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忧患意识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是新加坡社会发展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延续的精神支撑，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内在依据。新加坡依赖性的经济导致经济风险加大，人民行动党对此深表担忧，经济衰退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有很大冲击，人民行动党采取积极措施沉着应对。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在新加坡的政治系统内始终存在着威权与民主的博弈。西方民主对威权体制提出了挑战，同时，新一代民众对政治民主的诉求越来越高，人民行动党通过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逐步放权于民。新加坡国内人才后备力量不足，并且国内优秀的年轻人对政治态度冷漠。新加坡实行海外人才引进策略，提供优厚的条件笼络世界优秀人才。新加坡社会生态错综复杂，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以及多元文化，是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人民行动党抱定忧患意识，小心翼翼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得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民行动党也得以持续执政半个多世纪。
〔关键词〕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忧患意识；经济；政治；社会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D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029－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12YJA810013)
〔作者简介〕孙景峰，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匡 竞，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新乡 453007。
忧患意识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是新加坡社会发展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延续的精神支撑，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内在依据。有学者在总结新加坡发展经验时，将新加坡人具有忧患意识放在首位。(1)新加坡人也认为，新加坡这个小国能够在强手如林、竞争如此激烈的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可能有一千条、一万条的宝贵经验，但其中的核心和关键还是新加坡政府和领袖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准确地说，忧患意识是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2)人民行动党抱定忧患意识，在危机重重中一次次探求到更好的生存机会。“要弥补我们所处的环境弱点，我们一定要保持卓尔不凡，因为是小国，若不出类拔萃就会遭到危险的一种不安意识使人民行动党保持竞争力”。(3)居安思危对于小国来说，更有挑战性。人民行动党的忧患意识贯穿于其执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始终，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过去学术界虽然有学者注意到忧患意识对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意义，但没能系统地分析人民行动党忧患意识的内涵。本文试图多维度探讨人民行动党忧患意识的内涵，以为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新加坡依赖性经济使人民行动党存有经济发展之忧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外国的资本贸易，经济体制的对外依赖性，使得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具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人民行动党如果不能使本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民众就会丧失对人民行动党的信心，进而影响其执政合法性。
依赖性经济导致经济风险加大。新加坡发展实行“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其特征是依赖转口贸易及制造业，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极大，同时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转口贸易受到原产品价格及国外市场的影响，工业发展依赖外来资金及国外市场，依赖性的经济体系远远不能自足，形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投入对其影响巨大。如果主要伙伴国家局势长期不稳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加坡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低迷，同时期新加坡经济也出现了负增长；1985年，受泡沫经济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再次陷入衰退，而同年新加坡经济也受到牵连，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1年，受“9•11事件”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其中的电子装备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加坡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且当年经济和上年相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从以上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新加坡经济严重地依赖国外使其发展受到很大局限，加之新加坡经济总量较小，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新加坡的经济风险加大。
新加坡经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强调：“如果外国投资者撤离新加坡，那么，新加坡经济就像泄了气的汽车轮胎行动不得。”(4)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对外依赖性的深深忧虑，因为新加坡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旦被某种不可预料的事件阻碍，就会立即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无论新加坡的体制多么完善，仍会为不可控制的世界性事件所影响。其实，早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领导人就敏锐地意识到，虽然本国制造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但是过于狭小的国内市场、严重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使其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意识到只有不断变得强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必须自力更生。“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我们正同工业国建立联系，让自己有实用的价值，利用工业国的科技制造它们的产品，再把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逐步改变新加坡生存的方式。”“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5)可见，经济的依赖性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处理国内外经济关系格外谨慎小心。