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角下的文字学

时间:2023-05-05 15:00:07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文字学(本文专指古文字学)与文化学、音韵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学的研究必不可少的要运用到上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同样文字学自身的研究手段和成果也常常被其他学科所使用。本文试图将文字学放于跨学科的视角下,进行一番审视。

关键词:跨学科;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074-01

一、对文字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所谓跨学科研究又称多学科融合研究,它与单一学科相对应,是指涉及2门以上的学科相互结合、彼此渗透的科学研究活动方式,不仅分别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内部,而且还大量发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李学勤先生曾说“古文字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因此研究古文字除运用语言文字学的方法外,还要注意应用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方法,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文字学与其他学科彼此交融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往往其中一个学科的发展带动其他学科的进步。因此对文字学进行一番跨学科审视是十分必要而又有价值的。

二、文字学与文化学

汉字是人类使用历史最长的文字。它是远古先民们的主观创造,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先民们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凝聚于汉字之中。因此汉字之中饱含了社会文化信息。许嘉璐先生在为《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所作的序中提到“大约十年前,我深感到训诂学、文字学到了必须向文化学领域伸展的时候了……小学关照文化学,从文化学和广泛的文化现象中吸取营养。”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有意识的对汉字进行文化角度地思考了。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楚庄王要表达意思是:古人用“止”和“戈”造“武”字,所以用武的目标应该是停止战争争取和平。在这里楚庄王阐释了自己所认为的“武”字所包含的思想文化。虽然楚庄王对“武”字意义说解错误(“武”甲骨文作“”其中的“”是人脚的象形,所以“武”是行军征伐之意),但这显示了古人对汉字的文化学分析。

黄德宽先生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即是一本从文化学视角反观文字学的著作。他在前言中写道“作为阐释对象的汉字产生于一种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其构形和发展凝结着相关时代的深刻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探索世界及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轨迹,其本身就包蕴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如“父”字《说文解字》说“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甲骨文作“”,字形是人手里拿一根木棒。这很明显地展示了古代家庭当中父亲身为一家之长威严的地位。

如“妇”《说文解字》说“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繁体字作“婦”,甲骨文更形象作“”从女手拿帚意即打扫卫生、服侍他人。而“男”字甲骨文作“”从田和农具。通过这两个字的形体,大概就可以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外、男耕女织、以及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是由来已久的。

由以上所述可知一些社会文化信息是隐藏在文字之中的。通过对汉字本身所包含的意义进行文化学视角考察,可以更好地发掘汉字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研究传统文化。

三、考古学与文字学

考古学对文字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古文字资料即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除极少数是历代相传流于今世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1928年的殷墟发掘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加之后来的几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资料。这些甲骨从考古角度讲是文物,用文字学眼光看就是古文字材料。如今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新的古文字资料不断出土。如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简共有278枚竹简外加1枚竹牍。还有1993年发掘出土的郭店楚简,有字简700余枚,约13000个汉字。这些出土资料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是研究战国时期古文字的宝贵财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发掘为古文字学提供了研究对象并且不断注入活水。反过来看文字学知识也是考古人员所必备的。出土的文物很多都带有文字,解读出这些文字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有一个例子就是1965年出土的稀世国宝“越王勾践剑”,当时这把剑出土于楚国一个贵族的墓葬中。剑身刻有八个鸟篆“”。正是通过对这八个字的解读我们才解开了这柄宝剑的身世之谜。

由此可见,文字学与考古学是相得益彰的。二者为彼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音韵学与文字学

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关于三者的关系段玉裁曾说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而得其义。”古文材料中常有假借,读音相同或相近是假借的必要条件。读音是假借字和本字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因此考释文字阅读古书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学知识。

古文字学专家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学通论》中说 “战国文字资料中通假现象相当普遍,通假字触目皆是,……论定两个字是否通假,首先要辨明二字是否音同或音近。”胡安顺先生在《音韵学通论》中曾专门讲到“因声求义”,他说“因声求义这一方法其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古籍中的借字、讹字多数与其本字的读音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汉语本身具有这样一个重要特点: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意义往往也是相同或相近的。”

以上两位一是文字学的行家,一是音韵学的里手。何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文字考释需要借助音韵学的知识。胡先生则是从音韵学立场着眼道出了音韵学知识对于探求文字的作用。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声同义通”理论很早就被古人运用了,《释名》就是这样一部著作。请看下例:

《释名·宫室》:“房,旁也。室之两旁也。”今按:房、旁二字古音同为並母、阳部,故以“旁”训“房”。

《释名·长幼》:“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为荒也。”今按:兄、荒二字古音同为晓母、阳部。

以上是关于音韵学和文字学两个学科相互借鉴进行研究的考察。当然细说起来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这里只做了简单解释。

五、文献学与文字学

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常包含有一些文献典籍。运用文字学知识可以释读这些文献,而古文献也可以作为文字考释证据。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在古文字学领域有所成就的学者,无不精通古代文献……可以说,没有古代文献方面的相当修养,就不能在古文字学上有真正的成就。”同样凡考释文字,得到结论之后都要验之于古文献。如果解释正确放回古文献之中必能文从义顺,如果放回去之后意思疏通不了,那么考释结果肯定有问题。换句话说“放回文献中意义是否通顺,是检验考释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正所谓“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杨树达语)是也。

借用哲学上的话来讲“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一的学科视角难以对事物做出全面的分析。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可以促进学科的共同发展。考古学、音韵学、文化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可以移植到文字学研究之中。同样文字学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科的有力工具。需要明确指出:与文字学相关的学科还有很多,本文仅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阐释。最后以李学勤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正因为古文字学与几种学科有密切联系,要求学古文字学的人有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训练,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

参考文献:

[1]庾光蓉,黄萍.高校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

[2]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M].北京:中华书局.2006.70.

[3]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

[4]【汉】许慎撰【宋】徐弦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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