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31023
作者简介：黄灿（1983-），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发展经济学和民营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 cannyhc@126com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所隐含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渠道。OLS多元回归和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结果均显示，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对其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OLS多元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这种影响在房地产行业尤其显著，但在商业餐饮业却表现为负面。随着时间推移，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越来越显著，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商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渠道主要包括融资和行政公关两个方面。最后发现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在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贡献更大，证实地域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发挥作用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102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我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政治关系与内部治理对企业生存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尤其对民营企业而言，在政治、社会观念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处理与政府的外围关系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张建君和张志学[1]、余明桂和潘红波[2]、胡旭阳和史晋川[3]等研究表明，政治关系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投资范围选择、银行贷款和公关活动等众多企业决策和运营，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民营企业样本数据，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身份、人大代表身份、政协委员身份）作为企业与政府的重要政治关联，是否为企业经营带来好处？具体带来什么好处？获取好处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和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能引发对我国制度构架的思考，对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补充。
针对上述问题，邓建平和曾勇[4]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基于2002—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差。他们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中有政治背景的高层领导可能不是有能力的民营企业主，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可能要为其政治寻租活动付出很多的成本。Hongbin等[5]却发现，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表明在市场有效性和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中共党员身份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胡旭阳[6]认为，我国在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壁垒的作用，同时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证实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并便利了融资，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此类似，本文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主的中共党员身份有利于其企业在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绩效，证实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在这个行业的特殊经营优势。与前述Hongbin等[5]结论相似，邓建平和曾勇[4]也发现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减弱和法制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减弱。余明桂和潘红波[2]认为，
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发挥作用的渠道主要包括克服行业进入壁垒和融资限制，而制度则是影响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国外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Khwaja 和 Mian[7]、Faccio[8]和Hongbin 等[5]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获得融资方面的优惠条件，满足企业存续现金需求，扩大企业运营规模，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除此之外，Agrawal 和 Knoeber[9]还强调，政治关联在克服官僚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为民营企业主经营赢得时机，使企业在同等竞争条件下获得监管上的“优待”或政策上的支持，可以节约行政手续时间及其他相关社交成本，间接使企业受益。
二、方法选取与数据描述统计
基于上述研究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将验证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否在银行融资与行政公关两个方面为企业带来好处；另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条件上的差异，我们预期并将验证，在制度相对欠规范的中西部地区，政治关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共党员身份是先进的代名词，是众多人事任命和社交圈的通行证。政协委员身份行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通常授予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人大代表身份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行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以上三者背后都隐含着重要的政治关联。本文采用三期的混合截面数据，控制民营企业主个人与公司特征变量，以及时间、行业和省份等二元变量，采用逐步OLS多元回归法和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法），稳健地研究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对其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此验证政治身份隐含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本文还将考察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渠道以及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效果。
