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债务危机在全球化时代成为愈益常见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发达国家。那么引致债务危机的根源究竟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本文对此展开剖析。文章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影响、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以及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是引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政策选择则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王西民(1966—)，女，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上海，200434）。研究方向：宏观金融。
21世纪前后，世界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影响广泛、规模巨大的债务危机，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即发达国家债务危机。这两次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次生灾害，不仅严重伤害了债务国自身的经济运行，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也造成强烈冲击，甚至对世界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认识债务危机的本质，以建立有效的债务危机防范机制，这是当前各国政府（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债务危机困境
债务危机是指一国政府因国际负债过度而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偿付的现象，其严重后果是宣布国家破产而推迟偿还时间或进行债权重组。衡量一国债务负担能力的主要指标有外债清偿率指标（应偿还债务与出口收入的比率）、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的比率）、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和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其中外债清偿率指标超过20％、负债率超过30%以及债务率超过100%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超过3%，意味着外债负担过重而面临债务风险。因此，一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前景、财政弹性、货币稳定性以及社会风险等都是保持债务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世界上殖民地国家绝大多数摆脱了殖民国家的军事管制和领土占领，纷纷走上了政治独立的自我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走上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道路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统治。［１］(16-18)这种经济势力的不均衡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拉美债务危机为导火索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最终爆发，1982年8月墨西哥因无力偿还81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宣布延期偿还债务，随后巴西、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也纷纷陷入此困境。截至1982年底，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外债总额高达5290亿美元，其中拉美国家高踞榜首，仅巴西（890亿）、墨西哥（830亿）、阿根廷（390亿）三国就占41%以上，三国的外债清偿率甚至高达三位数，其他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外债清偿率也达22.3%，外债清偿能力急剧恶化。［２］(37-41)1986年后非洲国家的负债率高达50%以上，债务率也在100%以上，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坦桑尼亚都为债务严峻的国家；亚洲国家的总体债务负担状况虽然好于拉美和非洲，但仍然有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债务大国。
这次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性债务危机表现出外债总额上升猛烈和债务高度集中的债务特点，其影响的广泛性、深刻性和长期性都昭然若揭。首先，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陆续走上工业化道路。就在发展中国家受困于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巨大资金缺口之时，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因其国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导致国内信贷资金需求萎缩，造成资金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回流。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外资流入相叠加，导致80年代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都先后出现了三位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３］(9-16)其次，经济衰退的压力增大。为了延缓偿债时间，发展中国家接受了IMF的救助协调意见，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经济陷入调整之中，债务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一方面，从债务国的国民收入看，由于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降，使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显著减少；另一方面，从债务国的债务负担看，由于美国治理通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和强势美元带动了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普遍上升，债务国债务支出显著增大，因此，入不敷出导致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经济衰退，直至21世纪前后拉美等债务国家才逐步走出债务困境，出现了经济增长势头，宏观经济得以稳定运行。(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困境
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经济步入收缩的调整轨道，国际商业贷款资金逐步减少，国际资金形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流动，1988年发展中国家资金的流出额超过500亿美元。［３］(9-16)虽然利用外债发展经济引致的债务危机敲响了发展中国家关注经济安全的警钟，但这并不能阻止世界上市场经济本位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21世纪前后一些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普遍采用了举借外债和引进外资等方式吸引国外资金，外债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激增。在欧洲，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负债率分别从2003年的94.5％、455.72％、329.74％和374.6％上升至2008年的149.25％、930.96％、421.7％和592.82％，债务率分别从2003年的497.72％、599.53％、4207.74％和410.59％上升至2008年的672.63％、1033.01％、5506.96％和523.59％，两个债务指标都严重超过安全警戒线，［4］(62-67)最终2009年底三大评级机构先后调低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随后国际评级机构对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及西班牙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出警告，欧元区债务危机一发而不可收。在美国，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达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2011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法定上限14.29万亿美元，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至少2.1万亿美元和10年内削减赤字2万亿美元的法案，标准普尔因此降低了美国信用评级，美国债务危机的悬念一触即发。在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其主权债务因能内部消化理应债务负担较轻，但平均每年40万亿日元的国债增长速度使日本税收缺口日益增大，而持续的经济低迷也无助于债务负担的缓解，特别是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的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使本已严峻的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财年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达997万亿日元，债务总水平可能会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7.5%，由此引发了日本债务危机的悬念，甚至出现了日本破产的预期。
