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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
关键词：岛夷卉服；织绩木皮；树皮布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1－0071－07
斑斓复杂的服饰形态是人类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不同族群文化差别与交流的重要民族志因素，纺织服饰和树皮布、兽皮衣等体现了不同区域服饰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别。在亚太族群文化体系中，以中原北方为中心的东亚大部，棉、麻、丝、毛等四大纤维材料纺织而成的古代服饰源远流长，是华夏、汉民族“衣冠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在华南沿海、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上。土著民族的树皮布文化特征鲜明，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在华夏、汉民人文的早期视野中，古代华南土著的服饰文化与“华夏衣冠”迥异。《禹贡·九州》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后汉书·南蛮传》说“盘瓠”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唐宋以来史籍屡有“绩木皮为布”、“织树为布”等记载，说的都是华南土著先民独特的服饰文化传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的“他文化”，华南民族树皮布文化内涵和工艺技术在汉文史籍中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缺乏周详的技术形态与内涵描述，而史前和早期历史时代的树皮布遗存难于在考古遗存中保存下来，因此残存于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土著民族志上的树皮布技术工艺就成为重建树皮布文化史的重要依据。本文拟初步梳理汉文史籍中东南土著树皮布文化发展的线索，结合笔者最近在台湾阿美族都兰部落调查到的一组树皮布制作工艺，联系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西萨摩亚土著同类民族志，辅之树皮布石拍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复原数千年来亚太南部土著“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文化史。
一、东南“岛夷卉服”、“织绩木皮”
在以“华夏中国一四方万国”为特征的古代东亚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框架中，伴随着古代“中国”对“四方”、“万国”文化的不断渗透、融合，中原华夏、汉民人文视野中的“东南方”、“扬州”的认知也得以深入、扩展，自上古迄于明清，从江南至于岭南，乃至邻近的东南亚半岛。古代“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屡见于汉文史籍，在“衣冠华夏”充满“优越”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南方土著民族服饰文化的一段重要历史。
《尚书·禹贡》载“九州”风土人文，“岛夷卉服”是最特殊的一项。“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人，震泽底定。筱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荡、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对于东南扬州的“岛夷卉服，厥篚织贝”，顾颉刚注“卉服，孔颖达说即草服，南方居亚热带，岛民以草编织成衣服”。就是说，上古东南土著着“树皮草服”。
《后汉书·南蛮传》谈到南蛮图腾，也有“织绩木皮”之语。“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日盘瓠。……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号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阑，语言侏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日蛮夷。”南蛮的“织绩木皮，染以草实”，与“岛夷卉服”应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内容。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越王旬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这里的“披草莱而邑焉”，显然说越王句践也不是衣冠华夏。
在整个中古时期，南方许多土著都以织树皮著称。《太平御览》卷820引顾微《广州记》：“阿林县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半断，新条更生，取其皮，绩以为布，软滑甚好。”明邝露《赤雅·卉服》说：“南方草木可衣者日卉服。织其皮者，有勾芒布、红蕉布、弱锡衣苎麻所为。”也印证了前引《禹贡·九州》之“岛夷卉服”就是土著树皮布。