本文的样本数据和结论与Hongbin等[5]类似，但在计量方法上添加了互处理并采用了PSM法。交互结果更深入地挖掘了政治身份对特殊行业（如房地产业）的影响。为克服政治身份获取的非随机性，我们利用PSM法为每一位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找到一位最为相似但无此身份的民营企业主，两类民营企业主经营的企业分别构成培训组和控制组，“相似”的标准即为民营企业主获取党员身份的概率。由于两组民营企业主具有相似的获得党员身份的概率，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在培训组和控制组之间，政治身份的获取是随机的，从而避免样本选择带来的偏误。我们计算中共党员身份对民营企业主的“培训”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主的中共党员身份在两个绩效指标上都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果，稳健地表明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隐含的政治关联能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鉴于政治关联在我国转型期对民营企业运营的重要性，我们将基于代表性的数据和稳健的计量方法给出较可靠的结论，本文由此命名为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再研究。
本文数据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进行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包括2000年、2002年、2004年三期独立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容量为9 342个。调查对象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范围包括农林牧渔业等15个大类。样本在地域和行业分布上具有代表性。这些数据涉及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个人经历与特征、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与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等多方面信息。
与我们的研究尤其相关的是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问卷中涉及民营企业主是否拥有政治身份的问题，包括是否为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我们将解释变量“中共党员身份”赋值为1，无此身份赋值为0。表1给出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所调查的民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身份占28%左右，人大代表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约占31%和46%。
通常意义上，“人大代表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是较“中共党员身份”更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但三期问卷统计结果超出预期，这主要因为问卷中包含了全国、省、地级市、县、乡不同级别层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需要指出的是，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群体中，有93%是在创办企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消除了联立因果内生性，因而中共党员身份是本文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从问卷调查设计来看，民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是过去的经历，发生在当期企业经营绩效发布之前，因而这两个解释变量不存在明显的联立因果内生性。
为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我们在研究中控制了一系列民营企业主的个人特征变量和企业特征变量，这些控制变量都可由问卷中的相关问题直接或者计算得到。从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来看，所选取的解释变量都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
表1对本文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了统计和描述：受访民营企业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09年，平均年龄为4359岁。从公司资产和员工数来看，受访民营企业都是中型及以上经营规模。平均而言，受访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为63924万元，民营企业主一个星期内平均每天花费在行政公关上的时间为177个小时。
为稳健地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人均销售收入
三期销售收入已使用同期CPI价格指数折算。和人均增值额的对数形式这两种度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被解释变量。通常研究企业金融的文献中会选择资产回报率（ROA）或净资产回报率（ROE）度量企业经营绩效。本研究中构成ROA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资产的有效样本量为4 630个，占总样本4957%，2000年子样本中负债的缺失值高达8389%，这说明在最初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受访民营企业主对企业的负债水平有所保留，这一缺失值现象同样反映在财务杠杆率的观测值数目上。
通过对资产缺失和未缺失两组观测值的在回归中使用的关键变量的分布进行模拟发现，两组观测值的关键变量分布近似，表明资产变量缺失的随机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用人均销售收入和人均增值额两种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和被解释变量。
表2将样本划分为中共党员与非中共党员两组，对两组的个人和企业特征进行对比描述，通过t检验验证两组变量的均值是否显著不同。大致来看，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平均年龄要稍大，受教育年限略长，他们所创办的企业资产和员工数的规模都要更大一些。就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而言，中共党员民营企业
主所经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I和劳动生产率II在平均水平上都较非中共党员民营企业主要高一些，且这种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这初步印证了我们的预期，即中共党员身份对民营企业主的经营绩效有正面的影响。均值描述初步说明选取的民营企业主个人和企业的特征变量因民营企业主本人是否有中共党员身份而存在显著差异，且在平均意义上，中共党员民营企业主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更优。当然，企业经营绩效与民营企业主其他的个人和企业特征因素有关联，且随着年份的推移还有可能存在着时间上的系统差异，均值描述并不能直接证明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更严格的计量模型来估计和检验。另外，表2还显示中共党员民营企业主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和公关时间方面与非中共党员民营企业主在平均意义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获取银行贷款的额度明显更高，花在行政关系和其他公共关系处理上的时间也略少，即公关时间成本更低一些。
三、实证方法与说明