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建设的巨大压力，绩效合法性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果新加坡经济不能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就会对其执政合法性造成强烈冲击，人民行动党面对经济衰退不得不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可能导致人民行动党垮台的因素之一是经济衰退，人民行动党自从1959年以来对经济危机有良好的应对策略，但它们相对短暂，如果经济跌落范围超过一定界限，而且带来极度贫困，将群众置于社会不公平的形势下，民众就会利用手中的选票将人民行动党赶下台。如果人们感到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也许会转向另一面。(6)因此可以说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经济衰退对其执政合法性带来的沉重压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当经济快速发展时，由于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社会上种种矛盾被繁荣的表象暂时掩盖；一旦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出现严重的危机，社会矛盾就会迅速爆发(7)。新加坡总体国情的脆弱性承受不起经济衰退引起的社会动荡，如果经济衰退使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降低，国家会面临分裂解体的危险。
李显龙总理分析道:“新加坡自1959年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好几次风风雨雨，但是每一次都能平稳渡过。因此，国人应该对国家应付危机和挑战的能力有信心。”当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但只要我们理智行事，以大局为重，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一定能够摆脱困境。”(8)在危机中沉着应对，心无旁骛，全力确保已开始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能够持续下去，是政府的当务之急(9)。人民行动党领导人针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局势变革，时刻不忘忧国忧民，通过采取得力措施，尽量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加坡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创伤。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政府通过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型经济，并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使新加坡重新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新加坡经济在过去的岁月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如果故步自封、在变化了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原有的发展政策，势必会由于政策滞后而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全面地对现有发展政策进行深思和回顾，将有利于新加坡经济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引下，新加坡在2001年通过成立经济检讨委员会对以往的经济政策进行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加适合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策。2003年新加坡政府又根据面临的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目标”的报告书，对21世纪前几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新的规划。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充满挑战，人民行动党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惕的意识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人民行动党在通过考验之后，信心倍增，使民众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社会变得更有凝聚力，经济更稳健地增长。
二、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生态使人民行动党常怀政治建设之忧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威权体制，然而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渗入到新一代新加坡民众的内心，民众对民主的渴求导致人民行动党在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难趋平衡。新加坡国民不再服从于家长制的执政方式，希望在国会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决策方式已经引起民众不满，导致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阿裕尼集选区被工人党夺走。工人党“赢得了历史性突破，首次在议会中获得6位竞选获胜的议席，首次在一个集选区获胜，首次获得约40%选民支持。”(10)另外，新加坡近年来优秀政治人才严重缺乏，这使人民行动党对政治建设充满忧患意识，不敢掉以轻心。
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渗透，新加坡新一代民众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2011年大选中首次失去一个集选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新加坡人民的民主诉求，本次新加坡大选被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
纵观世界政党体制，西方的多党制通过党派之间的互相抨击时政以及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起到了较好的执政效果。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民主仅体现在政府管理的形式上，而公民依然无法有效地监督政府、参与政府的管理。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使新加坡威权体制面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虽然人民行动党对这种指责予以反击，但毕竟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影响其固有政治稳定态势的因素。(11)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新加坡的威权制度不符合西方民主自由模式的原则，其民主发展模式是“危险的”。威权体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充足的政治合法性，它所能维持的政治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在过去，人民之所以能够忍耐、同意、甚至要求建立威权政府，目的是指望这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克服危机，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物质文化需要，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威权体制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而长久看来，尤其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是不受欢迎的。威权体制使人民行动党能否在未来政坛继续保持不倒翁的地位成为未知数。
