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在中国莎学史上的两颗星
袁昌英先生和孙家琇先生在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队伍中犹如两颗耀眼的星座熠熠闪光，这两位女性在众多的男性杰出莎学研究者中间，在以思辨见长的莎学研究领域，以广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严谨的思辨、严密的逻辑推理、深入的分析和富于文采的评析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赢得了莎学界、戏剧研究界和文学界的尊重。她们的一系列莎学专著、戏剧作品、散文和小说在莎学研究者中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尤其是她们的莎学论著在中国莎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20世纪中国莎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莎士比亚普遍不受国人重视的情况下，袁昌英的长篇论文《莎士比亚的幽默》以相当宽广的视野，结合美学、文艺理论和国外莎学研究成果，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所涉及的莎剧人物之多、论述之深，都堪称那个时代由我国莎学研究者写出的对莎剧理解最为精到的莎学批评论文，为后来的中国莎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孙家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著名的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莎学家中间，孙家锈先生出版了多部厚重的莎学研究论集，为中国莎学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她们相同的研究背景、相同的学术兴趣和大致相似的遭遇，恰巧，她们俩人都曾经在武汉大学讲授过莎士比亚和西洋文学史课程，因此，她们俩人在众多男性莎学研究者称雄的领域被誉为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的“双子星座”。
袁昌英先生自1921年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讲授莎士比亚，著有《莎士比亚的幽默》，193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上演《威尼斯商人》之后出版的《莎士比亚特刊》中发表了《歇洛克》。在这篇论文中，她论述了犹太高利贷者的艺术形象，相当明晰地阐述了自己对夏洛克的看法。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如章振邦、孙法理等人曾跟她学习莎士比亚戏剧。袁昌英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女性。
稍晚于袁昌英的孙家诱在莎学研究上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因为经过秉烛待旦，苦苦盼望之后，她终于赢来了云开日出，草长莺飞的那一天。在重获研究权利的那些日子里，孙家琇先生焕发出生命的激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莎学界瞩目的成就。孙家锈先生的莎学研究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莎学研究领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她是中国莎学取得“复兴”和长足发展的20多年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她在中国莎学界的崇高威望，被推举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名誉会长。
惟文有华，秀于百卉
像所有的老一辈学者一样，袁昌英先生和孙家诱先生的研究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她们经历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少见的有着极大社会动荡、抗争以及彻底变革的时代。
袁昌英的父亲袁雪安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北京民国大学学部部长、代理校长，湖南省代理省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16年袁雪安送爱女袁昌英自费人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袁昌英是该校攻读英国与欧洲文学的第一个中国女性。1921年以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1929年成为新创建的武汉大学的首批教授。除了研究莎士比亚以外，袁昌英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文学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她是中国早期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文学家的袁昌英热烈、浪漫充满了激情和幻想，进入创作状态后，她往往把自己关在“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但在时代大潮的挟裹下，她也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她满腔的爱国热情，从组织女生募捐到为抗日战士缝制寒衣，到致信胡适将寒衣转交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显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面前的坚定信心。
