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白狄中山的饮食与服饰

人物形象，其中包括采桑者、射猎者、准备祭祀者、奏乐者、观景者等等。《礼记·深衣篇》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适用面相当广泛，在白狄中山国的出土遗物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中山王三号墓出土的13件人形玉俑，包括男童、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三种形象，所穿服装属于同一种类型，皆圆领、对襟、窄袖[31]（图四），与上述银首人俑交领、右衽、宽袖的服式略有不同。有学者指出，人俑所梳牛角形上卷的发型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邢姬墓出土的铜俑发型一致，而《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绝秦书》有“白狄与君同州”之语[32]，指白狄与秦同处雍州（包括今宝鸡一带），故邢姬墓铜俑代表的应是白狄人民形象，因此中山王三号墓玉俑代表的也应是白狄人民形象[33]。按，《礼记·王制》[34]《淮南子·齐俗训》[35]《逸周书·王会解》[36]等在阐述古代少数民族之奇异风俗时，特意指出戎族、夷族、越族的“披发”（或称“断发”“鬋发”“劗发”）与华夏民族有异，并没有提及狄族的发式与华夏民族有什么不同，可见狄与华夏民族应同是蓄发的。至于将结成牛角状的发式认定为白狄的特有发型，既得不到典籍的相应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考古实物佐证。《汉书·地理志》曰：“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 [37] 西虢乃周文王之弟虢叔最早的封邑[38]，雍州自周初就是周人的势力范围，西周邢姬墓出土铜俑所反映的很难说一定就是白狄形象。而中山玉俑所穿圆领、对襟、窄袖之服装当是深衣的改良形式，因为其上下相连、腰部紧束以及下摆褒博的特点仍与深衣相同。

此外，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胡服人俑器足”（图五），有学者认为：“此器为我们提供了戎狄的胡服形象，不仅左衽且为窄袖紧口，便于行动作战。所以赵武灵王为夺取‘胡地中山’而提倡‘胡服骑射’，反映了中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融互补。”[39]

笔者认为，此俑非胡人形象。东汉以前的“胡”主要指匈奴[40]，匈奴人种的面目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 [41]，发型为“椎髻”，即“一种单个的、像一把锤子一样拖于脑后的小髻” [42]。此俑“面部突起，眉骨和颧骨较高”“头散披结小辫”的形象与匈奴人不类，应不能称之曰“胡”。赵武灵王所说“胡地中山”乃并列式结构，“胡地”当指东胡、林胡与楼烦所居之地，并非指中山，此其一。其二，胡服的特点是上下衣各自独立，其中上衣短小，直襟，不带曲裾[43]，下衣为长裤，宽裆，裤脚收束。王国维称之为“袴褶服”，并指出：“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骑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44] 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而此铜俑所着之 “左衽”衣服上下连属在一起，下部也没有宽大的裤裆与各自独立的裤脚管，显然不能称之为“胡服”。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所葬者为战国初年的魏襄子 ，其中所出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绘有荷戈而立的华夏武士[45]，这些武士所着衣服之款式好似今日女士之短连衣裙，与此铜俑所着正属一种类型，这时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尚有百余年，因此，铜俑所着服装的源头同样在中原华夏国家，谓之为“胡服”显然不妥。

“服以旌礼” [46]，通过服饰来反映社会等级的差别是先秦华夏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周礼·司服》有更具体的记载：“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47]白狄中山的服饰制度是否有如此严格，目前尚没有材料证明。但穆家庄M8101出土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纹饰图案显示，驾车、侍射、挑猎物、与野兽近距离搏斗者皆短衣光腿，而乘车、射箭、奏乐、观景者皆长袖宽裳，一定程度上说明战国早期的中山已经在服饰上体现出等级差别。

[1][2][19][29][34]西汉·戴德，戴胜：《礼记》，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3][4][32][46]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注：《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

[6][7][8][12 ][25][26][27][30][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

[9][11][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4]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23]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2011年。

[16][18]宗福邦：《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7年。

[17][39]王素芳，石永士：《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中山王墓出土铜壶中的液体的初步鉴定》，《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

[21]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战国·墨翟撰，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28]孙机：《深衣与楚服》，载《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

[33]黄盛璋：《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若干问题》，《考古》1980年5期。

[35]西汉·刘安撰，陈广忠译：《淮安子》，中华书局，2014年。

[3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7]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13年。

[38]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0][42][43]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相族属考辩》，载同[28]。

[41][44]王国维：《西胡续考》，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5]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载《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47]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谷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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