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有关苗语量词的研究主要是对苗语部分方言区的名量词的描写和分析，对苗语动量词的研究则很薄弱，对苗语各方言区的量词也缺少整体上的对比描写和分析。本文认为可以把苗语黔东方言、湘西方言、川黔滇方言三大方言区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苗语量词，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苗、汉量词之间的关系作谱系内的对比研究。
关键词：苗语； 量词； 类型学；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2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89－05
The Review and View of the Study of Miao Language Measure-words
TIAN Tie
(The Guizhou Uniuersity for National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Abstract：Currently，the research of the relevant Miao language measure-words
mainly depict and analyze of noun-measure-words of parts of Miao language dialect，totally overlooked to study Miao language verb-measure-words，to contrastively depict and analyzes every dialect of Miao language. The article think that three dialects of Miao language, that are Qian-Dong dialect, Xiang-Xi dialect and Chuan-Qian-Dian dialect, can be spoken as a whole, researchers can whole study Miao language measure-words and contrastively study the relation of measure-words between of Miao language and Chinese in one pedigree from typology.
Key words:Miao language; Measure-words; Typology; Contrast study
苗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史籍中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里就有了苗族的先民。苗语是苗族的民族语言。按照传统的语言系属分类观点，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苗语支，内部又大致可分为湘西、黔东、川黔滇3大方言，7个次方言，18种土语。［1］
一、苗语量词研究述评
1目前研究的成就
国内外学者对苗语的研究一直较为关注，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苗语“音系”内部的构拟和对“语族”内的某些“同源词”的认定，也能见到结合境内外苗语所作的对比性研究成果［2］。国内关于苗语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苗语的“名量词”，研究成果主要是发表于国内期刊上的一些单篇论文，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尚未看到。整体看来，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1.1注意到苗语“名量词”在使用中的性别差异。如男女对量词的使用有所不同，但这是指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而言，在特殊情况下，不壮实美好的事物男人也使用壮美称的量词，女人一般不用壮美称，但有时也有使用壮美称的（罗兴贵《谈苗语川黔滇方言小峭口语中的量词》）。考察了苗语名量词语音形态的变化及其语义语法范畴，也考察了名量词附加前加成分的形态形式及其语义语法范畴，认为石门坎苗语量词的语义语法范畴是“指称范畴”，苗语的大多数方言的量词都有附加前加成分的形态变化，这些附加前加成分使量词名词化，其语义语法范畴可称之为“类化范畴”。（李云兵《苗语的形态及其语义语法范畴》）
1.1.2注意到了苗语“名量词”与汉语“名量词”之间的搭配差异。如苗语量词能单独放在名词前，对名词起分类作用（贺又宁《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汉语量词“个”是个体物量词里用得最广泛的一个，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都可以用“个”修饰，小哨苗语中的lo(（个）和to(（个），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修饰的对象各不一样，lo(（个）一般加在表圆形的、坨形的或圆而中空的物体名词前面， to(（个）一般加在表动、植物名词前面（罗兴贵《谈苗语川黔滇方言小峭口语中的量词》）。
1.1.3对苗语“名量词”的来源和性质也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苗语的“名量词”是从名词演变而来，在语法上还保留许多与名词相同的特点，它比汉语的量词具有更多的名词性（吴平《苗语的情状量詞初探》）。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种看法是，苗语的“量名结构”的内部关系以及修饰词组的语序反映出，苗语量词和名词的关系是名词修饰前面的量词，这更切合苗语的实际；苗语的量词，可能最早是由名词发展演变而来的；同时，苗语中还有能起褒贬作用的特殊量词（张永祥、曹翠云《黔东苗语的量名结构》）。苗语量名之间的这种关系与国内对汉语量名之间的关系认识完全不同，应当具有非常重要的类型学意义。但由于该观点并非来自对苗语的整体考察，其可信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1.2目前研究的不足
现有成果对苗语量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苗语“名量词”的某些特征，这对全面研究苗语量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名量词”毕竟只是量词的一个部分，况且苗语量词相当丰富，现有成果无论是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对苗语量词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在关于民族语言或苗语研究的概论性专著作中，有关苗语量词的内容往往比其他词类显得简略和单薄3，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苗语量词研究的薄弱，其中还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涉及到，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1.2.1考察地域的局限性。由于现有研究只是对苗语部分次方言和土语的考察，所以对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无法做出解释。如量词“个”，有的认为是dail [t(4] （吴平《苗语的情状量詞初探》），有的则认为是lo(和to(（罗兴贵《谈苗语川黔滇方言小峭口语中的量词》），还有看法认为是tsai55、tu33、tai33和dai33（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量词拾遗》）。这种分歧很有可能是由于苗语的土语分歧所致。苗语有三大方言，现有成果主要是对“黔东方言”（中部方言）名量词的举例性描写，没有涉及“湘西方言”和“川黔滇方言”两大方言区量词的考察，缺少苗语内部的跨方言比较，因此对苗语量词的研究缺乏整体性，我们无法通过现有成果来了解苗语量词的全貌。
