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信诈骗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传媒逐渐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犯罪分子便以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案发案数量猛增，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严重。当前发生在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职业化和诈骗流程标准化、模板化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带来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破解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难题，必须从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侦查队伍入手，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银行业和电信业的深度合作，同时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身防范意识。
关键词：电信诈骗；侦查；难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3306
一、当前重庆市电信诈骗发案基本情况
（一）总体态势
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3月20日，全市共立电信诈骗案1 887起，同比上升41.56%，涉案总金额达23 038 112元。其中，立网络诈骗案916起，同比上升102.21%；立电话诈骗案792起，同比上升20.18%；立短信诈骗案179起，同比下降19.00%。2月21日至3月20日，全市立电信诈骗案件959起，占全部诈骗案件的60.24%，发案数量同比上升91.38%，环比上升204.91%。（二）案件高发地区
2010年以来，电信诈骗案发案地主要集中于主城九区，其中沙坪坝区（206起）、渝中区（180起）、渝北区（154起）、江北区（148起）、南岸区（117起）、九龙坡区（113起）是持续高发地区，万州（80起）、永川（70起）、合川（53起）等地的发案情况也较为突出。
（三）受害人特征
1.上述电信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总数为1 887人，其中男性918人，女性969人。性别结构特征不明显，男性和女性被侵害的几率基本相当。
2.受害人年龄段高度集中于18至48岁，数量占总人数的85%以上。
3.犯罪后果与被害人的心理弱点高度相关，大部分受害人均存在疏于考察、盲目轻信或贪图小利等一种或多种心理弱点。（四）主要作案手法
2010年以来，肆虐于重庆市的电信诈骗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冒充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市政、卫生、文化、税务、煤监等）工作人员，编造事实，以电话或短信方式设连环局行骗。如：九龙坡区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8.9万元的电话诈骗案，就是犯罪嫌疑人冒充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警官以及银行科长，以拨打电话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诈骗。又如：忠县的田某在接到“忠县武警中队”预订26个帐篷和32套门的电话后，按照对方要求，先向“指定帐篷供货商”的邮政账户汇入“预订款”1.2万元，后又将2.8万元“回扣”通过POS机分两次转账至对方农业银行账户，后发现被骗。
2.捏造诸如购车退税、购房退税、购摩托车返补贴、返还学费等事由，利用受害人贪利心理实施诈骗。如：2011年2月24日，南岸区的尹某接到“车管所工作人员”电话，称其购买汽车可以退税6 975元，尹信以为真，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13.9万元。2011年1月26日，开县的谭某也因轻信“重庆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返还其子女学费的电话，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4.7万元。
3.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商品购销、小额信贷、办理证照、中奖兑奖等虚假信息，利用受害人疏于考察、轻信他人的心理进行诈骗。如：渝中区的何某因急于出国留学，轻信互联网上的中介信息，主动拨打“博助教育机构”的联系电话，被对方以手续费、保证金名义，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去30.85万元。
4.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和腾讯QQ，冒充受害人亲戚、朋友、同事和战友等，谎称做生意、患病、罹难等急需资金，对受害人进行情感绑架，从而实施诈骗。如：2011年3月15日，九龙坡区的陈某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其朋友“林明清”，要借款53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陈随即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53万元。之后，陈向林明清核实借钱一事时，才知受骗。
5.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发布交友、征婚或求子等虚假信息，诱人上当受骗。如：南岸区的仲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以优厚报酬寻一健康男性为伴生育小孩，随即与对方电话联系，被告知酬谢费为50万元，但要自行预付税费，仲按对方指定方式，在银行分4次共汇出3.55万元，事后发现被骗。二、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是犯罪集团（团伙）将传统诈骗手法模板化，以现代通讯（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和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甚至跨国、跨境）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1］。综合重庆市和各地公安机关“打防管控”的相关工作经验，发现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作案手法翻新速度快