目前仍处于演化中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愈益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严峻性和外在冲击的广泛性。在发达国家，当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且缺乏特别突出的生产创造力时，无论是标榜超前消费的美国式资本主义还是标榜超高福利的欧洲式资本主义都难以平衡政府收支，债务负担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在欧洲，债务危机不仅使多个欧盟成员国濒临经济破产的边缘，更直接关系到欧元区的生死存亡。虽然目前德国和法国尚未出现债务风险加大的局面，但受“欧猪五国”（PIIGS）高企的债务拖累，欧元区的整体负债相对GDP的比率已经高达85%，说明欧元区已处于慢性债务危机之中，即债务危机已经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外围国家逐步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受债务危机影响，首先，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从短期看，作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核心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于2011年10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其杠杆化方案，EFSF的救助规模将从4400亿欧元扩容至1万亿欧元，这项保卫欧元、缓解危机的举措意味着德国在EFSF框架内要承担2110亿欧元担保，这对德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从长期看，无论是“外向型”债务危机（如冰岛）或是“外来型”债务危机（如中东欧国家）甚至是“传统型”债务危机（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其经济结构发展都不均衡，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支撑，要彻底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尚缺乏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其次，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增强。在欧洲，福利文化曾在经济持续增长阶段深入民心，带来社会经济与政治局势的稳定局面，但是当经济步入衰退轨道时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集中迸发，导致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在美国，崇尚美国梦的“99%”正经历着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痛苦，它们通过占领华尔街表达了不堪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反映出资产阶级金融化所导致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矛盾，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同样突出，这对未来美国债务问题的化解甚至美国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将产生影响。
二、债务危机根源
(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广泛影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核心要素
债务危机的发生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决定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资本的国际化，即资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增值和垄断利润。国际垄断资本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垄断性和金融性，这些可能是国家主权资本也可能是超出国家范围的国际垄断资本，它们通过国际化的并购行为，在金融推手和市场联动的联袂作用下实现其相应的国家利益或国际垄断组织的寡头利益。［5］(78-87)在全球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表现出对资本贪婪掠夺本性的异常放纵，而且这一金融发展理论主导了世界金融的发展大局，席卷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到这场危机四伏的金融角逐甚至是政治角逐的游戏当中。
首先看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殖民统治取代军事殖民统治，对发展中国家保持着显著的支配地位。经过了“跑马圈地”的资本原始积累，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而且金融理论和技术手段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当这些发达国家因完成工业化改造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并导致国内信贷资金需求萎缩时，为了寻求资本的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巨额的资本输出。而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以保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有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有所加强，许多发展中国家或直接投资兴办企业，或将一部分财政支出用于扩大国家消费以实现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综合发展，这都扩大了资金缺口，产生了资金需求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受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外交错的双重压力下进一步打开了对外借款的闸门，但是，这些借款无疑是有代价的，当金融市场呈现高利率局面而无法维系后续借款时席卷亚非拉的国际性债务危机就无法避免了。
其次看发达国家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处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是以欧洲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跨越大西洋的相对全面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则是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绝对全面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更加依靠资本的全球流动实现其超额利润。［6］为此，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并引领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证券国际化的潮流，在发展中国家被动裹挟其中的同时，发达国家自身的金融风险也不断积蓄。一方面，由于缺乏经济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后吸取了债务危机的教训，加强了外汇储备管理，并将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从过多地依靠对外借款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其对债务风险的警惕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控制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西欧等发达国家也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美国）和实现欧元区统一（欧洲）都更有动力，也更具优势引入国际资金，导致了一些国家政府的过度举债。当国际资金由债权国转向债务国时，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并未能平滑世界金融市场的各种风险，在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不仅发达国家实现垄断利润和寡头利润的目标变得变幻莫测，而且其自身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权力也面临内外交错的各种冲击，反映出这场债务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和深远影响。
(二)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根本因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壮大，金融资本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快速成长，虚拟经济浮出水面。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将低端产业转移出来，不断走弱的实体经济导致其国内失业率提高，劳工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资本的回报率增长，国民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同时对金融产业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6］如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虽然由20世纪末的30%下降至2007年的20%左右，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欧元区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其金融的脆弱性凸现，对政府信誉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可见，当虚拟经济超越了实体经济或者说虚拟经济的虚拟性超越了虚拟经济的经济性而导致虚假经济时，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市，一方面加大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资产泡沫，资金失衡酝酿着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而债务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述：“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7］(273)
