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原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改革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强人民的团结、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并非完美无缺。今后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切实感受到、享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回顾；思考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7-0011-05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两个总的目标，一个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看待这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是否成功，既要看它是否推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要看这30年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否取得了大发展。总的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内容和评价标准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且这个民主要高于资本主义民主。人民群众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生活中，获得比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更切实的利益。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目的在于为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谋利益。劳动者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劳动者政治利益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权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还得不到充分的落实。在基本制度和落实这个基本制度的体制之间还存在矛盾，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脱节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矛盾，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完全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兑现这个承诺。
第二，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就是要使人民民主制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根本的方向就是民主化。当然这个民主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第三，浓厚的封建主义残余在政治体制上所导致的弊端，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的发展。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相反，都背负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包袱，中国在这方面尤其严重。我们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却仍然根深蒂固，顽固地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封建主义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所以，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执政经验，特别是教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民主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民主都是比较充分的，因而这个时期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正常的。“反右”运动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因素越来越少，以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民主遭受严重破坏，与民主遭受破坏相对应的是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所以，邓小平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清楚地指明，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大的前提和原则，它划定的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总原则。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由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和任务决定的。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是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基础。而决不是放弃人民民主，搞少数人的民主。同样。要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四项基本原则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走向邪路。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正确面对现实，就不能触及政治体制的弊端，只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政治体制改革就无从谈起；不实事求是，往往会不讲究方式、方法，情绪化、本本化处理问题，就会急躁冒进，到头来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不会成功，古往今来，这种事例屡见不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实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就是要有领导、有步骤，既积极推进，又慎重稳妥。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两篇文献中，对政治
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经典性的论述。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认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国一体本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统治方法，共产党曾经领导人民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很不幸的是这些落后消极的东西又部分在共产党身上体现出来了。“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政治体制改革除了抓住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以外，还直接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这其中尤其以建设法治国家最为重要。
人类的历史证明，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大势所趋，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只有法治国家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也就是建设法治国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但实质是一样的。1980年8月18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一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实事求是地讲，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我国各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选拔人才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邓小平把能否造就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当作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这是具有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严格来讲，这条标准与前两条标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是把选拔和造就人才作为经济上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保障而提出来的。从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促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标准。
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谈话中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次讲话的内容与1980年讲话的内容有所不同。因为这时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展开，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具体，尤其是政局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内容能否顺利展开并取得成功，所以，这时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评价的标准更加具体了。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判断改革的标准时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认为，邓小平所提的这个判断标准是针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也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这里虽然没有提民主政治这个标准，但其实也包含了这个内容。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当然也包括了民主法制这些因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指物质生活水平，也包括政治生活水平。我们不能想象在一个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里，人民会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想象这个国家会有很强的综合国力。
从这三次典型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都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价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标准。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所以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二、对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和几点启示
如何评价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涉及到对过去成绩的肯定，更根本的是将影响到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意义重大。
(一)对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总体上应当给予肯定
一段时期以来。对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绩应当充分肯定。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再不攻坚，只是在外围零打碎敲，将会影响中国改革的大局，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
革，尤其是要转入攻坚战。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回答主持人向他提出的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时，胡锦涛说：“我认为，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
胡锦涛的讲话是有事实根据的。首先，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多次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且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他还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深入下去。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这也说明。我们不仅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改革是成功的。其次，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决策制度、司法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政治体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改革成果。
除了具体的改革成果外，有的学者还具体论证了这些成果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第一，在政治权力的宏观运作中，宪法的权威性获得了提高。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化有了相当的发展。
第二，在政治权力的微观运行中，尽管权力的行使还存在着许多越轨现象，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规范化因素正在增长。
第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是体现政治进步最明显的方面。也是近些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最为直接的表现。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人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状况，应该说确保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是不断改善人权状况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
除了上述三点外，我们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存在一个强有力而又负责任的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载体。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我国公民社会逐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公民意识的普及。目前，中国公民的民主和法制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这是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高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巨大的空间，这也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十全十美。
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些人基本上是依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那么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呢?
首先，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我们不能把当时邓小平针对特定问题的讲话来套用今天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情况。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力度不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具体地看。我们党一直没有放弃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了出来。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就再次明确地肯定了这个原则。其后的任何一届党代会、任何领导人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至于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这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而且这要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
有些人认为，现在腐败严重，是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的。我们不否认腐败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但关键还在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下放以后，还必须有监督和制约跟上，否则，有时权力下放还不如不下放。这正是我们目前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次，邓小平原先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超前或滞后都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关键是看它是否延误了经济体制改革，延误了经济的发展。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看待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即：看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是否增进了人民的团结，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就目前而言，我们完全承认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并非完美和谐，这也正是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标准，踏踏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肯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二)30年政治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第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说过，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其中就包括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改革必须系统进行。那种认为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搞的思想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决不能重犯一百多年前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不但不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反而会招致嘲笑。
第二，坚决反对政治浪漫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有时单纯的主观的好意未必会取得理想的效果。邓小平说：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如何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处理好改革的目标与实际步骤之间的关系，也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党就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三个方面，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优势。江泽民曾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这条根本道路，否则必然失败。
第四，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欲速则不达，同样，贻误战机也必然导致失败。当前一些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一些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严重的腐败影响了一些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这正是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实际上党也一直在这些方面努力。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力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讲得很明确，要通过制度来遏制腐败，同时要让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通过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让人民真正感受到、享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从而凝聚人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责任编辑 刘龙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