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佑之（1893～1971年），原名德宽，男，湖南省长沙市人。教授，会计学家，统计学家，会计实务专家，会计教育家。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委常委。
一、个人生平简介
杨佑之，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不到4个月其母病逝。13岁时在老家湖南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于1917年（民国六年）考上北京大学商科，师从经济学大师马寅初先生，成为马师门下的高足弟子，于1919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经马寅初先生推荐，在北京尚志商业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开启教育之旅程。1928年～1935年，相继到北京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和北平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从北平到成都讲学。此后，再没有离开过巴蜀之地，先后担任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铭贤学院教授，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以及华西大学经济学系和成华大学会计学系系主任。1943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任为教授职称，同年7月，领取国民政府颁发的会计师证书。1945年，在成都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四川财经学院（后为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此后，再未离开这所西南地区的高等财经学府。曾先后兼任该校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主任。历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人大代表等职。1960年代，曾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未能逃脱厄运，被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受到批斗。1971年9月10日，一代会计学、统计学大师，未能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曙光，因患胃癌、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带着无限惆怅离开人世，享年78岁。1977年，四川财经学院为先生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理论主要贡献
杨佑之教授一生致力于会计学与统计学理论研究，学术上颇有造诣。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撰写《会计学》（兴华印刷所1938年）和《会计学纲要》（1939年），1943年又在成都出版了《高级统计学》、《统计与制图》和《审计学》等著作。早年还曾发表过《新县制下财务行政制度刍议》（《服务月刊》1940年第3、4期），《统计学之地位》（《四川统计简讯》1940年第11、12期），《省县银行之联系》（《中国行政》1941年第3期）和《四川管制物价之经过与展望》（《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期）等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笔耕不辍，又相继编著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和《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均为1964年）和《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与《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还撰写了《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财经科学》1959年第4期）等多篇学术论文。
杨先生的上述论著中，《会计学》一书在民国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在会计学界仍有较大的影响。该书共14章，包括绪论、财产与损益、交易、借贷原理、记账程序及账簿组织、账户之简化与增设、原始账簿之分立、特别栏之设置、总账之分化与统驭、结账前之调整、账户之分类排列编号、计算表及决算表之编制、合伙组织之特殊会计法、公司组织之特殊会计法等内容，各章末还附有问题与大量的习题，以供学习者练习之用。从上述章节目录可知，该书内容分为两部分。首先，以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核算程序为主线，阐述了一般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就是从“绪论”到“计算表及决算表之编制”，即前12章；紧接着，以企业的两种特殊组织形式的会计核算为主线，讨论了合伙企业、公司组织的会计问题，即后2章。从内容组织安排上讲，该书既有一般会计的理论知识，又有特殊组织会计的核算方法，可谓一本集一般原理与具体方法之大成的会计著作。书中阐述的会计的两个基本理论观点值得一读，现摘录如下，以分享杨师的会计思想。
一是会计学者应当承担提高会计学的社会地位之责任。杨师在《自序》中说，在我国，对于会计学的观点，毁誉参半。誉之者谓其理精技术，陈义颇高，而权衡财务，经济庶事，舍此莫由。毁之者谓，雕虫末技，卑无高论，然理浅显而术易简单也。先生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惟世之言会计也，每多偏于方法之启示，而忽于理论之研讨，阅者或以为会计内容，尽陈于是，而不知个中自有其独到之理论在。这里，他既指出了会计对于财务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权衡财务，经济庶事，舍此莫由；又认为，会计学所以被世人视为“雕虫小技”，在于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不够，即“惟世之言会计也，每多偏于方法之启示，而忽于理论之研讨”。所以，要想提高会计学的社会地位，会计学者必须担当起会计理论研究与传播的社会责任来。
二是复式簿记的起源。先生在书中说，所谓复式簿记，则创自1340年意大利自由市府几罗亚（Genoa）（现译为热那亚）之官吏，1406年见用于威尼斯（Venlce），最后则盛行于佛罗伦萨（Florence）等城市。其后，书中又进一步地说明了会计学的起源。这里，杨师较详细地说明了复式簿记及会计学的起源，类似这样的叙述，在民国时期的会计教科书中并不多见。如果“一门科学史的出现，是这门科学开始成熟的标志”，则一位学者对某门科学史的研究，可看成他对这门科学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滥觞。足以可见，先生对学问探讨之深入，问题思考之仔细，学术研究之成熟。
《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先生于1959年撰写的。当时，我国正值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大跃进正在中国大地蓬勃开展，社会经济形势可谓一派大好。在此情形下，社会上出现了以表代账，丢掉账本，不要会计，取消商品交换等一些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相违背的现象。对此，先生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与敏锐的学术思想撰写此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十分必要。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也就依然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决定了经济核算的形式。先生在这里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让不少人难以接受的一种逻辑关系：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也就是说，只要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就有经济核算。
