统治方式，也可以说是行政的统治方式，三是趋向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
什么是革命式的统治方法？顾名思义，所谓革命，就是要对现存统治制度作一激进的变革。这一目标也就决定了党的社会关系和党内关系的特殊性。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阶级革命必须通过政治动员来完成。表现在党内运作方式，革命及其政治动员也在客观上要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首先是从各社会政治团体向共产党的集中，再从党的下级向上级集中。
行政方法的重点是在维持现存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造现存体制。从共产党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不再出现。在革命方式下，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通过政治动员把自身和社会的支持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在行政方式下，党及其领导人相对地把自身和社会力量分离开来，主要依靠党内精英层，以相对独立自治的方式对社会这一“物体”加以管理。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集中性仍然是其主要特征。党的优先目标是经济发展，或者说通过经济发展而执政，党强调的是统治效率，是决策的有效性。
第三种统治方式也就是政治统治方式刚刚开始，还很难对其特征作概括，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政治方法不是一些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而是阶级的和解和利益的协调；它也不是现存的专业阶层和技术官僚的统治，而是各个阶层通过政治参与的统治。其次，政治方法下的政党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有限政治，即党的权力空间会有所收缩，让出一些空间给社会团体自治。再次，党对政府的关系逐渐地从直接参与转变为通过人大的间接参与。从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来说，因为容纳了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利益，党就需要发展党内的民主机制，来表达、代表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权力的集中程度因此会大大减低，很多问题也因此会诉诸于政治讨论而非等级权力而得到解决。
党的第一次转型的三个特点
《领导文萃》：请您谈谈党的第一次转型都有哪些特点？
郑永年：党从革命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转型，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而达成的，包括组织、意识形态、领导人更替方式的制度化等等。
我们先来看看组织层面的转型。行政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一代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更少地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遇到问题会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积极的政治改革思想，守成有余，创新不足。所以，辩证地看，向行政治理的转型既有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
《领导文萃》：这是您说的第一个特点，也就是从组织形态来说，向科层官僚制转型。那么，其他两个特点呢？
郑永年：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党有两大主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hard power），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soft power）。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不仅支撑着党，而且也支撑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pragmatism）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导改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开始从激进向平和转型。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少有这个功能。意识形态已经从指导政策的功能转向论证政策的功能。
从毛泽东时代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到意识形态淡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也表明，淡化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消极的后果也随之而来。
第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起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而新型的意识形态又未成功建构，使得这种论证合法性的功能减弱。
第二，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一些党政干部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
第三，意识形态衰落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党内的腐败。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的衰落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第四，意识形态的衰落对社会行为也发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人民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能源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接班人问题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接班人问题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但党的高层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加以管理式的解决。
首先是政治退出机制建设。没有政治退出就没有所谓的接班人问题。现存领袖退出政治由新的领袖来继任，这才是权力继承。如果没有政治退出，就必然造成领导层的老年化。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教训。
在邓小平之前，共产党领导层实行的是领导人的终身制，给党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邓小平曾想解决这个问题，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但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前两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未能正常地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在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高层领导人正常退出政坛方面并不很成功。第三代领导人在这方面花费的努力不小。一方面就是培养下一代领导核心。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领导人有较高的共识，不断地为未来的领袖提供各种各样的政治舞台，锻炼领袖素质。此外，高层在“政治退出”及其程序的制度化方面也有进步。更大的进步表现在中共十七大，因为党开始引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党内民主机制来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十八大接班顺利完成的意义就更大了。我把她称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元年。
《领导文萃》：这个评价可能有许多人不能理解。
郑永年：历史的变化常常是时人难以察觉的。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在二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今天的十八大，那么很可能有不一样的意义。她是传统中国政治向现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简单地说，规定中国传统政治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现代政治则意味着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协商、谈判与妥协，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合作。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主要是因为今天中国政治的结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质的变化。
第一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后强人政治。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中国政治的主导者、决策者，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在“一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任何政治。到了邓小平时代，尽管邓小平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绝对的权力，但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党内的“婆婆”。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听取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他们的政治利益，但其还是最后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否决邓小平的决策。但是现在则不同了。在多人领导体制（或者集体领导体制）下，不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客观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说了算”。
其次是利益分布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结构单一，社会普遍贫穷，利益分化不严重。在政治领域，尽管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毛泽东本人可以超于所有政治力量。毛泽东本人可以选择支持哪一种政治力量和反对哪一种政治力量，但他本人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力量。到邓小平时代，如果他要做一重大决策或者执行一重大决策，他开始需要获得党内一些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尽管这样，邓小平时代党内还是能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结构复杂，社会贫富差异巨大，各种利益高度分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反映到党内。党内多元利益化已经是常态，并且没有一种利益能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否平衡各种利益，并获得不同利益之间的共识，是衡量现在领导人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什么要提党的“第二次
转型”？
《领导文萃》：能不能这么说，上述转型的过程还在延续，因为上述转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凸显了很多矛盾。
郑永年：可以这么说，即使乐观地按中共自身的估计，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完成，也要到本世纪中叶，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完成。
《领导文萃》：那么您为什么在前面提中共的“第二次转型”呢？
郑永年：提“第二次转型”，恰恰是因为第一次转型存在种种问题。党用行政方法统治国家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问题。
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没有根本改观。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有所发展，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制度化的水平或者制度化水平很低，往往因人而异。这样的权力结构又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人存党旺、人亡政息”的局面。
