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访问法、综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我国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现状、体教结合与举国体制的反思、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进行分析，揭示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所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建议：应建立起业余体育制度，体育应该回归于教育；完善科学的运动员选材体系；提高教练员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意识。
关键词：体教结合 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10（a）-0124-03
Abstra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methods， from our country’s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ed competitive sports person.， the body with educ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sports system and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foreign reserve sports talents and other aspects， To analyze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o reveal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alent training pattern in China and to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ggestions： Amateur sports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sports should be returned to education， improve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selecting athletes， improve coaches"awareness of athletes" cultural learning.
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body an educ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
在中国的竞技体育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举国体制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就取得了32枚奖牌的成绩到北京奥运会中国以51枚金牌荣登金牌榜第一，似乎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体育强国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先后经历了全运会选拔模式、政府主导型培养模式、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等选拔模式[1]。但随着国与国奖牌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面对面的较量和金牌榜的得失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体育理论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被金牌所掩盖。金牌光鲜背后下暴露更多的是举国体制的一些问题。例如：运动员文化素质落后，退役后转型无法适应社会、退役后就业无法保障，各省的优秀运动员分配不均等。这就亟待解决运动员运动成绩的培养同自身科学文化素养结合的问题。“体教结合”因行业间的生硬契合而效果欠佳，将转向拓展体育公共空间的“运动分享”新途径，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构建体育新制度的基础保障，使培养竞技运动后备人才的业余训练在普惠、公平的框架内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2]。1986年初，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生运动队。这被视作高校“体教结合的起点”。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引导下，体育系统开始与教育系统合作出台了系列政策，并就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包括：体工队学院化；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加强体校与普通中学的合作和在普通中学试办二线运动队；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3]。27年后的今天，但各级体育运动学校和业余体校陷入招生困难，众多体校倒闭、后备力量不足，人才缺少、选拔体系严格、学训矛盾提出、体教分离严重导致运动员自身文化水平素质底下等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研究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很有必要。
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
1.1 体教分离
以成绩论英雄，金牌至上的观念对应的是封闭的训练，而封闭的训练是以缺失文化学习、与社会生活脱轨为代价的。学训一存在冲突，这就为运动员退役，或者进入不到上一级梯队埋下隐患。“三从一大”的训练思想根深蒂固，要想运动成绩上去就要提高训练量，导致教练员过于重视训练，长期以来对运动员单一化的训练，忽视文化综合素质培养、与社会发展脱节，使其退役后无法适应社会，除了曾經的高水平运动技能，没有其他生存发展的技能，生活没有保障。甚至出现冠军搓澡工、体操冠军街头卖艺被城管驱逐、卖奖牌治病的惨状，体教分离的培养模式为他们的荣耀背后埋下祸根。
