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疏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是蕴含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和人文理念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元素，是华夏文明的标志。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在传统中国，礼是纲纪社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总称。《大戴礼记·本命》记载有“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礼，几乎包括了当时政治、社会和宗族、家庭等各个领域的礼仪规范。从政治层面上讲，礼治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的根本模式，以礼治国是主要的政治理念。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的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四种礼教而获得成功”，而且，“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除了国家政治层面的礼仪典章制度，礼仪也渗透下沉到古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渗透到人伦日用之间，并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但与同是行为规范的法律不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并不靠国家权力来推行。“传统是社会所累積的经验”，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在缺少变动、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过去的经验常常可以用来作现下生活的指南，经过礼的教化，人们养成了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其实，不宁唯是，在传统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中，社会秩序的整合主要依赖礼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主要靠礼仪传统来维持，社会矛盾的处理也主要依据传统来解决。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加略利（Jean-Marie Callery）指出：“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人的情感靠礼仪得到满足，他们的责任靠礼仪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仪来评判，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主要是礼仪上的联系。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由礼仪来控制的民族。”通过西方学者“他者”的观察与论述，也可以充分表明礼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整合功能。
与百姓人伦日用密切相关的礼仪在先秦、秦汉时期即已受到重视，成为进行社会教化的主要方式。唐宋变革之后，礼制逐渐下移，传统礼仪逐渐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一起，冠婚丧祭等日常家庭、学堂礼仪、人伦交际礼仪等在中古以后逐渐在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上获得更大发展。一是由于儒家，尤其是两宋理学家对家训、家礼的高度重视，相关著作不断涌现。家礼是为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而制定的规范准则;家训则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为教育后代而制定的有关修身为学、为人处世、择友从师、齐家爱国等方面的训诫规范。二是中古以后，为适应对民间的社会教化，基层社会的村规乡约、乡礼大量出现。村规乡约大部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注重道德教化;乡礼主要是规范百姓日常行为的礼仪。此外，南宋以后，伴随着大大小小书院的兴起，各地的大小书院都有自己的学规，其内容大多注重对学子道德方面的规约，对学子的礼仪也有规定。这些礼仪守则，通过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经童蒙教育与书院教育等教育方式的推行，对于塑造民族精神、 提升民众的道德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大略而言，传统礼仪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公共空间应遵循的礼仪规范，这是属于社会公德内容;二是人际交往中应遵守的规范礼仪，这两类都属于社会性公共礼仪规范。三是个人私生活中应该遵循的礼仪规范，这属于私德内容，这种礼仪一般比较注重个人的道德人格修养，希望通过礼仪的践履来修身进德。
传统日常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礼仪，而是有其内在的精神原则。礼的精神原则，传统礼学称之为礼义。礼仪形式与礼的内在精神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犹如鸟之两翼，相须为用，不可或缺。道德人文精神是传统礼仪的根本原则。传统礼仪巨细靡遗，往往是在细微处透露出道德精神，它注重从细节来对人进行道德人格的塑造，培养人的君子风范。
礼仪重在笃行，在日常人伦关系中践行。《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曾子说：“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也就是说，礼并不是玄远缥缈的理论，它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与规范，具体而言，体现为尊敬尊贵者，孝敬年老者，慈爱幼小者，友善年少者，施惠于贫贱者。所谓道不远人，仁义之道不必远求，从人伦日用中切实践行礼仪，即可以成就君子之道德人格。传统礼仪体现了各个层面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从而提升中国人的人文道德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人伦情感的文化，是重情的文化，传统礼仪也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传统礼学素有“缘情制礼”“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之说。礼仪最核心的要素是要有“仁人之心”，无此仁爱之情则礼也会流于虚情假意的虚文。因为仁是尊敬别人的情感基础，人具有仁爱之心，则在人际关系中会互相礼敬对方，关爱对方，否则，仅仅是作出恭敬对方的样子而无仁爱之心，这样也不是真正的敬。传统礼仪要求以仁爱、恭敬谦让、尊重对方为原则，故处处体现出对他人体贴入微的温情，体现出对他人的仁爱之情。譬如《礼记·曲礼上》规定有“望柩不歌”“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也就是说当遇到邻里有丧事时，自己在舂米时就不再唱送杵的号子，街巷中有丧事就不要再唱歌，助葬要面带哀容，不能出现嘻笑之色。这些细微的礼仪规定体现出对丧家哀戚情感的尊重，以及人同此心的同情，这充分体现出传统礼仪的温情向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建立在仁爱、谦让、恭敬等情感基础上的传统礼仪，相对于国家层面的礼仪制度，更具有一种情感上的温度，更显出传统礼仪的浓厚的人情味，更能体现出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处事风格。