产树皮布最著名的族群是海南、台湾土著。《太平寰宇记》卷169“儋州”条引：“《山海经》日儋耳，即离耳也。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日生黎。杀行人，取齿牙贯之于顶，以显骁勇。弓刀未尝离手，弓以竹为弦。绩木皮为布，尚文身，富豪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卷169“琼州”条载：“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服，号日生黎。巢居洞深，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儋耳国”、“雕题国”属于“骆越”一支，是海南岛上古土著，中古以来以“黎”、“黎峒”著称，《山海经·海内南经》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郭璞注记：“馊离其中，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明确海南土著有树皮布文化。佐证还有，《文献通考》卷331“黎峒”载：“黎峒唐故琼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旧说五岭之南，杂夷獠，铢崖环海，豪富兼并，役属贫弱。妇人服缌缏，绩木皮为布。”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9册“广东下”说：“黎人的短衣名黎桶或即树皮布所制。”
台湾土著制作树皮布，最早见于隋唐时期的文献。《太平御览》卷820引杜宝的《大业拾遗录》：“七年十二月，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寸，亦有细斑布，幅扩一尺许。”几乎类似的记载见于《太平广记》卷482《蛮夷三·留仇国》、张鹜《朝野佥载》，都是说朱宽大军在台湾看到土著民生产的“缉木皮为布”、“细斑布”与中土华夏不同。凌纯声先生认为朱宽看到的“缉木皮为布”、“细斑布”两种都是树皮布，并把“细斑布”上溯到三国时期沈莹《临海水土志》“夷州”所记的“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恐有不据。但“缉木皮为布”显然就是树皮布。
随着汉人东渡开发台湾，台湾原住民的“织树为布”文化更广泛地见载于明清以来的汉文采风民族志上。早期迁台的汉族移民常常看到披着草裙、树皮的山地“番族”景观，讶异于原住民“织树为布”的“化外人文”，并饶有兴趣地记录在游记史志中。陈第《东番记》就说：“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郁永河在《稗海纪游》中谈到裸番在冬天包裹的番毯就是用树皮制成，“男女夏则裸体，惟私处围三尺布，冬寒以番毯为单衣，毯缉树皮杂犬毛为之。”《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番俗”：“半线以上多揉树皮为裙，自如苎。……达戈纹出水沙连，如毯，芝杂树皮成之，色莹白。斜纹间以赭黛，长不竟床。出南路各社者皆灰色，有砖纹或方胜纹者，长亦如之。番以被体，汉人则以为衣包，颇坚致。”《皇清职贡图》卷3所载多支台湾原住民支系都有树皮文化，如“诸罗县诸罗等社
熟番”载：“男番首插雉毛，以树皮织为长衫，夏常裸体。”“风山县山猪毛等社归化生番”载：“其居择险隘处叠石片为屋，无异穴处，男女披发裸身，或以鹿皮蔽体，富者偶用番锦哔吱之属，能织树为布。”“彰化水沙莲等社归化生番”载：“盖藏饶裕，身披鹿皮，织树皮，横联之间有著布衫者。”“彰化县内山生番”语：“巢居穴处，茹毛饮血，裸体不知寒暑。……番妇针刺两颐如网巾纹，亦能织树皮为 。”又“淡水右乃武等社生番”语：“生番倚山而居，男女俱裸，或联鹿皮，辑木叶为衣。”
此外，汉晋以来许多南下的航海家也目睹了印尼群岛、泰国等地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东南亚的土著民族与华南濮、越文化关系密切，“剥取树皮，纺织作布”与华南土著内涵无异，从文化史的宏观立场来说应属于同一个服饰技术系统。印尼群岛的树皮布文化见于《通典》卷188“边防四·南蛮下·火山”引三国吴康泰、朱应《扶南土俗传》：“火洲在马五洲之东，……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绩以为布，……又有加营国北、诸簿国西，山周三百里，……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绩为火烷布。”《太平御览》卷820引《抱朴子》：“海中肃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灭。丘方十里，当火起满洲，洲上纯生一种木。……夷人取此木华绩以为布。其木皮赤，录以灰煮治以为布，但粗不及华，俱可以火涴。”泰国古日“扶南”，树皮织布文化见于《梁书·扶南国传》：“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簿国，国东有五马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织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