1.2 教练员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及文化学习意识不够
目前各省的体工大队，俨然已经成了运动训练基地，教练在学习和训练中的安排分配不合理，重竞赛成绩，少安排甚至于没有安排文化学习。这样一来运动员训练和学习冲突始终是一对矛盾体，教练在系统的训练中，过分强调大运动量，大强度训练，导致学习文化精力不集中，精神疲乏。“为金牌论”导致运动成绩成为衡量教练水平的唯一标准，所以教练更重视运动成绩，而不科学的训练或者说太大运动量的训练又容易出现伤病。基本上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损伤，曾在国际马拉松赛事中获得过亚军的郭萍，现在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经医生诊断得出结论：在发育早期破坏身体发育规律，过早从事大量专项训练，是郭萍现状的直接诱因。
1.3 选拔制度应更加合理
人才培养途径的单一化，退役安置补贴结构不完整，造成竞技后备人才匮乏和浪费，大量体育后备人才由于伤病导致运动能力下降，而竞技体育是残酷的，这类运动员始终难逃被淘汰后的厄运。而退役后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够，受教育过少，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柔道冠军庄朵朵训练患病，运动成绩下降，而现在基本生活都无保障。另外，庄朵朵还曝光了柔道队内部虚报年龄参赛、克扣比赛奖金、队医无看病资历等丑闻。再如重庆女子青年足球队，运动员没有安排文化成绩学习，而层层选拔的要求很高，以至于被淘汰的运动员出路成为被忽略的问题。
1.4 现有体制下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态度
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各异，对孩子的培养方式也都不经相同。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大背景下，家长认为从事体育训练是对孩子的折磨或伤害，都不愿送子女到体校训练。在体育明星的成功效应下，影响了许多教练员和运动员对竞技体育的态度，认为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高学历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忽视了对文化课的学习。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体育明星都被授予高学历，但事实是他们从未去课堂上课，也不参加考试。最终形成了一个“圈内共同的观念”：优秀运动员理所当然的被授予各种学位.因为他们为地方或者学校获得了荣誉。其实这些都是不利于运动员发展的。
2 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运动员身份
2.1 运动员学生
顾名思义他的第一身份是运动员，第二身份才是学生，其依然是“举国体制”培养模式的产物。只在学校挂名，还是在专业部门训练，或者在校训练是其重要任务，学习时间基本没有。各高校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的特征最明显，文化成绩很差，体育很突出，平时以训练参加比赛为主，常常是请长假参加代表队的训练，为学校获得荣誉后，文化课还能享受“加分”的政策。等到快毕业后才发现与同年级学生相比，自己除了一些竞技荣誉的优势外，文化知识上有很大的欠缺，最终导致就业受阻。试想，如果那些运动员在学校既获得了竞技成绩，又没有落下文化课的学习，这样的学生在就业前景上是不是变得更加乐观。
2.2 学生运动员
对比运动员学生，显然，它首先强调的是学生。体育始终归属于教育，背离了教育初衷的体育是难以长久的。因此，这种提法比较符合教育的终极目标。在艰难的“体教结合”的探索中尤以清华大学的“清华模式”摸索出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后劲十足，同时其模式的优越性也让国人看到了体育回归教育的光辉前景。“眼睛飞人”胡凯，是我国优秀的短跑运动员，他是在2001年的高考中以582分的高分加上他享受了体育特招生降20分录取的政策后，才被成功录取清华大学专攻田径训练。再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女子橄榄球队虽然组队不久，但是实力不容小觑，曾经获得过亚洲大型橄榄球赛事的冠军。这种不影响学业的又具有高水平的运动技术的学生，毕业或者退役后都能适应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3 “体教结合”的理解与“举国体制”的反思
3.1 “体教结合”的理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立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所依附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导致之后的竞技体育飞速发展，在举国体制金牌至上的观念下激发了上层的功利主义，把运动员培养当成重点工作，忽视运动员退役后就业保障工作，大量不能再争夺奖牌的、不能保持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被迫走向社会，做着跟体育毫无相关的工作，有的甚至不能保障自己就业。 随着体教分离愈演愈厉，体教结合呼之欲出。“体教结合”是高校培养高水平、高素质体育人才的重要模式[4]。很多高校通过招收现役或退役运动员来组建高水平运动队，来提高本校的竞技体育水平，但运动员平时都在训练队，只有学校有比赛任务时临时参加，直到拿到一纸文凭。这种制度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反而与体教结合的初衷背道而驰。体教结合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文化学习问题，更重要的是体教合法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局[5]。
3.2 “举国体制”辉煌下的反思
中国的乒乓球一直在世界占有统治地位，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国球。那么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后更是能站在荣誉之巅，退役以后就业支持与路径也比较宽广。例如原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刘国梁、邓亚萍、孔林辉等等。还有刘翔、姚明此类的体育明星也不会担心就业问题。他们虽能适应退役后在就业的社会需要，但都是通过自学来提升自己的。比如姚明的英语能力。但是大批优秀运动员在社会转型的时候不是那么幸运的，例如：举重冠军当门卫；滑雪冠军赵永华欲卖金牌治病这一类运动员存在，不能适应运动员生涯后时代的职业需求。因此，体育应回归教育的本质，使竞技体育回到纯粹的比赛中。而不是仅仅为了所谓的为国争光，一切为金牌服务，在金牌数已经位居奥运会前列的中国应该完善举国体制的不足或是应该将重心转向运动员的身心发展方面。不要以牺牲大量人才为代价去从事本末倒置的无意义竞争。应要让体育的獨特魅力不参杂其他，才能真正的弘扬体育精神，最终才能实现体育的强国梦。