本文的基本任务是检验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所隐含的政治关联对其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首先采用OLS多元回归法将模型设定为：用民营企业j的企业绩效Yj，对核心解释变量中共党员身份Party和民营企业主个人和公司的特征向量X进行回归，向量X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公司经营年限、资产、员工数和财务杠杆等变量，还包含民营企业主其他政治身份变量如人大代表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以及中共党员身份、人大代表身份与年份和部分行业的交互项，同时我们在所有回归中控制企业所属行业、省份和年份哑变量。本文采用逐步OLS多元回归法引入控制变量，以考察Party对Yj影响的稳健性。其中，ej为异方差稳健的误差项，即：
式（1）中b1的估计和检验结果是本文所关心的，它反映了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预期系数符号为正。因为我们在Xj中控制了其他因素，b1便可以理解为在Xj所包含的民营企业主特征与企业特征都相同的情况下，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所创立的企业与无此身份的民营企业主所创立的企业之间的经营绩效的差异。由于其他特征都相同，这种经营绩效上的差异便不是由这些特征的差异所导致的，而是由民营企业主之间有无中共党员身份的差异或有无政治关联所致，因此，这种业绩差异便度量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另外，交互项的系数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如人大代表身份与年份交互项的符号和统计显著性可以说明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OLS多元回归的可靠性取决于解释变量中共党员身份的外生性。然而，中共党员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认同，它并非外生性地给定而是非随机地赋予社会个体。民营企业主能否被选举成为中共党员与自身条件、家庭政治背景、入党时机以及其他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直接相关，这一选择过程可能带来样本选择性偏差。有无中共党员身份的两组民营企业主本身存在系统性差异，他们所经营企业的绩效差异更可能来自众多不可观测和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非中共党员身份的政治关联，简单的OLS多元回归处理并不能可靠地证实政治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地正面影响。
克服上述问题的通常办法包括工具变量和其他一些非参数估计方法，本文将采用PSM法将个体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培训，我们关心个体成为中共党员前后对其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即我们关心：
其中，ATT为培训个体获取的平均培训效果，即对于实际获得了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 （即Partyi=1）而言，Yi1为该民营企业主所创立企业的实际表现；Yi0为虚拟值，代表如果该民营企业主未入党，他所创立的企业的表现；ATT即为Yi1与Yi0之间的平均差异，本文根据最近邻域匹配法来匹配两类民营企业主，由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构成培训组，匹配成功但无此身份的民营企业主构成控制组。ATT便是基于这两个组所组成的样本计算而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表3第（1）和第（3）列数据显示，控制企业特征与个人特征变量后，劳动生产率I和II两个体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对中共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结果可解释为：有中共党员身份民营企业主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包括人均销售收入和人均增值额）较无此身份的民营企业主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894%和1350%。民营企业主受教育年限对劳动生产率I和II的贡献率分别为373%和180%，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民营企业主男性性别对劳动生产率I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年龄则体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这一点大致可从经验中找到一些解释：劳动生产率I和销售有关，劳动生产率II为人均增值额对数，与利润、税收和工人工资等有关，民营企业主年龄增长或有助于其在成本控制和税务筹划等方面积累经验，但对市场拓展而言，尤其是样本中的企业都具备一定的规模，民营企业主年龄或许是一种制约因素。有关企业特征的变量都体现出和经验相符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回归的有效观测值数3 695个和3 313个较样本总量9 342个损失严重，这主要由样本中资产变量的缺失所致，我们将总样本划分为资产缺失和未缺失两个子样本，模拟两个子样本关键变量中共党员身份、劳动生产率I和II的分布，发现资产缺失与未缺失的观测值在本文的关键变量上分布近似，表明资产变量缺失的随机性。
表3第（2）和第（4）列数据加入了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身份、政协委员身份和相关交互项，以及控制了年份、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依然稳健地显著，但意义发生了变化：除房地产业和商业餐饮业外，有无中共党员身份的劳动生产率I差异为780%，劳动生产率II差异为1120%；在房地产业，有无中共党员身份的劳动生产率I和II的差异分别为1200%和4120%；但在商业餐饮业，有无中共党员身份的劳动生产率I和II的差异分别为-1210%和-270%。除中共党员身份、人大代表身份的回归系数也稳健地显著，有无此身份对劳动生产率I和II分别贡献130%和68%。同时，人大代表身份与商业餐饮业的交互项也为负，说明这个行业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反而有负面影响。从数据统计来看，涉及房地产业的观测值为392个，涉及商业餐饮业的观测数为1 767个。初步说明，商业餐饮业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以上结果可找到现实经验的解释：房地产业是一个监管相对较严、进入门槛较高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商获取利润的关键是土地，而土地是地方政府的财税主要来源，因而这个行业最重要的“门槛”是政治关系，中共党员身份、尤其是人大代表身份无疑成为民营企业主迅速得到政府认同、建立利益关联的“钥匙”。商业餐饮业是一个服务性质很强的行业，以服务与信誉取胜，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往往会将其经营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交关系上，但在残酷的竞争中往往是顾客决定企业的盈亏，而非财税或其他政策优惠。此外，具备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主经营餐饮业的目的多在于“特殊用途”，如限制在一定社交范围内人员使用的会所，这些企业并非以盈利为目标，因而也可以解释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对其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表3第（2）和第（4）列数据中还加入了人大代表身份对年份二元变量的交互项，用以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状况。可以看到，人大代表身份的回归结果稳健地显著。