1.2.2考察内容的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几乎都没有涉及苗语量词的极为重要的“动量词”或动量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现有成果对苗语量词的词法特点、句法结构和句法功能的种种表现，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1.2.3理论解释明显不足。现有成果无论是对苗语量词的研究，还是对苗语、汉语量词的对比研究，大都只局限于平面的描写和简单的比附，缺乏全面的对比考察，从语系和语言类型学角度的研究和解释还处于空白。
2 苗语量词研究的前瞻性思考
2.1研究的主要内容
鉴于苗语量词研究的现状，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同一谱系内的跨语言比较和同一语言内的跨方言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把苗语黔东方言、湘西方言、川黔滇方言三大方言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苗语量词进行多角度的对比考察分析，包括量词的分类描写，名量结构、动量结构的描写分析，量词结构（包括量词的重叠式、数量结构、数量名/动结构等）的语法等级、句法功能的分析研究，量词的语义特征和语用特色的描写分析；同时关注苗语三大方言中量词使用的差异，并力求揭示出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对苗语量词作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苗语、汉语量词作进一步的对比分析，探讨两种语言中数词与量词的搭配关系，量词与名词、动词的修饰限定关系，量词结构的语法等级序列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两种语言的量词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因素。
现代语言类型学提出的类型的蕴含共性、类型的标记性和类型的连续等级等现象在我国诸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并且类型分布十分复杂，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很好的资源。目前关于苗语量词的研究主要是对黔东南苗语量词的平面描写，其方法主要是比照汉语量詞的研究框架来描写和分析，没有对苗语量词进行语言类型学视角的分析，也没有就苗、汉量词作类型学上的深入对比研究。因此，以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对苗语量词以及苗、汉量词作对比考察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对苗语量词和苗、汉量词异同的规律性因素进行挖掘和解释，有助于深层次地说明汉藏语系中量词的有关问题。
2.2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2.2.1基本思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汉、藏缅、壮侗、苗瑶四个语族的词类、构词法、语法范畴和语法手段相当一致，语言发展过程也很相似4。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语言类型的相似性角度出发，以词类范畴为单位对苗语量词进行全面考察，并对苗、汉量词之间的关系作谱系内的对比研究。可以将苗语三大方言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分析苗语的量词。其中主要是以苗语的18种土语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对已整理的苗语书面材料进行分析和描写。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意考察分析各方言、土语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既把握苗语量词的整体性，又不抹杀各方言土语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苗语、汉语量词的对比研究，探求苗汉量词发生发展中的规律性因素。
2.2.2基本方法
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相结合。当代语言类型学注重把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结合起来，注重语言演变的规律对共时类型的解释作用。因此，对于收集到的苗语书面材料，先将其视为一个共时平面，作以充分而细致的平面描写和共时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所用材料作以历时考察，以观察所用材料中的历时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方法有助于深入挖掘苗语量词的一些规律性因素，也会给苗汉量词的对比研究提供充分的言语事实。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对于语言研究非常重要，它可以比较精确而形象地描写某种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如语法等级（grammatical hierarchy）是语言类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语法范畴在某一语法特性维度上排列的等级，修饰语与中心名词的黏着度等级就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等级5，但是这些语法等级的序列等级必须有一定的数据支持，而这些数据则来源于定量分析。本文认为名量词与名词、动量词与动词的修饰关系也是一种语法等级，这种语法等级一方面表现为量词及量词结构直接充当定语、状语、补语来修饰名词、动词时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量词及量词结构在其修饰对象隐现时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时的差异。这些差异必须通过定量分析而来的数据来说明。这一方法对考察苗语量词结构的语法等级也至关重要。这样，通过考察苗语量词与名词、动词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并进一步对比苗汉量词之间在类型上的对应性和非对应性，应该说会有助于对苗、汉量词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