其一，诈骗方式高度模板化且模板品种繁多。犯罪分子充分利用普通群众的贪利、怕事等心理，精心编制各种标准化的诈骗模板，从传统的婚介职介、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甚至账号涉案（洗钱、贩毒、涉黑）、赈灾募捐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其二，从诈骗所依托的通讯技术来看，充分利用成本较为低廉的网络电话技术、短信群发技术、QQ通讯技术等，从而形成了犯罪的智能化和规模化，使得诈骗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地毯式地展开，侵害面极广，所以造成的损失面也很广。
其三，犯罪分子还巧妙利用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如U盾、数字证书、电子口令卡等现代网银技术，以及方便快捷的ATM机存取款、转账、汇款服务，从而能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多人同步完成赃款分解、资金转移或现金提取，迅速转移犯罪所得，令金融部门和公安机关防不胜防。
其四，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电信诈骗的屡禁不止，造成了内地不法人员抄袭和模仿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的犯罪手段和方法，与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狼狈为奸、里应外合，从而极大地助长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本土化和猖獗泛滥，加剧了电信诈骗的危害性程度。2010年3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会同巫山县公安局在湖北破获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便是湖北籍犯罪人员效仿境外诈骗集团犯罪手法，冒充重庆市巫山、铜梁“煤监局长”向当地煤矿业主批量发送“索贿”短信实施诈骗，虽技术含量较低，但犯罪分子也频频得手，这一案例证明了电信诈骗确实存在本土化和普及化的不良趋势。
（二）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目前看来，电信诈骗中电话诈骗的标准化和模板化程度最为明显。电话诈骗通行的作案流程一般包含四个步骤：“遍地撒网”、“请君入瓮”、“环环相扣”、“远走高飞”。
第一步，“遍地撒网”。在境外（当前主要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诈骗犯罪团伙，通过架设在不同国家互联网服务器上的VoIP电话软件，对中国大陆任意地区的电话号码进行批量呼叫。因犯罪团伙使用了“透传软件”对通讯数据进行人为操纵，使得受害人的来电号码显示为诈骗团伙设定的任意号码，如通讯部门特服号码、银行部门特服号码、政府部门公开电话等，从而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
第二步，“请君入瓮”。若受害人接听来电，VoIP网络电话系统则先会自动播放语音，受害人往往按照语音提示，按键转入所谓的“人工服务”，此时，诈骗团伙中的“接线员”浮出水面，按照预先设计的角色、对话内容和方式，向受害人展开骗局。
第三步，“环环相套”。诈骗团伙往往有若干名“接线员”，依据诈骗模板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VoIP电话软件的语音通话转接功能，冒用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电信局、邮局等各种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轮番上阵、紧密配合，充分牵制受害人的思路，使得受害人基本没有时间分辨真伪。当受害人确已陷入骗局、深信不疑之后，最后一名“接线员”即告知受害人，若需证明自己清白并保护自身合法财产，受害人就必须立即将其全部资金“暂时”汇入政府部门设立的“专用保护性账号”中。
第四步，“远走高飞”。一旦受害人将钱汇入“专用保护性账号”中，诈骗团伙便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对资金进行拆解，化整为零；同时组织人员同步在境内外的银行网点和ATM机上取现，然后，迅即通过地下钱庄，或重新通过银行等方式，将资金再汇总到诈骗团伙名下。待受害人醒悟并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时，其资金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三）集团作案，组织严密，职业化水平较高
电信诈骗呈现典型的集团化和职业化特征。团伙成员之间按照公司化运作，分工明确，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谋面。一般有五个层次的人员：
一是境外核心人员。多为台湾籍等境外人员，此类人员负责：编制诈骗模板；准备作案所需的器材设备、银行卡和场所等；通过各种常规渠道，从内地物色、招募“接线员”团伙成员，并将“接线员”带到诈骗场所培训和管理。
二是技术支撑人员。一般由核心人员从网络论坛临时招募，或经“圈内”人员介绍加入。他们负责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诈骗团伙安装并维护VoIP电话软件和“透传软件”，并保证诈骗团伙的电话能顺利接入内地的电话网络。
三是专业拆账人员。在核心人员指挥下，将全部赃款拆分——若在境内取款，则拆解为单笔2万元以下；若在境外取款，则拆解为单笔1万元以下——转入若干张银行卡里，以确保能在一天内转移全部赃款。
四是取款人员，也称为“车手”、“取款负责人”。车手一般事先潜入各地待命，拆账完成接到取款指令后，迅速持银行卡去银行网点、ATM机取钱，最后再将赃款存入诈骗团伙指定的账户。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每名车手均持多张银行卡，分散到几个城市；多名车手组成一个“车手组”，听命于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则负责从核心人员处接收银行卡和取款指令，再将银行卡分发到每个车手，并向车手发送具体的取款、存款指令。每个“车手组”可能承揽多个诈骗团伙的取款、存款业务。