总之，汉文史籍中的华南、东南亚的“南蛮”或“濮”、“越”系土著的树皮布确与中原北方的华夏衣冠截然不同。土著民族缺乏自身的文献历史，华夏、汉人话语下的土著“织绩木皮”常伴随着“断发文身”、“披发裸身”、“巢居穴处”、“茹毛饮血”等华夏视野中“野蛮”、“落后”的文化，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但却是从历史文本上认识华南土著服饰文化史的唯一途径。实际上，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南方土著树皮布，是伴随着华夏、汉人南迁的脚步及汉越、汉番文化融合的进程的，因此“岛夷卉服”、“织绩木皮”只“存在于”古代华夏、汉民曾波及的华南与东南亚。现代民族志与考古资料显示，亚太树皮布的分布还不仅于此，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土著都有明确的树皮布文化。
二、华南、东南亚与太平洋土著民族志上的树皮布工艺
从上古“岛夷卉服”到清代台湾原住民的“织树为布”，以及东南亚土著“剥取其(树)皮，纺织做布”，大致反映了汉民人文视野中的古代华南、东南亚树皮布文化的历史变迁。但南方土著树皮布，只是华夏、汉民族视野中的“他文化”，只言片语且客观、周详不足。“残存”于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m—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等土著社会的树皮布工艺，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特殊文化的内涵形态。
台湾原住民残存的树皮布文化屡见于现代民族志，20世纪30年代林惠祥教授看到的台湾原住民服饰就有麻布、兽皮、树皮三类，其中树皮有椰树皮、芭蕉皮等。刘其伟先生编著的台湾土著物质文化史中，仍看到“台湾各原住民往昔的衣料，多为自制的手织麻布或芭蕉布，但也有以皮革为衣的”。1948年，凌曼立在花莲县马太鞍社调查到，阿美族头目何有柯(Unak Tabon)年少时还见过制作树皮布，他们以楮树为原料，使用大型石刀砍伐原料、小型石片刀和番刀剥取树皮、卵形石锤和各种形状规格的木棒打制树皮布，最后缝制成树皮布头巾、无袖外衣、套袖、长裙、腰裙、前遮、被服、垫褥、背带等树皮布制品，这是近代台湾民族志中最详尽一个树皮布文化个案。
最近，笔者到台湾山地做了一个月的原住民部落文化探访，相继调查了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台北、苗栗等县的泰雅、邵、布农、邹、排湾、鲁凯、卑南、雅美、阿美、赛夏等10个台湾山地原住民族群的35个聚落，寻访原住民各族群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在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部落看到的阿美族树皮布制作工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都兰(Adulan、Etolan)部落的名称源于’atol，意即“堆石”、“石墙”、“迭石墙”，位于都兰山东侧，部落人口有四百余户近一千五百人，是一个阿美族的传统大部落。在聚落西侧的都兰山东麓就是著名的都兰遗址，发现了包括石棺、石壁在内的十八处麒麟文化巨石遗迹，也被阿美族视为族群文化的发祥地，应就是“都兰”部落的名称由来。都兰部落族人隶属阿美族卑南群，祖先发源于知本南边的Arapanay，先后迁徙初鹿、长滨、新港等地，最后落脚都兰村。树皮打布工艺见于一个叫“巴奈达力功坊”(Panay Talikong Fang)的原住民传统工艺作坊，创办人巴奈(Panay)是都兰部落的首领之一。在作坊及他们家设立的传统工艺品陈列室，巴奈向我们展示了阿美族树皮布成品和制作树皮布的全过程：第一，选择树材。阿美族常选用一种称为“落浪”(Rolang)的树木作为制作树皮布的原料，实际上就是构树，学名Broussonetia papyrifera，是一种常见于华南及东南亚、太平洋群岛中低海拔地区的落叶乔木，还选用一种原语称为“约那”(Yono)的树木，学名Ficus superba，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这两种树都有很好的纤维延展性。第二，剥取树皮。第三，浸泡树皮。将剥下的树皮放在水中浸泡，使树皮更具有延展性、柔软性，以利于锤打。第四，锤打树皮。用不同形状、大小和锤面刻划有网格纹、重圈纹等各种几何纹样的铁锤反复锤打，去除树皮中的树脂，延展、整合树皮中的纤维，形成较之树皮原材面积更大、柔软的树皮布。第五，裁缝服饰。用树皮布制作成各种服饰、衣帽等。由于民族文化的变迁，阿美族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再穿着树皮布制品，树皮布制品主要作为民族工艺品出售给旅游观光者。
阿美族是分布于台方东海岸山地的一支原住民族群，巴奈长老的这一套树皮打布工艺，是迄今台湾原住民社群中仅见的树皮布文化，对于认识台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历史上树皮布文化的内涵、发展，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当然，巴奈长老所掌握的这一“织绩木皮”工艺并非自古传承、延续下来的文化，而是近年来台湾地区“原住民运动”背景下，原住民族群在反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和“光复”以来的“山地平地化”造成的原住民传统文化流失的抗争中，谋求原住民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的产物。但是，据笔者的调查，阿美族树皮布文化的再造还是有其历史文化根源的，都兰阿美族部落首领巴奈说他小时候就听他爷爷说过制作和穿戴树皮布服饰的事，这也与前文所述清代汉人采风民族志所记载的台湾番族“织树为布”、“揉树皮为裙”的历史相吻合。
川滇黔高原所在西南地区自古是濮越杂处之地，越人支系庞杂，滇越、夷越、腾越等相继活动于这一带，随着汉晋以后西瓯、骆越等支系的西迁，西南越人后裔相继发展演变，成为当代之傣、布依、侗、水、壮等壮侗(壮傣)语族各民族文化，他们包含了大量的百越民族特有文化的积淀，云南西双版