(三)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是引发债务危机的外在因素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局势大体趋于稳定，但经济环境却日益复杂多变，其中全球化的作用不可忽视。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的自由化、证券化和国际化趋势日渐显著，许多国家不仅要面对实体经济在关贸协定的促动下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局面，而且还要面对市场经济一体化下金融市场联动所带来的全球性金融风险威胁，内部环境中强化了的对外依赖性与外部环境中的市场联动相互作用，导致内外部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强，这都加大了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发生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其外部环境而言，金融自由化带来了跨国界资金融通的便利性，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或技术合作等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由此控制原料产地并争夺投资场所；另一方面，一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模式的冲击下渐渐打开经济大门，盲目引进外资并不断扩大外债规模，造成债务风险骤增的被动局面。就其内部环境而言，由于发展中国家面对落后的经济状况，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庞大，当全球化的资金流动补充了其资金缺口时，举借外债就成为其不二的选择。举借外债并不必然带来债务风险，但是未能将外债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导致高利率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油美元也成为推波助澜的危机推手，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可见，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主要是外延式债务危机，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更为突出。
21世纪初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欧盟、美国和日本都面临其各自严峻的债务问题，它们虽然在外部环境上表现为金融危机后的次生灾害，但在其内部环境上债务因素却各有不同。在欧盟内部，其分散的“财政”与统一的“货币”构成了独特的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模式，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能力却拥有超支的财政能力，造成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在2008年分别达到5.2%、12.1%、9.5%和14.4%；［８］(64-69)在美国，为了维护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神话，巨额的金融援助迫使政府财政加大投放，致使布什和奥巴马任期内先后共10次提高债务上限；而日本的债务负担则主要来源于长期的经济低迷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2009年政府债务总额达 871.5万亿日元，占GDP比重约为174%，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可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更多表现为内涵式债务危机，内部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
三、债务危机的解决机制
通过债务危机根源的剖析可以得知，金融资本主义并不能挽救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虚拟经济也不能拯救相对过剩的实体经济，［９］债务危机的彻底根治需要达成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的新均衡。从长期看，两次大规模的债务危机虽然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还难以形成明确的、有效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经济模式或政治思想，彻底根治债务危机的良方依然难觅踪影；从短期看，受债务危机冲击的全球经济必须选择突破方向，经济救援和政治对话都成为短期债务危机解决机制的重要方案。
(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机制
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机制之前，有必要先分析其危机发生的时期与特点。众所周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对债权国而言，其处于金融国际化的起步阶段，金融手段较为简单，多以私人贷款和政府贷款为主；对债务国而言，其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实体经济依然存在发展空间，因此，这些金融债务通过债务方与债权方的经济对话达成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在债务处理机制上，首先，债权国的适当让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债权国面对巨额债务负担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减免债务，而是给予一个最优利率以最大限度地回收资金，但是，过高的债务负担不仅使债务国无法偿还外债，而且严重打击了其国内经济。为了避免债务演化为坏账，贷新还旧和推迟还本付息成为解决债务危机的主要对策。其次，债务国的许诺。债务国迫于国际压力采取了应急性的调整措施：一是压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二是调整金融政策，防止资金外逃；三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改善国际收支。在战略性调整措施方面，主要是整顿国内经济，包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工农业比例、实行能源多样化措施和将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１０］(62-67)最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从具有象征意义的“贝克计划”①到具有实质作用的“布雷迪计划”，②由于增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担保，“布雷迪计划”得到了商业银行的支持，同时除了为债务国继续提供贸易信贷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为债务国提供债务减免和新增贷款。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机制表明，仅仅依靠延期付款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反而可能使债务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南北对话则成为促成债务减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南北对话不仅逐步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困境，而且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有限的改善都依然难以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受控于发达国家的双重弱势地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牺牲本国利益，接受严苛的救援条件，以农产品、资源类等初级产品为代价承担了部分债务负担，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依然通过债务技术手段获得了巨额资本利得，既缓解了其国内的经济萎缩又培养了金融食利阶层，金融资本的神化效应也在全球日益扩大。
(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机制
目前正在发酵和演化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处于金融国际化向纵深发展、金融手段和金融技术日益复杂化的特殊阶段，不仅债务种类繁多、结构复杂，而且债权人的构成也较为复杂，其利益形式多变，难以通过经济对话实现债务重组。因此政治对话被推上前台。首先成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为保护欧元区各成员国的金融稳定，2010年5月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并计划于2013年取代目前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授权其担保受困国债券。其次银行增资。为提高银行的风险承受力，欧盟将在2012年中期以前提升银行体系的核心一级资本至9%，并采取市场融资、政府注资甚至启动EFSF资金实施经济救援。最后希腊债务重组。对债权人持有的希腊政府债券进行适当减计，保证希腊债务的可持续，并通过财政约束和经济增长弥补债务损失。
