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国关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伙伴关系模式”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新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然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弱国选择与强国结盟就需要承认并接受结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如此。1980年代，伴随中关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确立了不结盟外交政策。不结盟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舞台上，可以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作出自己正确的决策，而且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开展全方位外交和实行全面开放创造了条件。19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外交选择。伙伴关系模式的精神实质是追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合作、共赢。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背景相吻合。
关键词：大国关系；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2-0038-07
一、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
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关系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具体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一般是通过军事手段的联合实现政治上同盟的目的。冷战时期国家的结盟一般采取条约的形式，以共同的目标、相似的意识形态和一致的利益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由于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49年全国解放时，粮食和大豆的产量比历史最高年的水平降低了25％，棉花的产量降低了48％。工业生产损失更重，生产资料生产降低了53％，消费资料生产降低了50％；主要工业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比较，降低的百分比是：钢83％，生铁86％，原煤48％，电28％，水泥71％，棉布32％，糖52％。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内外贸易滞塞，物资匮乏。就国内政治环境而言，国民党盘踞在台湾岛伺机反扑，大陆还潜伏着上百万武装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中国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然而，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却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在1945年8月以后得以借助美国的援助，在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抢占战略要地，造成战后初期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仅从1946年3月至6月间，驻华美国海军就帮助国民党运送了8个军到东北和华北，并通过一系列军事物资为国民党输血打气，使蒋介石得以在6月底挑起了全面内战。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1949年春夏，中共虽一度同美国外交官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仍因双方根本利益的冲突而没有任何结果。此后，美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战略包围，并积极策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以各种方式从事捣乱和破坏，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度对中共的政策弹性很大，非常犹豫。1948年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泽东亲自去苏联，他认为毛泽东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的领袖。1949年4月，罗申还向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也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不相信中共能够胜利。5月31日，苏联居然还与名存实亡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华民国交通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民用航空总管理局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之协定》，延长期5年。尽管这样，苏联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偏袒中共的。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中共在东北奠定了稳定的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共，并明确表示了愿意援助中共搞建设的态度。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转向支持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宣布予以承认。
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对日本政策的逐渐改变(由原来的削弱日本，逐渐演变为不过分削弱日本、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抗共产党的岛链部署的重要一环)，中共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0年2月新中国同苏联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直至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谈道：“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苏正式结盟，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侵略政策。中苏签订友好条约后，受苏联影响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也先后承认了新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同时，苏联代表于1950年8月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建议，中国应当由共产党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加入联合国。这一建议在以后的各有关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被屡次提出，而且苏联代表在会下还在各国代表中积极开展工作。其间，尽管中苏之间有一些分歧，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自始至终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