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与增强民族认同是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好象缺乏关联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有助于增强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研究过程中加强民族认同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民族认同；中国化
[作者简介]刘魁，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徐俊，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3－0021－07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认同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如果说近代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政治学尤其是建立在国际主权概念基础上的，那么当代民族认同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建立在文化学意义的、有时甚至是宗教学意义上的。所以当代民族认同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近代的国家主权概念基础上的民族认同遭遇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冲突与危机。从表面上看，民族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毫无关联，但是，考虑到民族认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与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信仰的认同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包括民族解放信仰的中国化问题。所以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危机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一个挑战(近些年所谓藏独问题与疆独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民族认同危机问题)，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就从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危机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内涵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内涵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何谓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学术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一个理论话题。从学术界的讨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主要有如下含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和信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信仰的对象，它是相对于宗教信仰、法律信仰而言的，强调的是信仰对象的差异，以便与其他信仰区别出来。从学术界的讨论来看，这是目前运用最多的一种语义，但它没有回答“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内涵又是什么”。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信仰。在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信仰内涵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信仰内涵，学术界虽然观点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内涵是共产主义，它要达到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把人类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依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物化对人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共产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所指的信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观。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信仰的看法。在学术界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具有变化性、复杂性特征。
在本文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信仰”指的是在上述第二种含义中使用的，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信仰的中国化、亦即本土化的问题。虽然上述三个方面的中国化都是有必要的，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信仰的中国化，这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本文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内涵的中国化而言的，是对我们通常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深化。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过程中，其主要语义如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普及化、大众化，这里主要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普及问题，包括普及与传播的语言的中国化、大众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如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便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强调的是理论联系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发展指南在起引导作用。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开放学说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有阶段性和国别性或区域性的，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东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在中国目前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内涵的中国化。
相对于上述三种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的中国化，并不是一般知识或内涵上的中国化，它是对我们一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信仰层面的深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有层次性的：第一层次是知识普及，在语言宣传上中国化、本土化；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发展指南在中国的运用与引导的问题；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根据本土的情况、境遇与问题而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又具有本土境遇性的新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第四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在普及、运用与创造性发展过程中要从原理层次、方法层次最终上升到信仰层次。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必要性的讨论
1．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问题。一提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信仰危机，所以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这样一些疑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是否具有科学性?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自身已经大量引入原本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要素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值得作为一种信仰进行信奉吗?马克思主义把宗教信仰作为鸦片进行批判与反对，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具有合法性吗?对于这点，人们之所以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受科学与宗教对立关系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往往把科学当成是理性的典范，而把宗教信仰当成是非理性的典范，二者处于对立的两端，近代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更加剧了人们对二者对立关系的认识。实际上，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固然具有典型的理性特征，但科学的发现同样也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宗教信仰虽然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但并不等于说其中不包含有理性论证的因素，建立于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神学显然就具有典型的理性论证因素。即使就宗教信仰本身而言，如果不具有任何理性的因素，那它也是无法与科学、与其他信仰派别进行论辩的。换句话说，科学与宗教在创立的过程中均具有非理性的直觉因素，但在传播与辩护过程中也需要增加理性因素以显示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在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比例有很大区别而已。近现代西方科学是建立在经验、试验与数学基础上，自然有更多的理性因素，而宗教毕
竟是建立在信仰直觉基础上的，其功用也不在于像科学一样对世界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提供客观的解释，而在于解决人们情感上的困惑与终极关怀，所以非理性更多一些。一句话，科学与宗教信仰并非截然对立，即使在科学史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相互渗透、对话与互利等关系，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并不完全是对立的，那么信仰与科学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我们把信仰理解为没有得到确证的信念，那么，科学也是包含有信仰的，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本体信仰基础上的。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其科学性体现在它以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科学研究为基础。其次它具有开放性与实践性，不是僵化的教条，也没有自封为绝对真理，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不断修正、丰富与完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再次，该学说的许多内容，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得到社会实践的多次验证，所以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学性基础上的，所以说是科学性与信仰性的统一。就其解放全人类、追求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信仰本身而言，具有人性需求意义上的合理性，符合人类的终极关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具有科学性。由于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在性或者说客观性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发展与人性需求的价值合理性上。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政治信仰，是科学性与信仰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科学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科学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也就具有合法性。
