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

时间:2023-05-06 12:30:06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关键词]德国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法兰克福学派;国际机制;欧洲一体化

[摘 要] 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在德国起步较晚,也始终未成独立学派,但20世纪具有德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经验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考察德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德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流派,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尽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8—0056—09

德国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起步于魏玛共和国时期。1923年,德国在汉堡建立对外政策研究所,柏林政治学院也开启国际关系领域的教学工作。从20世纪上半叶专注于权力国家和地缘政治研究,到90年代对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批判以及对区域化、全球化的探讨,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继承和发展了康德、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的思想内核,涌现出豪斯霍弗、哈贝马斯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批判社会理论、全球治理与欧洲一体化理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

一、德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带有浓厚英美色彩的“大西洋现象”,国际关系学作为正式学科尚未在德国盛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肆虐,除了以卡尔·豪斯霍弗(Kar]Haushofer)为代表的“慕尼黑地缘政治学派”,支持希特勒鼓吹生存空间和追求阳光地带的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政策,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整个政治学科都处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在20年代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经过30—40年代的初步发展,逐渐形成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其鲜明的批判社会理论著称,它对人类解放主旨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贬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对知识批判功能的推崇、对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讨伐,不仅引发了20世纪中期关于认识论的哲学大辩论,也对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政治体制迥异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在联邦德国,由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曾被法西斯用来鼓吹扩张和种族灭绝,直到60年代中期才建立第一个国际关系学教席,而在高校正式、普遍地开展国际关系科研教学工作则是在70年代之后。

随着1968年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运动的兴起,联邦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阵营发生变化,部分学者继续遵循摩根索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的主流范式,兴起了“慕尼黑新现实主义”学派;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致力于重新梳理政治科学,并将国内问题与科学的民主化视为研究重点。同时,联邦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之后,更加致力于推动和平,政治学者将目光转向对欧洲和平问题的探究。这一时期,和平研究主导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多个研究机构迅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出现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研究。一方面,约翰·加尔通(Johan Craltung)和迪特尔·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将“依附论”引入德国;另一方面,随着联邦德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经济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经济实力如何转化为政治权力”再次成为重要的关注点。70年代中期,区域研究和东西德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东西德体制的比较,并将统一德国这一目标写入了联邦德国宪法。国际关系研究依然是为了向政府提供建议并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但是对科学与政治学之间关系的狭隘理解一度阻碍了国际关系研究在联邦德国的扩展。联邦德国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大多来自国外,而非自身对学科长远发展的创新贡献。

总体上,70年代联邦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继续借鉴和模仿美国理论,例如恩斯特一奥托·岑皮尔(Ernst-Otto Czempiel)利用政治体系理论分析国际政治体系和和平,海尔加·哈夫腾多恩(HeI—ga Haftendorn)等人以官僚政治理论进行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研究,岑皮尔系统地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二是迪特尔·森哈斯和埃克哈特·克里彭多夫(Ekker-hart Krippendorff)从批判主义哲学角度理解国际关系,最终汇成批判主义学派,成为德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

到8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式发展成为政治学下属的次级学科,而此前不仅在塑造国际关系学科问题与方法的辩论中鲜有建树,而且在国际关系学研究团体中也未能彰显自己的特色,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论题领域中还存在从政府中心论脱离出来、向新的有关安全问题的概念转化。80年代联邦德国国际关系关注的重点是国际机制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论题,如跨国主义、全球治理、法治化和社会化,这些论题已经打破国内政治中的等级秩序和国际无政府秩序的二元论,而联邦德国学者首先从经济、政治、人权和环境政治问题着手研究,成果丰硕。在有关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探讨上,联邦德国学者广泛涉及人口、技术进步、族群冲突等国际关系新因素,较早地预见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8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较大突破,逐渐摆脱对美国研究的效仿,不断推动“德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1989年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回顾和研究视角”研讨会对德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进行评估。1994年德国《国际关系期刊》发起的学术讨论,围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能否分析并将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理论化,核心是理性主义理论能否阐释国家间合作的问题。这些学术辩论促成了建构主义理论独有的德国特色。该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和概念的发展,包括有关认识论和国际关系学史上的第三次论战、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话语转换等。二是国际关系的传统议题,包括战争和政治暴力、和平、国际机制和制度、发展理论、外交政策分析等。三是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包括法律化、国际社会化、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超国家治理理论等。德国学者以批判理论代替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合法化模式。

20世纪末,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新争论的出现,开始反思国际关系本体论,在元理论上基本形成了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或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分类。批判社会理论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旨,强调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而非照搬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在90年代建构主义兴起后一直影响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德国学者立足于本国的思想资源,最早对建构主义提出批评和质疑,挑战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霸权”地位,呈现出自己的理论特色,从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异军突起,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科共同体内的一道独特风景。

不能忽略的是,二战后至1990年德国统一期间,民主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构成了德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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