民众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执政党要遭遇更大的政治压力，可是经济景气时恐怕同样也要面对民众对于政治多元化的要求。(12)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入高潮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复杂结构，中产阶级大量出现，他们在满足经济利益需求之后，也产生了多层次和越来越高的各种要求，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民主化的需求日渐凸显。(13)尤其是年轻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呼声已经渐渐增强，他们要求政府持续吸收新成员的价值观、思考方式和反映年轻一代人的想法。新加坡知名作家林宝音说，在人民行动党政府多年治理下，国家向前发展，治安情况良好，政府有很高的效率和政治廉洁度，但是政治上的包容度却有待改进。有时候，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过高，以为政府挥一挥魔术棒便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当政府不能够协助他们时，不论他们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理，政府始终还是受到这批人埋怨没有民主。(14)同时，缺乏治国经验的年轻人把人民行动党为应付各种危机及国家脆弱性而成功撑起的保护伞视为理所当然，无视地缘战略现实和经济社会条件等因素，以致囫囵吞枣地认为西方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模式更为优越，并视之为政治体制中唯一的“黄金标准”，这使其对政治民主的诉求更为强烈。人民行动党必须关注国民的民主呼声，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历史的发展证明人民是社会的原动力，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就好比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经不起任何冲击和考验。“我们的党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才起来执政的，我们要彻底完成五年计划，也必须依赖全体人民的协助与合作”。一个政党必须扎根于社会，人民参政其实是推动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前总理吴作栋曾经说过，任何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必须和本国的民众紧密结合，只有真正地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并且允许本国民众参与大政方针的具体制定过程，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同时，这也可以强化自己的政治责任感。
在世界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加坡必须根据本国长远的利益制定发展方针。面对民间民主诉求的呼声，如果党改弦易辙，可能会被指为行事鲁莽，朝令夕改。但如果站稳立场，不愿改变已作的决定，又会被倒过来指为无理和傲慢。然而，事实证明，行动党政府是个不怕推行不受欢迎政策的政府，不过，它在必要时也准备作出修改。(15)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要在威权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既能推动威权体制的改革，又能维护威权体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因民主的缺失而流失选票，对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来说是一场执政能力、执政艺术和执政经验的考验(16)。虽然改革的过程存在风险，然而人民行动党已经切实地采取了某些举措来适应新一代新加坡人对民主的呼唤。例如政府逐渐将原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管理权下放给下面的市长理事会，在决策层拓展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从而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民主，让基层民众广泛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来。
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只有拥有足够多的优秀政治人才，才能保持国家长久持续发展，而新加坡的现实情况却表现为国内人口基数小，优秀人才储备不足，并且国内优秀的年轻人对政治活动的态度极为冷淡，只能依靠外来人才作补充，这威胁到新加坡的持续发展，人才匮乏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担忧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资源是积蓄，政策是框架，而人才是灵魂。近年来，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出现了大批顶尖人才流失的态势，部分公务员下海经商，对于人力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而言，大量的政治人才流失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李光耀清楚知道最优秀的政治领袖人才不会像奶油那样自动浮到顶部，而是需要从一个比政党内部还要大的容器中过滤删选出来。你必须有系统地从各专业中删选，去芜存菁(17)。人民行动党采取各种措施挖掘国内优秀人才。拥有A Team般的政治领导班子，是新加坡生存发展的关键。新加坡未来要继续发展与繁荣，就必须网罗最优秀的从政人才，继续组成一流的A Team(18)。由于人才需要不断更新，新加坡长期面临着人才缺乏问题。新加坡所实行的人才制度，促使人才都靠着自己的资质、刻苦工作和高度的表现升上来。他们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紧凑而互相配合的核心。如果这300人都同在一架巨型珍宝喷射客机中撞毁而同时死去，那么新加坡就难免要瓦解。这正说明了新加坡在政治、经济和保安领导层的基础究竟小到什么程度(19)。可见，人才缺乏问题是制约新加坡发展的瓶颈。
优秀人才的政治冷漠给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更新换代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宁愿不参与政治，做银行家、教授或其他，希望过安静的私人生活(2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招募新秀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人士表示对从政毫无兴趣。目前，新加坡面临着领导人交替，谁将成为新加坡的第四任总理，谁来组成第四代领导层的内阁，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信心等将会怎样？2011大选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分水岭。吴作栋资政说他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总会思考国家未来领导人的问题，李显龙也对年轻新加坡人是否拥有社会和谐意识和服务热情去推动国家前进表示了极大关心(21)。核心领导层的职位不适合外来人才担任，因为他们缺乏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凝聚力。但是国内优秀人才政治热情不高，李光耀虽然已经退出内阁和中委，但他仍然挂念新加坡政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新一代领导人能够继续像老一辈一样关心政治，把一生奉献给国家政坛，使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延续下去。
新加坡实行宏观的海外人才引进策略，以最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吸引外来人才，以改变国内人才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人民行动党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即所谓的“借鸡生蛋”。 从全世界搜罗人才对新加坡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李光耀曾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外来人才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新加坡要持续繁荣发展，“必须到国外招揽人才”，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新加坡国内人才的不足，新加坡永远无法跻身一等国家的行列，只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2000年3月12日，在人民行动党颁奖典礼上，现已成为新加坡总统的陈庆炎致词，人民行动党要尝试引进不同种族、不同性别、来自公共或私人部门的大学毕业生或非大学毕业生来参选，引进更多能干并具有献身精神的新鲜血液，才能有助于新加坡应对未来的种种挑战。吴作栋曾指出:吸引外国人才是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把新加坡建设成最美好的家园，我们必须从世界各地挑选最杰出的人才，留下世界精英。否则，我们的损失将是双倍的——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及新加坡面对的更强的竞争。无论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经济糟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外国人才为我们的经济增添价值(22)。不过，新加坡靠外来人才的智慧支撑国家的发展，对国家长远发展有一定局限性。