2．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合理性问题。笔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有人说1989年苏联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是有多种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对立，而忽视了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以致于最终因超越社会阶段而失败。当代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的生命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善于吸收西方国家的长处，同时又因地制宜，坚持自己的原则与特色，所以才能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独领风骚。今天，当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西方国家呼吁的“社会主义中国拯救资本主义”，这更加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主义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光明的。此外，社会主义仅仅只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并非其社会理想与社会信仰。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符合人性追求自由的需求，因此，它作为一种信仰仍然是值得信赖的。
3．马克思主义信仰提法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有信仰的，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列宁在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写的介绍文章中写道，“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在历史上，列宁曾首次明确使用“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概念；毛泽东也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邓小平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宗教信仰提出了一定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妨碍它对信仰的提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最后，宗教信仰毕竟只是信仰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不是一种宗教信仰，二者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从不同角度讲到共产主义信仰。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宗教信仰提出了批判，但也不是完全否定，他们也在不同场合对宗教信仰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肯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提法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
4．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许多人可能会担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本身是一个事实，这如何中国化呢?笔者认为，仅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本身而言是难以中国化的，最多只是表述方式的中国化，其内涵是无法改变的。尽管如此，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还是可以中国化的：其一，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共产主义信仰是以价值引导与社会发展导向而发挥作用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自己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模式与社会发展阶段，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际地位，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发挥作用必然具有中国本土境遇的特征，从而使我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与诠释也会在无形中具有本土的文化印记与社会境遇印记；其二，人类的信仰以及民族的信仰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因为人类的需求是多样的，所以其信仰必然也是多样的，甚至具有一定层次性，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要在信仰层次上被认同，才有可能在信仰、终极关怀层次上发挥作用，否则只能在知识与意识形态层面发挥作用。可是，中国具有自己的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信仰与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与中国内在的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发挥融合作用，才有可能为当代中国人所认同。在信仰融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自然就会向中国化、本土化变化；否则，就难以融入中国文化系统的深层，为中国文化与政治信仰所认同。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可以中国化的。
5．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必要性。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学说与政治解放运动，中国化是其开放与政治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解放运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同时交替进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是中国政治解放与民族解放进程的需要，缺乏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其国际性、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进程也不可能进行得彻底。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试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先锋地位，马克思主义要获得时代性的发展，就必须加入这一进程，在实践过程中得到考验、修正与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价值引导与意识形态引导作用。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进程的逐步推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
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中国还需要成为文化大国，需要成为先进文明大国，要在意识形态上占有优越地位，这就需要中国文化信仰层次上进行不同类型的文明融合，包括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文明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次上融合。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参与这种融合，它就无法真正融入中国文明的血液，就不可能像印度佛教在中国古代史上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就有可能还要多走弯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不仅是中国进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普及与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在内容上本土化的问题，如何在与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进行价值引导与意识形态引导的问题，如何在本土过程中解决时代困境与本土困境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遭遇到了严重挑战。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权威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出现了多中心现象，由此导致了价值多元论，反映在哲学界与思想界就是出现了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由此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所具有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消解与质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权威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怀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随着市场经济、西方民主政治以及人权、自由意识在世界的普及与广泛流行，随着消费意识的增强，奠基于苏东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优越性，由此导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怀疑。
(三)全球化对传统民族认同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是全球化进程本身对传统主权民族国家概念的挑战；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威胁、经济危机的全球化，信息沟通、交通与经济贸易的国际化，都超出了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概念范畴，需要全球应对，需要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伦理。二是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对西方人权概念的片面强化，甚至把人权价值高于主权价值，以人权为由干预它国内政，导致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神圣性遭遇严重的价值危机。三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快速推进，一方面加速商品拜物教意识以及人性的物化进程，也加速了宗教信仰世俗化的进程，对传统宗教尤其是一神教信仰的神圣性产生了严重挑战。可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带来了严重的全球问题，导致人们对“科技决定论”的怀疑，尤其是人性的物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价值危机，因此，引起传统宗教的强烈反弹，引起一些信徒对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留恋，由此导致宗教信仰的复兴。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跨越国界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核心结成了信仰共同体。由于这种信仰共同体是以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并非是以国家主权边界而划分的，由此也导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四是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乃是文化民族概念，是以长期的民族融合为基础而形成的，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大家庭，其价值核心乃是文化信仰与政治信仰，并非宗教信仰，尤其汉族文化具有很强的世俗化特征，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强烈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对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形式的信仰共同体就会对传统的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冲击，由此导致民族认同的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台独、疆独和藏独问题，由此导致对中国民族信仰认同的危机。