在此基础上，以1999 年为基期， 2001年和2003年的多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在10%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结果预示着人大代表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在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结合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随着通讯传媒的发展，普通百姓有更多的机会传达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往往会通过人大代表收集提案并在人大代表会议上提交议案的方式实现；与此同时，人大代表被赋予的权力往往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因而人大代表身份对民营企业主而言意味着越来越重要的商业价值。另一种重要的政协委员身份回归系数为正，但在传统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表3结果较稳健地说明，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贡献，但因行业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表5给出了ATT估计结果，它反映了中共党员身份对民营企业主的平均培训效果。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与倾向性得分相似但没有此身份的民营企业主相比，中共党员身份为民营企业主所经营企业贡献了920%的人均销售收入以及1020%的人均增值额，两者都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大小与OLS多元回归结果基本接近，显示了OLS多元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渠道
预期影响发挥作用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二是对企业行政公关的影响。表6第（1）列显示中共党员身份对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在传统统计水平上不显著，为此，我们加入了中共党员身份与银行贷款交互项。表6第（3）和第（4）列包含加入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虽然交互项系数小，但符号为正，且对劳动生产率II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可以看到，银行贷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企业银行贷款本身对企业经营绩效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中共党员身份与银行贷款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实现，即银行贷款是企业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此外，加入交互项后，有无中共党员身份对劳动生产率I和II的回归系数均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再次表明表3结果的稳健性。表6第（1）列显示人大代表身份也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贡献，其边际贡献高达54970万元，证实了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结论。表6第（2）列显示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与其花在行政公共处理上的时间存在负向关系，分别为民营企业主每周节约820%和900%的公关时间，系数估计量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高效的行政公关为企业经营赢得先机，有利于民营企业主集中精力专注于企业生产和销售业务，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经营业绩。
4地域制度差异对政治关联的影响
东部
地域划分参照国家“七五”规划以来一直沿用的划分方法，以及国家统计局2003年发布的标准：东部属较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属次发达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属欠发达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开放时间长，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制环境不断完善，形成了配套成熟的商务运营环境。樊纲等[10]认为，2001—2005年东部地区平均的市场化总指数为728，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449。以此预期，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较东部地区对其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重要。回归时采用控制省份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剔除各省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差异后，两个区域的系统差异更可能归因于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如区域的制度环境），从而验证区域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发挥作用的影响。如表7所示，政治身份在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更大，基本证实了预期。
五、结论
本文运用三期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验证了政治关联能否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如何改善经营绩效以及制度因素对其发挥作用的影响。本文的政治关联主要指民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即中共党员身份、人大代表身份和政协委员身份所隐含的政治影响力。OLS多元回归和PSM法的ATT估计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主中共党员身份对其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结果稳健；这种影响在房地产行业尤其显著，该行业中民营企业主有中共党员身份对劳动生产率I和II的贡献分别高达1200%和4120%，但在商业餐饮业却表现为负面的-1210%和-270%；随着时间推移，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经营绩效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正面影响；影响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民营企业主的中共党员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进行银行贷款的便利，以及对企业进行行政公关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回归结果还表明，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在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大，鉴于中西部开发较晚，制度条件明显较东部落后，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身份隐含的政治关联更有商业价值。
我国处于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处于市场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建设期，可以预计，这期间政治关联，尤其以人大代表身份象征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施加持续和深刻的影响。虽然本文样本中的民营企业主多在创业之前已取得中共党员身份，但几乎可以肯定，更多的创业者为了取得政治关联的优势将会积极谋取政治身份，为企业在竞争中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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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徐雅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