二是经济核算的概念。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经济核算是用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比较和衡量生产费用和生产成果，企业收入和支出，并进行成本核算，确定企业盈亏，务使生产费用得到了销售收入的充分补偿外，还能保证获得生产赢利，这就是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国民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必须具有非常广大的分支体系。为了提供正确而全面的资料，必须利用业务、统计和会计3种核算。这里，先生既指出了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利用价值形式核算收支，计算盈亏，以保证生产获得赢利；又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核算形式的多样性，只有业务、统计和会计3种核算并存，才能为管理提供所需要的正确而全面的资料。
三是会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文章指出，会计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是价值核算，是利用价值的货币形式来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定期地总结和研究各项活动的经济效果。这种通过货币形式所进行的价值核算，是现阶段会计方法上一个主要特点。由于会计核算采用了统一的货币形式，才能使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资金能够综合，提出总括的指标。才能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进行经济效果的核算。也就是核算企业在按一定价格出售产品所得的货币收入，是不是可以充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亦即所支出的工资和物资消耗，而有一定盈余。可见，文章所强调的是，价值核算既是会计核算的对象，也是会计方法的主要特点。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会计核算对象是价值，会计核算的特点也是价值。事实如此，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的核算通常是业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对象，而会计则是从价值这个侧面，也是利用价值尺度，对商品进行核算与管理的。
《新县制下财务行政制度刍议》一文撰于1940年的抗日战争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进入到一个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为主要任务的训政时期。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把县作为地方自治的单位，拉开了“新县制”建设的序幕。此时的杨师，以国家兴亡为已任，对“新县制”这一政策及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的实施，以财务行政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对如何建立“新县制”下财务行政的牵制组织，以及管理、出纳、会计和审计等4种机构的组织权责及处理程序和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先生主张，“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应厉行以超然主计制度为特征的内部牵制。这种制度，不仅是国内主计制度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财务行政控制措施，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财务行政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体制应当在内部牵制的基础上，将整个财务行政体系划分为管理、出纳、会计与审计等4部，亦不外使其各司其事，相互牵制，籍收澄清吏治，杜绝中饱之效。四者之间的相互牵制，则应因时因事及各种特殊环境而有所不同。可见，杨师对于“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的管理与控制体系的设计，从顶层着眼，并力图建立起一套既各司其事，又相互牵制的管理体系，以收澄清吏治，杜绝中饱之效。其愿望十分良好，但在国民政府腐败成风的大背景下，再完善的具有内部牵制功能的财务行政体系，恐怕也难以奏效。另外，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先生是一位超然主计制度的支持者。
三、实务与教育主要贡献
杨佑之教授身为一名会计师，于1945年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之后，以办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而闻名，在成渝地区实业界享有很高的声望。1946年，他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由于该公司背景复杂，管理混乱，账目不清，不但涉及到企业家的利益，而且关乎成都市民的利益，这本“糊涂账”能否理清，广大市民翘首以盼。他应聘后排除一切干扰，充分运用其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查账技艺，严密清查，终于将一笔笔烂账查得一清二楚，为成都市民办了一件好事，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一时传为美谈。
杨师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教学岗位上度过的。自大学毕业起就立足三尺讲台，先后在北京、河北、天津和四川等地的多所高校担任教授，长期讲授初等会计、会计学、高等会计、会计专题、成本会计、统计会计学、经济学原理、国际公法和国际商法等众多课程。早在1936年，就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邀请，从京都到蓉城讲学，因当时蜀道难行，交通不便，偏僻的大西南会计统计人员如凤毛麟角，他作为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第一位教授，深受学生的仰慕和敬重。杨师从教半个多世纪，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其中不少毕业生成为成渝及西南地区的企业家、会计师、金融家和教授，会计学教授毛伯林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先生的教育之生，真可谓育人半世纪，弟子遍神州。他既坚守教学一线教书育人，又兼任过多所高校的经济学与会计学系主任，并曾担任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对商科教育及教学管理，运筹帷幄，对优化管理学科建设颇有主意。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为统计与会计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和指导生产管理的决定性环节。中国要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在统计与会计上下大的功夫，让管理科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为使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亲自动手整理了几千张卡片，准备写一部会计——统计专著，可惜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而未能付梓。真乃，夙愿未了人先逝，留待后人写续篇。
更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杨师，受命以中方政府代表的身份，从美国人手中为中华民族接管了华西大学。在极其复杂的接管工作中，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使这所人民的大学顺利地“完璧归赵”，为发展西南地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杨佑之，寅初大师育高徒，会计统计之名师；京津成渝兴商教，著书立说留后世；会计执业振中华，名师美誉传蜀地；“桃李门前公植育，松梅江上我愁思。”
参考文献：
［1］任一民：《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编辑 余俊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