五是关联作案人员。大量的不以团伙成员真实身份注册、与犯罪团伙毫无身份关联的银行卡是诈骗成功的保障，也是每个电信诈骗团伙必备的犯罪工具。电信诈骗团伙这一“刚性需求”，近年来逐渐催生了专门提供银行卡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获得大量银行卡，通过地下渠道贩卖给诈骗团伙［2］。三、电信诈骗的侦查瓶颈
从2010年公安部牵头侦办“10·11”、“8·10”、“11·30”、“12·8”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以及各地历年来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来看，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往往同时面临五难：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因此，造成目前打击工作的实际状况是高成本、低产出、重复劳动甚至徒劳无功［3］。
（一）VoIP电话呼叫的落地反查取证工作难以深入
解剖已破获案件可以发现，电信诈骗所使用的VoIP语音呼叫技术，一般架设于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犯罪分子发起呼叫后，其语音数据包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透传”（即落地语音网关）入PSTN电话网（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即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网，声音以模拟信号传输）。经“透传”后，受害人的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诸如银行特服、公安局办公电话等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手动设置而成；为了增加破获的难度，诈骗团伙往往通过多层服务来设置侦查障碍；同时因互联网服务器和落地语音网关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目前的技术，很难通过来电查询对VoIP通话进行逆向追踪。
（二）警银缺乏深度合作
电信诈骗案中，银行卡是实现犯罪目的的关键环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部门的部分管理规定和运营模式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有助于电信诈骗犯罪的滋长，也成为公安机关快速打击的掣肘。
1.犯罪分子批量开立银行卡、网上快速拆账、ATM取现畅通无阻
部分地区的银行对借记卡的管理，大都不如对信用卡的管理一样审查严格、发放谨慎，这就造成了借记卡的批量开户问题，犯罪分子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到银行开立几百个借记卡账户，或者是持一批他人身份证大批量开立借记卡。银行部门按照国家银监局、公安部等部门的要求，对银行卡设置了单日取款2万元的上限，但是，对持有网银U盾的客户则没有设置单日转账限额。因此，犯罪分子只要持有网银U盾和足够多的银行卡，再多的赃款也能在短时间内分拆至银行卡，再从遍布全国各地的ATM机上取现。
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各大商业银行都加快了“国际化战略”的步伐，陆续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犯罪组织也开始利用这些境外银行网点办卡、取现，那么警方极可能连“车手”等犯罪团伙低端成员也很难查证和捕获。
2.部分银行管理规定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
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出手迅速是关键。但目前，银行管理规定中，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其一，金融部门现行的有关规定，限制异地司法查询、冻结；其二，电子银行信息的司法查询，需到发卡银行所归属的地市级分行电子银行数据中心，且查询结果不能实现即到即得；其三，各家银行基本不向公安机关开放其本行银行卡活动监控数据；在各类银行卡的活动数据中，公安机关仅能通过中国银联公司获取银联卡的跨行活动数据，此数据的运用，仍然需要到开户银行或交易发生银行落地查证。
（三）取证繁琐、定性困难、证据链条易缺失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罪，加之电信诈骗面对的是不特定区域和不特定对象，犯罪行为、犯罪工具和犯罪结果等交织在一起，给侦查、抓捕、取证、定性都带来重重障碍，如：公安部牵头侦办的“11·30”案件，因所在国司法体系原因，专案组经多方斡旋，突破重重困难，才将台湾籍犯罪嫌疑人从菲律宾押送回国。真正的诈骗核心人员往往位于境外，而目前抓获的均为一些犯罪团伙的底层人员，这些底层人员一般会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之规定报捕起诉；如果证据仍不足的，为打击和震慑犯罪，还会选择报批劳动教养。但是，一旦涉及外国人时，就不能适用劳动教养，只能释放。侦办案件往往是投入大、产出小，形成了对侦查资源的极大牵制。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措施
从2010年开始，重庆市公安机关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物力，成立了多个专案组进行侦办，共破获电信诈骗案717起，其中，破年内案件15起，破案率仅为0.61%。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到的境外核心人员也少之又少。与国内外电信诈骗团伙横行肆虐、大批不法人员蠢蠢欲动相比，我们取得的战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因此，警方既要深入研究，科学部署，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实效，更要强化犯罪预防，策动相关社会力量，合力筑牢、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防控机制［4］。