三、新加坡鲜明的多元化社会特点使人民行动党“治小国如烹小鲜”
如果一个国家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相互差异的语言习惯以及多种多样的宗教构成，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面临多元化的忧虑。新加坡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建国模式，其社会生态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新加坡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和帮派构成不仅多，而且差异大。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加之因经济地位不同而带来的阶层差别，新加坡的社会构成就更复杂了，所以新加坡实在是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23)。新加坡要想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时，“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同国际间的一些敏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国内种族问题带有某种国际化的倾向”(24)。这种利益要求多样化的社会生态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使人民行动党时刻小心谨慎，努力协调好各方关系。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共存的移民国家，种族关系在新加坡一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因为种族问题新加坡曾经发生过多起暴乱，并给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维持种族和睦一向是政府的重点任务。随着近年来自中国、印度及其他地方的新移民浪潮的涌现，这项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25)。1964年7月21日，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诞辰那天，新加坡发生了种族暴动，有23人在暴动中丧生，454人受伤。同年9月，又发生了第二次种族冲突，有12人丧生，109人受伤。这两次事件中伤亡者几乎全是华人和马来人。1965年6月6日，在新加坡举行了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代表参加的马来西亚团结会议，发起一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所以人民行动党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敏感、容易出事的问题。凡是涉及民族关系的事情，必须细心规划，谨慎应付。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在新加坡都有代表，宗教关系是个敏感的问题，人民行动党必须小心应对。对李光耀而言，与其说宗教是一个人的精神道德根基，它更像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社会政治现实，具有潜在的杀伤力，不得不谨慎处理，甚至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必须尽可能地加以管束(26)。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出来，处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穆斯林人口大国的夹缝之中。翻开历史，不难看到人民为了宗教的不同相互残杀的事件，就是近年来宗教冲突的事件也使人民行动党必须保持警惕。一系列社会事件警告人民行动党必须坚持不懈地维持宗教和谐，增强忧患意识，才能保持新加坡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建立的社会，由于特殊的建国模式，缺少一个国家应有的文化积淀和语言习惯，并且新加坡曾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存在，殖民者为了便于自己的殖民统治，对新加坡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使新加坡形成了多种语系并存的局面。这种多语系的格局造成了新加坡发展过程中无法推行统一的语言政策，由此而带来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人民行动党自20世纪50年代执政以来，根据社会发展和执政需要推行了主要以英语和母语并存的政策，但是由于两种语言并不是同属于一个语系，并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英语比较强势，而其他语言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另外，由于新加坡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所以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交往过程中大家普遍更加重视对英语的学习，从而导致了功能性单语现象的产生。以英语为主导的英语习惯使其他语系逐渐丧失了发展机会，这样虽然可以给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的发展来看，不利于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保留和传承。
由于新加坡社会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从整体上来说，新加坡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马来文化作为土著文化根深蒂固，印度文化也是不可小视的一种亚文化。但新加坡受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四十多年，再加上独立以后新加坡在经济上是高度自由模式，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浸润到新加坡文化中。社会的多种族性质导致了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27)。在这种形态的社会中，各种文化群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对其他文化产生拒斥心理，导致新加坡的文化冲突不断。多元化社会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凝聚力，共同的文化传统才能巩固社会团结。那些在单一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选择以什么文化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28)。西方社会各种文化中不良思想的侵入会使新加坡社会滋生拜金主义、道德缺失、缺乏归属感等新的问题，离散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人民行动党面临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状况，必须认真对待，处理好文化群间的关系。
正是由于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常怀忧患意识，他们在制订推行各种政策时，其逻辑起点就在于忧患意识，包括其家长式的威权体制与领导人的作风都可以从忧患意识中找到渊源，常怀忧患意识是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成功的一把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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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