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着产权运营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企业文化差异风险、社会因素风险。在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市场持续低迷的形势下,企业减少产机运营风险,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机运营;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025-02
1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产权运营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与投资企业国的政府政策剧烈变动有关。包括征收、国有化、政权更迭、内战、种族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等。政治风险一般较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紧密,国内企业特别是外国投资企业,在各种形式的政局变动和政治冲突中均会受到直接影响和冲击,而且这种风险一旦出现,破坏性极强,整个投资环境将发生逆转,有可能使国外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和产权一夜间化为乌有。因此,政治风险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是排在首位的第一风险。如中移动竞购巴基斯坦电信、中海油竞购优尼克、中铝收购力拓等未能并购成功的案例中,很大原因来自于东道国政府担心本国企业或资源被中方企业所控制,而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借口加以干预。因此中国企业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该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充分调研和科学评估,以此将政治风险降低到最小。
(2)法律风险。对外投资的关键,首先要对投资对象企业国的法律有所了解和熟悉,这是中国企业在投资对方企业前必修的“课程”。从目前看,各个国家、地区的司法体系和并购活动的审批程序和办法都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各地方政府也在对外投资方面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律法规,需要中国企业进行认真梳理和考证。另外,世界上一大半国家都有反托拉斯法和管理机构,但是管理的重点,调整的范围、法律标准和程序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参股比例上和对投资对象企业控制权上要依法行事,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进行产权配置,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风险,除了需要调查评估外,最好有熟悉当地法务的专业机构或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参与到相关并购事务之中。特别在企业股权配置的比例和利润分配办法上,多听这些专家的意见。
(3)财务风险。金融危机一方面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产权运营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也使对投资对象企业的金融资产和债务的评估存在了更大的难度。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中方企业大都缺乏相关的财务人员,而专业中介机构也对这些金融衍生物知之甚少,使中方企业在并购中难以对对方企业资产总值和资产质量进行正确判定。由此,很多情况下,中方企业不是投资错了,落入了对方的陷阱;就是投资贵了,高估了对方的资产,使自己投入的巨额资金,在企业的控制权上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程度。典型的例子是中投公司曾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权基金黑石集团99.9%的无投票普通股,后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进去的资金一度缩水22亿美元,账面浮亏75%。
(4)企业文化差异风险。一些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进入对方企业后如何进行文化整合,求得双方战略一致性方面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中国企业与投资对象企业在战略主导思想、经营管理思维逻辑、多元化战略、本土化经营等方面产生出大量的不相容因素,最后双方裂痕越来越大,在文化上难以进行整合,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上汽并购双龙汽车的失败案例显示,双龙尽管与中国企业同属于亚洲文化圈,但并购后中方掌握了企业控制权,但双龙职工对中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以怠工和罢工的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不断地给上汽制造麻烦,从而导致双方冲突不断,企业经营管理无法正常进行,处于失控状态,上汽的控制权被架空。
(5)社会因素风险。社会因素的内容包括多方面,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产权运营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媒体,这两个因素国内与国外比较差异很大,往往被中国企业所忽略,最终影响到企业投资战略的失败。在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会的影响力极其强大,工会大都是企业员工独立性的联合体,其职能是维护和提高员工的权力和利益,不仅在劳资双方谈判中极力为员工提高工资待遇上不遗余力,甚至影响和参与政府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中方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如果对工会的存在和工会的力量不予以充分重视和考虑,负面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国外,媒体的独立性十分强,影响面广,对于国外企业来说,与当地媒体搞好关系,是打入对方市场,植入本土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媒体除了在企业营销和开拓市场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在企业并购和股权配置上,还能起到宣传、引导舆论,影响公众,获得民众广泛认同的效果,从而为中方企业扩大投资对象企业控制权减少阻力。
2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权运营的对策建议
在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市场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有利条件,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大好时机。具体对策措施如下:
(1)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转换,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资产的质量。目前总体来看,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位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特别是由于决定企业竞争素质和发展潜力的优质资产不多,导致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获利能力不强。从根本上来看,一国的对外投资是建立于现行的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基础之上的,脱离国内经济和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则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若想取得对外投资理想的收益,需要对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促使其上档升级,向高位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运营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看,转换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对外投资建立在优质产品、尖端技术、知名品牌、高素质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优势资产基础之上,在企业并购、参股、控股等产权运营中占有先机和谈判至高点,则会获取与之相适应的以“质”取胜的投资效益和股权回馈。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通过跨国产权置换,优化企业存量资产结构和提升资产总体获利能力。
