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政策对澳门经济影响的评价

申请“一年多次”签注政策1，即在有效期一年内，可以无限制地往返香港，每次逗留香港不逾一周。

“自由行”政策自实施以来，选择以自由行方式前往澳门的内地居民人数逐年增加，这使得内地逐渐成为澳门博彩旅游业顾客来源最大的地区。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内地访澳游客平均每月增长6万人，而“自由行”政策实施后，2003当年平均每月增长量达到12.5万人次，全年内地游客数574万人次，2004年增加到953万人次，内地访澳游客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实施“自由行”政策后，内地访澳游客持续稳定增长，占各国访澳游客总人数的比例大致在56%2。因此，“自由行”政策对激发内地居民赴澳旅游的作用十分明显。

内地游客到澳门旅游消费，为澳门的零售业、酒店业、餐饮业、博彩娱乐业以及其他旅游相关行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不仅促进了澳门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增加了澳门的就业岗位，使得澳门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是，由于澳门旅游空间有限，城市承载能力不足，大量的“自由行”游客也给澳门的交通、物流带来了严重的透支负荷；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加重了本澳居民的生活压力；博彩娱乐业一家独大，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由于博彩业是一种具有负的外在性的经济活动，对本地青少年的价值观也造成了很大冲击[1-2]。换句话说，澳门在享受“自由行”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社会成本。那么这些效益是否能超过社会成本便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旨在评估“自由行”政策的经济效益，计量“自由行”游客的旅游消费对澳门本地GDP的直接贡献和对本地就业的直接就业量，为后续全面评价“自由行”政策提供支持，并能为澳门统计局编制的旅游附属账户数据库提供一些补充。

2文献综述

现代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旅游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自Shan和Wilson首次提出“旅游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TLGH）”后[3]，相关的实证方法逐渐引入该领域的分析。比如Balaguer和Cantavella-Jorda发现西班牙的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旅游对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4]。在国外的同类研究中，已经考虑到短期经济的波动、国家结构的不同以及样本容量的大小等因素对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数据也由时间序列数据发展到面板数据，计量检验模型逐渐多元化。例如，Durbarry构建了包含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实际白糖出口量、实际制造品出口量和实际旅游收入等5个变量的ECM模型来讨论旅游对毛里求斯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证明旅游促进了该国经济的增长[5]。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日趋服务化发展，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居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学术文献开始重视对中国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一般都是使用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检验来验证中国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罗文斌等构建Engel-Granger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以1978-2008年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因果作用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分别存在从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到旅游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6]。赵磊基于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平衡数据，采用多种精细前沿性计量经济方法实证检验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未考虑内生性情况下，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被低估现象，且最低影响效应大致处在0.0186～0.0354之间；当克服内生性情况下，影响效应纠正为0.1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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