从目前看，作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源头，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1100 亿欧元的希腊援助计划，欧元区也再次通过延长时间、降低利率紧急援助了1090亿欧元贷款，但希腊仍处于国际救援与国内增税、降薪和裁员的激烈矛盾冲突中。此外，意大利2010年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9%，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9.2%，欧洲债务危机甚至欧元危机的悬念依然存在。一方面，在欧元区内部由于成员国国家独立主权利益与欧盟整体组织利益冲突而导致减债策略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欧元区外部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对峙，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通过IMF资金救助欧洲债务国家表示反对，欧洲债务危机如何在国际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游戏角逐中达到均衡而得以平复还将拭目以待。
四、对债务危机根源及其解决机制的反思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30多年中先后爆发的两次大规模、长时期的债务危机，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又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缺陷。这些年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１１］(94-99)资本主义国家标榜的民主政治也陷入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中，反映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极端民主化与超高福利主义的激烈冲突，而债务危机常常成为政客们互相政治提价进行恶性竞争的结果。因此，要根除危机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三方面入手。
首先，在经济上重新认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不再是通过货币—商品—增大的货币（G—W—G"）的转化环节实现职能资本的价值增值，而是通过货币—增大的货币(G—G—W—G"—G")转化方式实现生息资本的价值增值，货币的生息资本越来越超越货币的职能作用而在各种金融工具的掩盖下追逐超额利润，金融资本最终取代了产业资本而占领了经济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全球金融资产急剧膨胀，③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动荡不安。正如法国学者德罗奈所言，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全球化的本质哲学是强化垄断寡头，金融寡头当仁不让地成为金融帝国的垄断资本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失去产业支撑的价值增值只能是一场金融游戏，其结果必然是泡沫破灭，经济崩溃，政府在挽救经济的过程中也只能一次次陷入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国家风险的怪圈中。因此，当金融资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推至巅峰时，是否意味着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契机，是否意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的再建立，这都将给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带来新思考。
其次，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表现出的垄断性和金融性将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暴露无遗，资本的贪婪和财富的分化不仅制造了经济分层和政治派别和社会动荡，也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信贷杠杆对其进行掠夺的结果，那么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无论是外部冲击式的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式的债务危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都表明，简单的、过度的经济扩张是不可持续的，牺牲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持少数人的奢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是难以为继的。虽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繁华的经济表象，但仍然难以掩盖其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激烈矛盾，“占领华尔街”的全球蔓延充分表达了这一诉求。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可能不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动选择，但其不断发酵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交相杂陈将促使其必须做出被动的适应性选择。
最后，在社会上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新平衡。两次债务危机虽然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终表现，但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矛盾更多集中于经济领域，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矛盾则不仅集中于经济领域，还集中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对话与政治对话解决债务危机，④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内在必然性决定其不得不展开广泛的社会对话，采取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债务危机应对机制。对于欧洲，需要平衡超高福利与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防止过高的税率拖滞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其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优势；［１２］对于美国，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防止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继续恶化，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之罪降至最低，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此，面对目前日益升级、较为持久的席卷全球的抗议、示威和游行的国际性社会运动，现有的债务危机解决机制却均未做出相应的回应，社会资本对政治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还难见端倪。如何达成债务危机处理中各方利益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新均衡，是制度困境下通过各方博弈获得债务危机根治良方的最终选择。
注 释：
①三年内私人银行向15个主要债务国提供近300亿美元贷款。
②三年内把发展中国家约6000亿美元的债务减少20%。
③如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虽然由20世纪末的30%下降至2007年的20%左右，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欧元区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④即在各方经济利益的均衡上展开进一步协商和让步，在金融手段上开发了集体行动条款和行为准则等一系列微观技术处理方法，在经济后果的承担上表现为相关利益方风险共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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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 Crisis: Dilemma, Root and Problem-solving Mechanism: Comparison between Developing Nations and Developed NationsWang XiminAbstract: Debt crisis has become a common economic phenomenon in globalization era, not only in developing nations, but also in developed n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ots of debt crisis. It holds the view that global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predominance of virtual economy over real economy and intricac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re major factors of debt crisi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policies is the key to debt crisis.Key words: Debt Crisis; Developing Nation; Developed Nation; Financial Capitalism
［ 收稿日期： 2011.12.23 责任编辑：单丽莎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2)02-00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