(2)优化对外投资环境。当前需要重点加强以下二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对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投资风险与国内企业大不相同,普通的保险业远不能适应国际投资的需要,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根据西方各国经验,这类机构最初的服务对象可以仅限于对私人直接投资,即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支配的海外企业投资;保险对象仅限于政治风险,不包括一般商业风险。保险的目的不只是进行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二是信息和技术援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中心,都为本国企业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它们的前期成本。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四种具体的措施:第一,纯粹的信息服务。不仅为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要素成本等信息,而且有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建立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方便。第二,组织投资招商团。即通过某国政府机构的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投资洽谈会等方式为本国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或组建赴海外投资考察团,为投资行为牵线搭桥,直接帮助跨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第三,通过提供某些东道国特定产业和特定投资项目的信息,为本国企业寻找特定的投资机会。第四,提供可行性分析以及所需的部分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比国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要复杂得多,除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难以预测的风险。
(3)提高对外投资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从目前来看,改变我国对直接外投资企业在产权运营中的单兵作战,或是相互拆台、恶性竞争的局面。在提高组织化程度方面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政府层面。要提高对外投资中的政府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与协调,通过制定统一规划、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市场调查和预测,发布市场需求信息等方式,使对外投直接资企业在跨国产权配置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为企业营造出有序和健康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氛围;二是行业层面。通过健全和完善行业的章程、行业规则和行业准则,来约束成员企业的投资行为,通过行业组织的有效管理、指导,把单个企业联结成有机整体,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步调一致,形成协同力量;三是企业层面。在大企业之间,形成横向的联合作战,通过跨部门、跨行业、跨产业的强强联合,进行资产重组,相互融资和参股,优化资产质量和构成,在海外投资中形成规模效应。大中小企业间实行系列化联合与协作,在产业链上形成纵向分工,进而最大限度在海外市场延伸产业链条,并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联结成来,在海外投资方面形成梯级配置和集群效应。
(4)塑造对外投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健全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消除地区割据和封锁,建立一批打破地区、行业和所有制限制的大型和超大型企业联合体或企业集团,通过强大的巨额资金和大量优质资产的动员能力,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甚至跨国集团相抗衡,占领国际高端市场;二是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企业,以品牌和服务的“走出去”带动投资规模扩大和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企业的品牌和服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象征,也是决定投资主体对投资对象企业控制权掌握程度的最关键的谈判筹码。在这方面,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也正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为了改变我国企业好品牌少,服务跟不上的现状,需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三是大力培养外向型人才。拥有大批跨国经营人才是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前提和关键,我国企业应该注重对跨国经营复合人才的培养,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①加强人才开发的投资力度。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国外的公司相比,对人才的投资力度远远不够。美国施乐公司每年用于人才培养与开发的投资额约占员工工资总额的4%左右,这给公司带来多倍的近期效益和远期效益。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必须加大投资力度,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的、更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以适应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②组织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员工骨干,考察学习国外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加强对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在企业内部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配备结构;③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重组资本和人才要素,形成“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文化氛围留人”的企业大环境,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和优胜劣汰。
(5)创新跨国产权运营方式,实现跨国资产流动效益最大化。为了追求跨国投资效益最大化,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合理配置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权配置区位。大型国有企业,应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攻目标,通过对投资对象企业的产权置换,以融资、入股等方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掌握和控制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产业链中的关系部位,分离高端的垄断利利润。或者是介入世界主要能源和矿产区域,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进行联合开发与合作,通过直接投资掌握相应的份额或直接取得开采权。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以目前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实力;二是投资重点尽量向互补性领域倾斜。中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对于投资对象国来说,很多不是竞争性的替代关系,而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利益之争,在企业控制权上东道国企业也不会过多的计较,往往会通过共赢性的互惠互利,来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投资收益水平;三是创新投资方式,开拓投资领域。就对外投资方式而言,我国现阶段在价值链、出资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投资仍不活跃;国际融资租赁等高端营销模式也还处以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开展全面的资产或股份并购以外,还应该探索其他投资合作方式市场互换式联盟。同时,鼓励我国大型企业与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开展股权置换合作,实现交叉持股,建立利益关联,以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互换。另外,除了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境外物流园区等新形式,拓宽产权运营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