系统性研究和典型性研究相结合。这一方法是对前两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的进一步分析。语言是一个系统，也蕴含了量词的系统性及其内部成员的典型性问题。在汉语量词的研究中，运用系统性研究和典型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对苗语量词系统进行研究。
对苗语量词作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近现代以来，苗族虽然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南方山区，但其分布的格局则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分布格局必然产生频繁的语言接触，从而可能会增加苗语中的外来成分，增加语料分析整理的难度。另一方面，苗语广泛地分布于我国的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四省，所涉地域广大，且苗语各方言不仅语音有所不同，词汇也有较大差别。苗语方言、次方言和土语是相比较而言的，其间相通部分在60％以上6。这将为研究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带来很大难度。
3 苗语量词研究的意义
3.1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直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语言结构角度探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还是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角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问题，在我国都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苗语的研究，对于促进苗族的繁荣与进步，促进多民族的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多语种多文种的语言关系的研究，对于各民族在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对于丰富和修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对于完善语言兼用、混合语、语言转用的理论以及制订语言规划、政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7。
3.2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本体研究，苗语量词探讨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苗语本身具有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族语”，其内部方言、土语的分歧较大，分支较多，特点各异，不同苗语方言区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常常会有各种交流上的障碍，有时甚至不能成功交流。选择量词的视角，从整体视野来透视苗语，寻找出苗语内部方言的共性与个性，无论是对苗语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不同方言区苗族同胞之间的交流沟通，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有学者认为，在比较的程序上，从目前汉藏语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进行上位比较艰难，应该多搞一些下位的微观比较，首先搞各自语言内部的分析与描写，摸透各种语言的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往前走8。从这个意义上说，苗语量词的研究也是一种微观研究，是为进行宏观研究而作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3.3苗语量词的研究，可以为苗语的系属分类提供理据。学术界目前对汉藏语系的“语族”和“语支”的分类还存在较大分歧。由于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苗瑶”、“汉”、“藏缅”、“壮侗”语族同属“汉藏语系”，而国外占优势的观点则认为只有汉语和藏缅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苗瑶语族属“澳泰语系”9。要确证苗语的系属归类，对苗语量词进行考察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点，因为量词正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苗语量词的研究，从语言类型上寻求苗汉量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为苗语的系属归类提供直接的科学依据。苗瑶语族是非常典型的“词根型”语言，其发生机制和结构类型与汉语非常近似，从语言类型学视点选择量词作为与汉语比较研究的对象，对苗语史和汉语史，对历史比较语言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全方位地描写苗语量词，对苗、汉量词的对比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借鉴，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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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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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370页。
7 金有景.民族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J]. 北京:民族语文, 1983, (6).
8 戴庆厦.汉藏语研究的一些思考[J].天津:南开学报,2000, (4).
9 黄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发展[A].载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第202页.
(责任编辑：周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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