传统礼仪体现了华夏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传统礼治秩序其实是一种充满温情与敬意的人伦和谐秩序，礼崇尚“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和谐精神。其实现路径，主要是以个体道德人格的培养为中心，进而向外推扬;它推崇“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忠恕之道，奉行“立中制节”“执中有度”的中庸之道，这些内在精神与传统礼仪内外一体，共同塑造了古代中国优雅从容、气度非凡的气质，博得了衣冠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
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儒学既不再有社会组织体制的支撑和依托，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它与人伦日用的联系，成为所谓的“游魂”。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礼仪，它之所以能够发挥教民成德、建立公序良俗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不离人伦日用，并通过日常践行与身体力行，潜移默化般地内化为百姓的道德意识。礼并不是悬隔高挂的空洞说教，更不是空谈心性的学问;中国的古礼，从来不是书斋内的玄思空谈，它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性的文化体系。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礼者，履也”，也就是说礼仪重在笃行。礼必须践行方可发挥其敦睦人伦的价值，否则不过是空洞的仪式条文;礼的人文道德精神也只有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方可使礼具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因此，传统礼仪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其道德教化作用，关键是看其是否或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切近百姓人伦日用，多大程度上下沉到日常生活中去，从而在社会生活层面发挥其积极意义。因此，在探讨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时，既应着眼于对其人文价值的深入发掘，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道德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汲取传统礼仪的精华，返本开新，重建传统礼仪和现代生活的有机联系。
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曾提出，人是礼仪的存在。礼仪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体现，一个没有道德精神、礼仪修养的民族很难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很难受到世人的尊敬。针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等社会道德滑坡现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重建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及礼仪制度的迫切性，意识到必须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于礼仪这一文化载体，必须重视切近人伦日用，关乎世道人心的现代日常礼仪建设，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因此，对传统礼仪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认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礼仪的优秀元素，遵循“缘情度势，简约易行”的原则，并借鉴当代西方礼仪的优秀元素，中西结合，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建构起适合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道德礼仪体系，并将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生活礼仪中，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发挥其正确的价值导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在当代日常礼仪重建中传统礼仪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传统礼仪内容丰富，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成内在的统一性，如尊老爱幼、尊师敬长、敬让体贴他人、勤劳节俭等美德在今日仍需大力弘扬;传统礼仪内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可利用的资源;传统礼仪体现出的以人为本、仁爱敬人、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等人文主义理念和强烈的人文情怀，在当今社会弥足珍贵，对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具有重要价值。
当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创建，需要建立起公民私德与社会公德相互结合的道德体系，这就要求每个人重视个体的修身修德，加强自身修养。传统礼仪是节制人情、涵养气质、修身成德的重要方式，现代社会的公民应汲取传统礼仪的精华，以礼修身，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
总之，重建当代日常礼仪规范，应汲取传统礼仪的优秀元素，返本开新，加以创造性转化，并充分将其中蕴含的仁爱、诚信、谦让、礼敬等与当代社会相符合的伦理美德融入礼仪体系中，创建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礼仪体系，来提升当代公民的道德素质，重塑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文化形象。
（作者单位：北京立容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