纳傣族树皮布文化就是其中之一。据西双版纳博物馆的调查，傣族是华南大陆保存完整树皮布工艺的少数族群之一，傣族将选好构树段后，用特殊的木锄将树皮缓缓剥下来，之后用大型木锤锤打树皮，锤打过程中不断淋水于树皮之上，直到将树皮拍打成柔软、延展的树皮布，并缝制成帽子、衣服、裤子、毡子、座垫、被子等丰富的树皮布产品。
黎族的树皮布又称纳布、楮皮布、谷皮布等，制作树皮布的主要步骤是扒树皮、修整、将树皮放在水中浸泡脱胶、漂洗、晒干、锤打成片状和缝制，树皮布可剪裁缝制枕头、被子、帽子、上衣、裙子等。在陵水、保亭、通什、白沙、昌江等县市的黎族博物馆都陈列有黎族人民制作的树皮布制品。
越南是东南亚半岛少数保存树皮布工艺民族志的地区之一。树皮布工艺见于中部山地民族布鲁一云侨族(Bm—Van Kieu)，属于南亚语系的猛高棉语族。布鲁一云侨族的树皮打布工艺与傣族非常类似，这里的土著人用刀背将树皮从树材剥下来后，要在水中浸泡10天，然后晾干，再拍打成柔软的树皮，之后树皮布被裁缝成各种需要的帽子、服饰。
迄今世界上最精美、最充分发展的树皮布文化内涵，应该是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土著南岛语族的树皮布。西萨摩亚人树皮打布的首选树材也是Bmussonetia papyrifem(构树)，也有少数使用Breadfmit／Artocarpus(面包树)和Banyan／Wild Ficus(野生榕)的。制作树皮布时，Totoa Fagai将构树段上的树皮剥下来，用刀片和贝壳刮去树皮外皮保留内侧纤维层，然后将树皮平置于木墩上，用刻划有各种几何纹的木拍用力敲打，直到打出一片柔软的树皮布，打制成的树皮布再置于涂有红色颜料、刻有各种几何纹样的木印模板Apeti上印出精美的纹样。太平洋树皮布文化的完善与精美，充分表现在树皮布服饰的类型和纹样上，纹样多数取材于自然因素，如平行线、方格、网格、米格、曲折、水波、三角填平行线、方格填三角、回纹填菱格、树枝形、蕉叶形、四至八瓣花瓣纹、四或八叶涡旋纹、太阳纹等，少量飞鸟、走兽、游鱼形象，多繁复的组合图案。树皮布服饰没有复杂的裁剪和款式设计，自然流露的朴实、纯美是该服饰文化的内在魅力。
在17世纪以来西方航海家、传教士和人类学家进入太平洋群岛之前，树皮布、草裙及羽毛、贝壳装饰是南岛语族土著社会唯一的服饰形态，这一服饰文化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土著社会的上层都保留这一重要的传统文化，相继出现于欧洲画师、摄影师的作品中。如美国夏威夷Bishop博物馆藏一幅斐济女子制作树皮布围裙的图片，与当代西萨摩亚等地尚存的树皮布打制、印花技术完全一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还收藏一幅1816—1817年问Louis Choris画作的夏威夷国王KamehamehaI世之妻Kaahunlanu之像，Kaahumanu皇后下身穿着精美几何纹的树皮布围裙，优雅大方。新西兰Dunedin博物馆藏一幅拍摄于1859年的老照片，画面是一对汤加青年酋长夫妇，下身同样围着精美大方的几何纹树皮裙。英国伦敦一出版商收藏的一幅19世纪末的斐济武士老照片，身着树皮衣、手握武士棒。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Apia)的老照相馆中，藏有一幅19世纪末萨摩亚少女的美丽肖像照，也着一件精美的几何纹印花树皮裙。
可见，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土著树皮布文化在当代民族志上还有充分的“残余”，阿美族、傣族、黎族、布鲁一云侨族、南岛语族等树皮布文化从树材选择、工具形态、剥皮打布、裁缝服饰等环节，都有基本的共性，又同处于古代百越一南岛土著文化共同体范围内，印证了汉文史籍所载“南蛮”民族之“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统一性。当然，上述树皮布民族志文化问还有相当的差别。表现在阿美族、傣族、黎族、布鲁～云侨族等东亚土著树皮布制品的简朴、粗陋、原始，以及太平洋南岛语族树皮布文化的繁复、精细和成熟特点，正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亚洲东南海岸地带产生、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带传播、发展的逻辑进程。
三、树皮布石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树皮布作为一类特殊的物质文化，在考古遗址中难于保存、难于发现，考古学者认识、重建亚太地区史前、上古树皮布文化，主要是通过树皮布的制作工具的研究，即树皮布石拍的识别、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
最初的树皮布石拍是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M.Colani)在中南半岛的史前遗址中识别出来的，之后美国考古学者拜雅(H.Otley Beyer)等在菲律宾八塔雁(Batangas)，Rizal，Bulakan，Cavit，Cebu南部，Cotabato等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发现了相似的石拍。依据拜雅的研究，菲律宾的树皮布石拍有三种类型，直背型带柄石拍、凸角型带柄石拍、无柄型石拍，他认为无柄石拍年代晚于带柄石拍。其中背部凸角的带把石拍是菲律宾特有的，被称为“菲律宾型的树皮布石拍”。