以上所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挑战，其核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怀疑，对此，我们已在前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进行了论证，不再赘述。至于后现代思潮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学术界已经对其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批判，尤其是吉登斯、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已经在理论上进行了有力的清算与批判，不足为虑。二是对其中的中国化的内涵提出的挑战与质疑，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与现实根基。如果连中国作为民族认同的实体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了严重挑战与质疑，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三、民族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这一民族认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1．传统民族国家意识的突破或者说跨国意识的出现，是新的民族文化意识出现的前兆，意味着民族概念的重新界定，并非意味着民族意识的破灭，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仍然具有合理性。在近代以前，世界上不是存在以主权概念为依托的民族国家概念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才诞生了这种类型民族国家概念，在这之前存在的主要是王土或封建领地概念。近代的民族国家独立是以摆脱梵蒂冈的教皇统治为前提的，从政教合一走向了政教分离，王权从教权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所以具有资产阶级的民族独立性质，由此形成了以单一民族为实体、以王权为主导的民族认同概念，其主要标志是各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独立的王权体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最早形成的民族认同概念。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闻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和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16世纪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了新格局。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里首先爆发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不过，美国独立以后形成的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是由多种族的移民构成的民族国家，形成了自己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民族文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其特点是摆脱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统治与殖民压迫。
目前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民族意识的变化意味着新的民族形式的诞生。如果说前三次的民族独立运动所要摆脱的都是其他民族或政治组织、宗教组织对本民族的统治，那么这一轮民族意识则很有可能意味着冲破民族国家束缚而形成信仰共同体或日文化共同体的性质。在这里所出现的是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分离，这是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背景上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也是文化融合过程中文化识别的需要，由此对多民族的政治统治提出了严峻挑战。换句话说，新型的民族概念将是文化民族概念，强调的是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而不是民族国家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各种文化共同体及宗教共同体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从经济解放走向政治解放，走向跨国的联合，是人类解放运动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深化。当然，对于这种刚出现的人类解放运动，我们也需要抱着辩证的目光去看待。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人类各群体所处发展阶段不一样，再加上宗教信仰对世俗化的反弹，所以，这种解放运动也将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乐观看待。
2．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土化、中华民族化。在汉语中，中国虽然是一个政治实体概念，但主要的是一个文化实体概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的是，它不是由外来的移民构成，而是由长期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不同的亚文化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民族融合中形成的。所以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人生观、宇宙观与民族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文化体系。从民族构成角度说，汉族虽然在人口、疆域、文化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并不完全是由汉族的文化与农业文明主导的，其中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早已成为其民族文化血液的组成部分。如果仅有汉族的农业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早就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断绝了，中国古代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巨大的融合力与同化力。确切地说，即使是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一说起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就会说到儒、道、释，虽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已经中国化，但是它给中国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新鲜血液，让中华文化在宇宙本体、逻辑思辨、深层心理认知方面得到了迅速提升，产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否则，古老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难以抵挡西方近代殖民者的文化侵略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民族共同体如汉族上，也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宗教信仰共同体意义上，而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意义上，建立在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基础上，不仅占主导地位的汉族自居为炎黄子孙，即使是不少的少数民族也自居为炎黄子孙。毋庸讳言，以炎黄子孙为名号的中华民族概念最初并不包括许多边远的少数民族，但是，由于中原政治统治势力的延伸，由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先进性，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原地区进行融合，在文化上也进行融合。所以，中华民族的内涵后来也就超越了炎黄子孙的内涵，而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国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民族意识，具有文化先进性。
从现实的角度讲，由于近现代史上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以及内战等缘故，“中国”一词虽然主要指中国大陆，但是它也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邓小平“一国两制”政治治理概念的现实运行也说明“中国”概念与政治实体概念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它所体现的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既然“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政治实体概念，那么，在此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化”就符合当代民族概念的发展趋向，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就具有全球化时代民族概念变迁与民族文化融合意义上的合理性。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途径
在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时代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后，我们就可以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途径问题。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途径是有多方面的，限于研究主题与文章篇幅，本文在此只限于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认同”角度进行探讨。
1．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强调其本真意义，更在于从全球化的背景对其进行创造性诠释，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丰富其内涵，例如丰富发展其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权化的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由革命性主题转变为建设性主题，形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2．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的大众化进程的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进行科学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的大众化进程，在大众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权威与信仰权威。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所谓大众化不仅仅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在知识普及、意识形态宣传上的大众化，还意味着在内容上的大众化，亦即内容上的民生化、民主化与民心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权威，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
3．提升民族意识，加强民族文化识别与民族文化认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了加强中国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国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向文化大国的推进，我们要提升民族意识，在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进程中从跟踪西方、模仿西方到自我创造、引领世界方向发展，从全球化的角度加强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强民族文化识别与民族文化认同。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结合全球化进程加强中国民族文化(道德信仰)、西方现代文明(理性信仰)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融合研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为引导、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符合现代文明建设的文化体系，在中国的文化融合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
长期以来，我们非常注重经济的富裕与民主进程的逐步推进，试图通过科学、民主与市场经济推动现代化进程，应该讲这种做法是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当我们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大国乃至成为强国以后，我们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树立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树立我们的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儒学的复兴、国学热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文化认同意识增强的表现，我们需要加强引导，不可盲目批判。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民族教育，加强历史教学内容中民族融合意识，消解大汉族主义，要形成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融合进程中形成的民族认同意识(如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替主导作用、苗等少数民族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一句话，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民族认同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意识，在加强与西方先进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使其具有文化的引领性与时代的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融入到我们的民族信仰、民族身份认同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