党是个组织，有其组织的利益，但党的本意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党成了追求其本身利益的时候，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了，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党也就很难领导社会了。专家治国和技术官僚制度的确把社会上的专业阶层纳入党内，并掌握领导权。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只是被管理和行政的对象，而不是参与国家政治的主体。
以行政方法治国也因此在党和社会之间制造了距离。把社会作为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很容易使得党固步自封，很难吸收到社会上好的新鲜血液。党的基层和社会对党的政策不能有所投入，社会对党的兴趣也随之减低，也很难对党抱有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党服务的自觉感就无从谈起。
上述种种弊端，都需要党做出调适和改革，因此才有第二次转型的提法。
党的第二次转型的要义
《领导文萃》：那么，党的第二次转型，就是前面所说的向政治方法的转型，是怎样的一种转型呢？
郑永年：实际上，一些方面的转型从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党的发展方向。从重建“主义”的角度来说，“三个代表”可以成为一个起点。尽管第二代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但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阶级基础问题。经过了二十多年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后，阶级或者阶层问题复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重新考量党的阶级基础问题。有些阶级如果不能被共产党代表，最终就会“自救”，或者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最终就会站在党的对立面。进一步言，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各个阶级的具体利益之上，党不仅是这些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更应当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协调者。“三个代表”思想顺应时代变化，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和强化其执政党的地位，整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势必是个发展方向。
其次，扩展党的阶级基础。与意识形态重建相关的是，执政党要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这样做是为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党需要尽可能广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党要直接干预社会力量。相反，党要提高其统治效率，就需要调整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是政治统治，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直接的控制，或者说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政治统治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在党强化对政治色彩较重的社会力量的领导的同时，也要从一些政治色彩较为淡薄的社会空间里撤出，让社会力量自治。还可以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治理国家的很多事情让社会、让市场去做。李克强前不久所推出的这项举措，从政治上发出一种信号，让人觉得改革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统治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一方面，如果继续履行行政功能，党的衰落很难得到阻止；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强化。党的复兴和政府的行政功能强化，要求党撤出行政领域。再者，如果党继续履行行政功能，中国的民主化也很难发生，发生了也会导致乱象。民主化一旦来临，行政权力就会急剧下降。撤出行政领域并不是说不要党的统治，而是说党要改变现在的直接行政方式，采用参与政治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的统治。自九十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一些制度发展势头。
一是国家主席制度的实质化。国家主席职位的权力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的作用在第三代领导人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合一的制度。一般认为党的总书记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然而许多功能，特别是国际关系功能，是党的总书记所无法履行的。这种制度为党参与政府提供了一种极其有效的途径。如果这一政治实践能够加以制度化，就可以为党找到一条有效地参与政权的途径。
二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兼任制度尽管还在发展，其前景不很明朗。但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党从行政治理转型成为政治治理，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较为民主的党和政府的关系。首先，它有利于人大角色的强化。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两个相互强化的功能，既能强化党对人大的领导，也能强化人大本身的权力和功能。人大一直被外界看成为“橡皮图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大要员往往由一些社会名人而非政治实权人物来担任。这些人尽管有名，但对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影响并不大。较之社会名流或者退休的党政官员，现任党委书记任职于人大更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其次，这一举措有助于党和民意代表之间建立一个较为制度化的桥梁。人大是个民意机构，但在以往人大的民意很难对政府政策有所影响。如果党的要员亲自参与人大，他们至少必须倾听人大代表的意见，从而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时反映人大代表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理顺党政关系走出重要的一步。参与人大就使得党对政府的干预从直接转变为通过人大的间接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渐渐使党从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第四，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民主机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要防止上面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以下二个问题。首先是如何防止党本身成为利益集团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问题。无论是避免党成为利益集团还是建立代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都涉及到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要避免党的利益集团化，就要让所有的阶级阶层都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而代表不同利益的最有效的机制莫过于民主制度；同样，如果党要超然于各种集体利益之上就要求助于民主，只有民主才能避免党代表部分阶级阶层的利益。通过人大这个现成的民主的制度化渠道，建立代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才能实现党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转型的目标。我是从这个角度积极评价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
政党制度
《领导文萃》：党的第二次转型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改革动力机制问题。人们普遍感觉，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蓝图，而是推动蓝图实现的动力机制。
郑永年：是的，改革的动力机制才是大问题。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这个问题我近几年有了一些新思考，那就是通过开放汲取改革的动力，简单说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领导文萃》：您这个思路与习近平、李克强多次强调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不谋而合啊！
郑永年：我们谈论问题的语境不同，但思维逻辑确实一致。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权。现在这一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者党权。中国老百姓对传统皇权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现代政党或者党权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
《领导文萃》：从对皇帝的膜拜转到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二者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有区别吗？
郑永年：当然有区别，区别就在于中国现代政党的开放性。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领导文萃》：这恐怕只是理论逻辑而已。近年来“官二代”现象广受诟病，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自己上升的路越来越狭窄。
郑永年：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更乐观。我更看重大局，看重趋势。即便是“官二代”现象，它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引起非议也说明它没有制度化、长期化生存的空间。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中共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首先，一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一是前面所讲的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它实行的结果是避免了个人专制；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其次，一党主导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具有较强的政策动员能力和政策调整能力。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由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党权与皇权不同，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不能成为既得利益，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体系和政治过程。政党不开放，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所垄断，不管是政治既得利益还是经济既得利益。一旦被垄断，政党本身就会变成既得利益，那么衰落就会不可避免。
除了强化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 （Mancur Olson）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很显然，要克服既得利益就必须拥有一个克服者，那就是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的政党。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政党变得封闭，社会也会封闭起来。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