4 国外成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
美国大学在不违背教育本质的前提下流行起一种“补课制度”。为不耽误运动员的学业。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优化了美国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又促进着高中大学体育蓬勃发展。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曾在美国NBA2011-2013赛季引起世界轰动的美籍华裔李书豪就是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体教结合”的典型代表。而在德国，6～14岁孩子从事足球运动主要增强他们对足球的兴趣及球感的训练。提升学生自信心，对孩子进行一些技术和社会能力的训练培养，其中技术训练要求的是一种球与人的一种和谐状态，而不是针对某个技术反复练习。社会能力主要是培养孩子尊重家长和尊重对手的素养。到了16岁以后才是速度和力量的训练。这种遵循学生身心规律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都是综合素质的人，值得我国借鉴。
5 建議
即使我国现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各种弊端，但就中国乃至世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趋势来看，体育回归教育已是大势所趋。甚至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前列。由此可见，体育回归教育，始终把体育当做教育事业上的一个版块，把体育的成功与否纳入教育整体考核中。这种培养模式是符合体育、教育、和个人发展规律的。借用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老先生的经典名言，“失去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6]。
5.1 建立起业余体育制度，体育回归教育
体教结合之所以在基层学校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结合， 主要是未建立和出台适合基层学校的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以及高效、规范的新秩序和强有力的相关配套政策[7]。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回归学校纳入教育系统，依托基层学校，高校办各项高水平运动队。动员学习文化与运动训练两不误。上下各级达成共识，淡化金牌至上的想法，制定各级各项考核制度，加强对“体教结合”培养模式的领导、监督。
5.2 完善科学的运动员选材体系
运动员选材是运动训练的起点，完善科学的运动员选材体系，科学运动员选材能为运动员成才提供可能性，能预测参训候选人的竞技潜力，对不适宜参加或成材率不高的运动员不予可以有效地避免人员的浪费，有效地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建立完善良好的选材-培养相结合的实施模式将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方向。
5.3 提高教练员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意识
正如电影《卡特教练》中的卡特教练一样，要对竞技体育有独到的见解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运动员运动成绩的同时也要不断自我充实，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突破技术瓶颈，合理安排运动训练和文化学习时间。制定完善的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制度，运动员出路问题不能只是一点而过，免除一些运动员退役的后顾之忧，以点带面全身心的投入训练中。
综上，体育回归教育，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回归到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体系中。进行一场对现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根本性的改革，使竞技体育回到体育竞赛的本质中。通过“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来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姜晓珍，刘志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汉文版，2013，42（6）：743-746.
[2]胡小明.从“体教结合”到“分享运动”——探索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新路径[J].体育科学，2011，31（6）：5-9.
[3]郑婕，陈志伟.“体教结合”的内涵解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1）：65-68.
[4]翟丰，张艳平.我国高校现行体教结合模式的比较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4）：482-484，495.
[5]林伟，秦矛.当前我国高校“体教结合”的问题分析与发展对策[J].体育科学研究，2013，17（4）：76-79.
[6]刘丹，肖春飞.何振梁呼吁“体教结合”[N].人民日报，2006-03-22（12）.
[7]张明曦，张桃臣.基层学校对“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认知与诉求[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0，24（4）：4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