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索晚期福柯的研究在当代汉语哲学脉络下的特殊意义。面对兼具批判性与跨文化性的修养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作者由晚期福柯批判概念的两种向度出发(考古学向度与系谱学向度)，来界定跨文化批判的运用范围。在批判的考古学向度方面，以区别比较哲学与跨文化哲学作为讨论的焦点。而有关系谱学方面的讨论所着重的问题则在于，跨文化研究如何摆脱己文化与异文化的比较逻辑，以及相关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询问：当代欧陆哲学的重要语言(如法语、德语)是否具备条件来发展批判性的跨文化哲学?此问题的重要性，若对比于当代汉语哲学的处境，便可初步阐明。
[关键词]福柯 关学修养 跨文化哲学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005-09
一、批判性的修养哲学
修养与批判的关系当作“美学修养”的核心，乃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批判。美学修养一方面对比于传统的“精神修养”，亦即对比于一种作为单向度的向上活动的修养过程；另一方面又以“创意修养”及相关的越界美学为批判对象。对于美学修养概念的界定乃同时针对此两种单向追求批判：精神的升华与经验的强化。藉由相关分析思考美学修养在今日的发展条件，必须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何在现代欧洲哲学的发展中，修养的领域及相关的工夫实践逐渐被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其二是当代欧陆哲学的哪些改变使得修养哲学的复兴成为可能(或说：从以“论述”为中心的哲学，转变为由论述与修养互动所构成的哲学)。
哲学作为大学学科(或学术理论)与哲学作为修养模式的关系问题，蕴含着强大的跨文化潜力。此潜力有待在西方与东方哲学的动态关系中充分展开，即“哲学”在今天是唯一能够充分面对认识知识与修养知识之关系问题的现代学科。近几年有关哲学当作生活方式的讨论显示：当代哲学在欧洲仍然保存了有关论述与修养曾经构成哲学内部张力的记忆。如果说，哲学在欧洲不能化约为理论哲学，而且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身。在大约一千年的历程中，是在一种修养典范的前提下得到发展的，这一点可以为“中国哲学”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启示。儒释道的哲学涵义与古代欧洲哲学史便显现出一种让人惊异的呼应关系。而某些中西哲学的刻板观念也因此被瓦解。
比较哲学的研究对历史资源的整理与探究有所贡献，但不足以面对修养知识在今天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也无法展开修养实践的当代视野(如果修养不可能直接回归传统的精神修养模式，它还有哪些可能性)。在晚期福柯的著作中，一种批判性修养哲学的轮廓已经浮现。其中“批判”含有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双重方向。此处，批判便置身于康德式先验分析与尼采式系谱学的张力之中。此情形乃意指修养哲学在方法反思上的历史厚度：其中对真理与主体之关系的历史分析，与一种基于生存美学的现代性态度互相交错。“批判”的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双重方向可与论述与修养的关系相呼应，因为在系谱学的面向上批判便包含产生修养的实践，而在批判的考古学面向上，同时得反省此一实践的历史条件。考古学与系谱学在方法上便产生呼应自我认识与自我修养所构成的复杂张力。当代修养哲学不得不面对此一张力。晚期福柯给予批判与修养的初步联系，在福柯研究的范围外也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开展跨文化修养哲学的问题：由此福柯对欧洲古代的着重便显得是一种不必要的自我窄化。
在1970年代，福柯的方法论反思由考古学往系谱学移动。同时“实践”的问题成为他哲学工作的核心：但他所关注的实践并非革命式的大实践，而是诸种权力的实践(技术)，以及诸种自我的实践(技术)。系谱学的批判在福柯如同在尼采一般，是针对一种“在实践中且透过诸实践(Praktiken)所构成的自我”。于是，此一批判的可能性与自我在实践上的转化是不可分的。在系谱学的转向之后，考古学的概念似乎失去关键意义，但并非全然消失。在《快感的使用》(《性史》第2卷)的导论中，尤其在《何谓启蒙?》，福柯透过批判的概念，开辟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新关联。相关的说明如下：
这种批判就不是先验的，其目的也不在于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它在其合目的性上是系谱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它是考古学的(而非先验的)，因为不是要试着抽出一切知识、一切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反而将那些呈现我们所思、所言、所作的诸论述， 同样当作历史事件来对待。这种批判是系谱学的，因为不将从我们的存在形式推断出我们所不可作或不可知者，反而从致使我们这个存在的偶然性抽出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们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
“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在考古学方面要分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历史性界限”，而在系谱学方面则要“印证这些界限的可能跨越”。在笔者看来，这种双向度的批判概念可视为批判哲学极为反省性的表达。其中，哲学作为论述与哲学作为修养以一种动态的，而且似乎是不可能的平衡而被连接：就当代跨文化哲学的发展而言，康德哲学论述的激进批判性与尼采哲学生命的激进批判性，便具有典范意义。此另类关系逐成为可能，因为福柯对康德与尼采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给予康德有关真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提问以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因而展开“真理的历史”作为研究场域(由福柯所谓“历史先天”的说法来看，考古学与先验论的对比指涉着康德式先验哲学的普遍主义方向，但考古学却可视为一种历史／先验的进路)。就康德和福柯而言，批判都牵涉到对于界限的分析和反省：对康德而言，关键在于知道应该放弃将跨越哪一些界限；福柯的考古学分析反而为了界限的“可能跨越”进行预备工作。不过，福柯的批判概念的确也承认某种必然的限制：
应当放弃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可达到一种视点。 而由此则能够获得关于可能构成我们历史界限的完全且明确的认识。由此观之。我们与这些界限及其可能的跨越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本身往往是有限度的、特定的而且必须一再重来。
在此一脉络下，福柯所提及的“哲学风骨”(ethos philosophique)理论涉及经验和实践方面的复杂关系。这种风骨的产生依靠无止境的练习过程，因而只能透过工夫修养的转化工作才能达成。这就可以理解，福柯是如何跨出尼采对工夫理念的系谱学批判：针对基督工夫(ascese chrｅtienne)及其否定生命倾向的批判，被转移到自我实践的系谱学。其中，美学工夫的实践便意味着一种批判性自由实践的可能性。因此，哲学生命的面向从权力意志及超人的狂妄自大中转向为一种与在当下可实现的，且具有局限性和地方性的自由可能。
二、考古学与“我们的现代性”
欧洲所引发的现代性在19世纪后，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然而，“西方”所迫使的“东方”现代性，已经在许多方面对现代化的原先推动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此影响主要出现在经济的领域中)，因此，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我们”对现代性的分析不再局限于欧美世界，更必须跨出欧美的范围，且朝向跨文化分析而发展。藉此才能使当代的问题反应在哲学的反思之中。问题在于：就哲学而言，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