（一）探索打击电信诈骗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1.建立专业侦查队伍，或改进侦查方法，有效应对高发态势。电信诈骗的职业化趋势十分明显，建议成立专业侦查队伍以针锋相对，最大限度地实现警方的快速反应和专业化程度；同时，或可参照禁毒等专业警种的工作方法，视情设置“侦查圈套”，适度运用诱惑侦查手段，通过侦查经营来切实提高打击实效。公安部自2009年6月12日起，部署开展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内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仅两个半月时间，至2009年8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电信诈骗犯罪团伙277个，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 469人， 破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4 836起，追回被骗资金1 900万余元［5］。
2.落实“落地侦查”协作机制。按照公安部提出的设想，尽快搭建全国性的网络平台，建立跨区域协作共享和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实现远距离网上串并案，同时落实各涉案地侦查、抓捕和取证工作，以集约化作战来应对电信诈骗的多发、普发态势，避免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二）寻求银行、电信行业的最大支持，堵塞可资犯罪利用的漏洞
银行服务和现代通信服务，是电信诈骗高度依赖的“两个支点”，对该两个支点任选其一进行打击，即可斩断其资金链或技术链，扼杀电信诈骗。因此，警方与银行、电信两大行业的深度合作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治本之策。其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简化银行查询、冻结等审批手续，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如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165反诈骗咨询热线”，受害人一旦受骗，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165热线报警并通知银行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极大地减少了受害人的损失。
2.搭建制度化、常态化沟通机制或平台，合力打击非法营运的VoIP服务器、贩卖银行卡、非法营运短信群发、违规租用通信线路等违法犯罪行为，剪除电信诈骗犯罪的周围支撑。
3.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实现系统化合力管控。如建立基于“黑名单”的电话语音控制系统。一是公安部门将掌握的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提供给电信部门，制成“黑名单”，存入电信部门提示系统的数据库。一旦发现有与数据库内相同的号码拨打居民用户电话，等电话接听完毕后，这个系统马上会自动拨打提示电话过去，提醒居民与警方联系核实。二是该系统自动检测到某一时间段同一个电话集中拨打批量用户时，就将该可疑电话号码记录下来，储存在系统数据库，并随即向被拨打的电话用户发出语音提示。例如，江苏常州警方与电信部门联合开发的一套“防电话诈骗语音提示系统”，即可自动向被“黑名单”拨打过的电话用户进行语音提示：“刚才您接听到的电话，如涉及电话欠费、银行卡消费转账等情况，可能是诈骗，请拨打常州市报警电话110或电信10000号进行咨询。”自该系统启用以来，平均每月成功拦截诈骗电话近20 000个，基本实现了以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阻截诈骗电话。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被害免疫力
多管齐下，充分发动各级各类宣传媒体，对各阶层人民群众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自身的防范意识。
1.依靠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以滚动、连载、专题、专栏等形式，宣传典型案例，剖析犯罪手法特点，发布犯罪动向，保证宣传的宽度和广度。
2.充分利用网络、短信等现代通讯技术，策动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以群发手机短信、群拨语音提示、群发警示网页等方式，加强宣传的密度。
3.警方应当以“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建设工作为载体，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宣传；同时，适时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日活动，主动深入社区、街区和机关单位，采用派发宣传单、组织观看宣传视频、展示缴获的赃物等直观的方式，面对面地接受群众的咨询，向群众介绍防范电话诈骗犯罪的知识，增加宣传的强度。
4.筑牢柜面警示防线，增强宣传的针对性，警方在银监部门和银行网点的配合下，对全市银行的柜面员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培训，使每名员工都熟知电信诈骗，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并主动提醒有可能受骗的汇款人员，或是及时将人员和资金的异动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尽可能及时发现案件苗头，防止被骗后果的发生。
5.警方也可开通报警服务专线，帮助群众提高分辨骗局的能力、熟知电信诈骗的犯罪动态、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开通的“96345”预防电信诈骗专线咨询服务报警电话，在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考文献：
［1］南京市公安局.电信诈骗犯罪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中国刑事警察，2009（5）：2931．
［2］庄华.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侦查策略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4）：8083.
［3］刘继敏.信息社会电信诈骗犯罪分析及打防措施建议［J］.公安研究，2011（6）：1822.
［4］明宇.论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1（1）：104107.
［5］钱洋.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4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