华南树皮布石拍的发现是从台湾的史前考古开始的。早在日据时代，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就在基隆和苏澳新城发现一种刻有平行凹槽的板岩制打棒，称为“有槽打棒”、“菜刀型打棒”，因与原住民布农族制作印纹陶器的木拍相似，一度被解释成印陶纹的陶拍。之后，鹿野忠雄将这类石器与菲律宾同类石器比较，确定其“树皮衣料打棒”的性质。此后，凌纯声先生也相继确认了台湾淡水嵌顶、台北圆山、台中大甲水尾溪、高雄小岗山、台东卑南等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的“树皮布石打棒”、“树皮布石拍”的功能。光复以来，这类石拍又有不少的发现，连照美教授曾全面收集、整理这类“有槽石棒"23件，其中带柄的13件、无柄8件、碎片2件，不过她认为在有充分的考古资料证实这类石器的确实用途之前，不宜称为“树皮衣料打棒”或“石制印陶纹器”。
在华南大陆，树皮布石拍遗存集中发现于浙、闽、粤、港等沿海地区。凌纯声先生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浙江杭州良渚、古荡及50年代在福建光泽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相继发现的树皮布石拍，分别属于带柄直背型、带柄厨刀型、装柄型，并认为这些石拍均属于没有刻槽的素面石拍，应早于台湾和菲律宾发现的同型树皮布打棒。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近十多年在闽南的平和扳仔乡黄乾山、南安土地公垵山等“商周时期”的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圆角方形刻槽的装柄型树皮布石拍。广东沿海是树皮布石拍发现最集中的地方，在香港万角嘴、虎地湾、涌浪、广东深圳大梅沙、大黄沙、咸头岭、珠海草堂湾、拱北、中山龙穴、水涌、下沙等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大湾文化中，相继发现了(长)方形、菱形、圆形、亚腰形等形态各异的装柄型刻槽石拍。
此外，继20世纪初科拉尼的开创性发现之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不断有树皮布石拍的新发现。在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中，相继发现19件两面刻槽的长方形装柄型石拍，曾被误解为“有沟的砺石”，越南著名考古学家何文瑨近年相信这类石拍就是树皮布工具，冯原文化年代距今4000年前后。在泰国发现的8件树皮布石拍，都属于长方形的带柄刻槽石拍，年代从史前时代延续到历史时期。
总之，在迄今为止的亚太地区考古中，树皮布石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其空间分布与汉文史籍所见华南、东南亚土著民族历史上的树皮布工艺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在源流与编年上，邓聪先生根据东南亚和太平洋民族志上树皮布打棒的形态功能，将华南和东南亚考古发现的树皮打布石拍分成复合型(即装柄型)和棍棒型(即带柄型)两类，依据考古出土的地层和年代学资料，提出这一地区史前树皮布树皮布打棒从复合型发生、向棍棒型发展的序列。最早的树皮布石拍是环珠江口距今5000—6000年前大湾文化，之后向南传播越南北部距今3500—4000年间的冯原文化，距今3500年前后的泰国及马来半岛，菲律宾、台湾等地不超过3500年，大洋洲岛屿在距今3500年之后。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不但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再现了华南、东南亚土著树皮布文化的内涵，而且石拍的编年所反映的树皮布文化的华南起源、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还印证了华南百越先民与太平洋南岛语族的民族关系史。
太平洋群岛是华南树皮布文化在亚太海洋地带传播的远端，与华南、东南亚考古发现的大量树皮打布石拍有别的是，太平洋土著使用的树皮布打棒多是坚硬木材加工成的，形态上同于前述棍棒带柄型石拍。考古发现太平洋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遗存是波利尼西亚上法属社会群岛Huahine岛上距今700—1100年遗址中的树皮布木拍，新西兰的Waikato也发现了距今300—400年的树皮布木拍。美国夏威夷Bishop博物馆收藏大量这类棍棒型树皮打布木棒，刻划有网格纹、条文、叶脉纹、曲折纹等各类几何纹样，与太平洋土著树皮布上精美的印花图案完全吻合。
总之，经纬结构的纺织品与无纺形态的树皮布是人类服饰艺术史的两大系统，无纺树皮布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在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群岛，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从华夏人文视野中“岛夷卉服”、“织绩木皮”之零星印记，到近代民族志之阿美族、傣族、黎族、Bru—VanKieu人及南岛语族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以及树皮布石(木)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塑造了亚太南部海洋地带的“百越一南岛”土著树皮布文化圈。
[责任编辑：陈双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