1933年，孙家诱考入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1936年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暑期莎士比亚戏剧班学习，1937年在美国米尔斯大学获学士学位，1937年在美国蒙特霍留克大学研究院戏剧文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并获得该校学习成绩最高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该校最高奖的女生，并任该校实验剧场教员一年。1938年夏在哈佛大学剧本创作班学习。1939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和中央戏剧学院任讲师、教授。孙家琇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莎士比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两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被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生命之杯盛满不同的酒
当年的武汉大学教师阵容强大名师云集，文学院的教授有朱光潜、方重、陈源、钱歌川、罗念生、吴宓、戴镏龄、缪朗山和孙家诱等人。后来，袁昌英、孙家琇和戴镏龄先生都成为中国著名的莎学家。袁昌英是以写作为性命的人，“文字本为表示思想之工具”。她一生创作了剧本《孔雀东南飞》和散文《山居散墨》、《行年四十》、《法兰西文学史》等。在武汉大学，袁昌英在讲授莎士比亚、现代欧美戏剧、希腊悲剧、希腊神话、英文、法文、翻译等课程，在莎士比亚课程中，她指导学生精读莎剧《李尔王》、《奥赛罗》、《暴风雨》和《威尼斯商人》等剧本。在教学中，她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看法，认为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就是一种认真的、诚实的学习态度。为了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莎剧的不朽魅力，她克服各种困难，辅导学生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使学生对莎剧的理解更为深刻。在课余她笔耕不辍，发表了早期中国莎学最重要的莎学论文《莎士比亚的幽默》。
抗日战争中武汉大学内迁乐山，袁昌英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几次搬家，但都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她眼前是滔滔的岷江，对面是巍巍的凌云寺，除了上课之外，袁昌英有空就坐在简陋的“让庐”中对着山川形胜看书作画，以排遣自己对国难的忧愁。她说，为国牺牲的抗日壮士，躯体虽然毁灭了，但精神却是长存的。他们对于生命有过兴奋强烈积极饱满的意识，而发扬于外及于我全民族这种广大的对象中又留下了惊天动地与日月争光的烈迹，在天地长存的生命中，他们的忠魂是永存的。
袁昌英的女儿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杨静远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着敌人的大轰炸，武汉大学教职员、家属、学生共有 12人死于炸弹之下，袁昌英的家也被炸毁，家具什物、图书资料、手稿皆被焚，连换洗的衣服、日孙家琇教授和学生在一起常用品也要靠亲友接济。面对死亡的威胁，袁昌英并没有丝毫退缩，开学时，她照样满腔热情地走上讲台。她讲莎土比亚课分量很重，采用的是英国学院派的教法，旁征博引。孙法理先生后来回忆道：40年代末，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时，袁昌英先生教莎士比亚课，袁先生不但是五四时代的知名女作家，而且在英国时与徐志摩、陈西滢等人是好朋友。她的莎土比亚课分量很重，采用的是英国学院派的教学方法。我开始听课感觉到相当吃力，后来找到一个窍门，就是读商务引书馆出版的注释本莎剧英文剧本，读了以后再去听课，不但能够跟上袁先生的思路，而且也渐人佳境，从此对莎士比亚发生了强 烈兴趣，毕业论文就以莎士比亚为题。40年后在大学也给大学生研究生讲授莎士比亚。我敢于开出莎士比亚专题课依仗的就是先生给我打下的底子。
在袁昌英名为“让庐”的寓所中常常是胜友如云，苏雪林和凌叔华就经常光顾她的小屋。她们在一起教书写作，在仲春和晚秋时节的疏林中，她们常常结伴而行，在春风中，在夕阳下谈友谊、谈文学。1948年袁昌英当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了总统选举。国民党处于崩溃的前夕，为了争夺代表权演出了许多丑剧和闹剧，请客送礼拉选票，绝食抬棺要挟无奇不有。袁昌英和苏雪林两位国大代表为了逃避这个不得不去的差事，只好到处躲避。这事在反右和“文革”中也成为最为重要的“罪证”。即使在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情况下，被划为“极右分子”的袁昌英在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的飞霜六月里，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她始终也没有泯灭对莎学的热情，在偏僻落后的湖南醴陵乡下她身边带着一本烫金的豪华本《莎士比亚全集》，上面有她用铅笔做的标记和诠释，背靠骆家坳的落凤山，头枕青青溪水，眼望阡陌纵横的田野，她一直做着一个美丽而多彩的梦，用自己最后的生命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
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79年对错划进行改正时，袁昌英这位杰出的文学家、莎学家已经带着无限的遗憾和对人生、对文学、对莎士比亚的眷恋于 1974年在家乡醴陵离开了人世，正像她在《孔雀东南飞》中所描写的“风声的悲惨好象是败兵的号泣”。 用理性演绎莎剧的美
袁昌英先生的论文《莎士比亚的幽默》以莎士比亚的5个剧本为例，逐一分析莎士比亚对幽默的运用。她认为：幽默仿佛是英国人的特色，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炫耀的光荣。莎士比亚的幽默蕴藏在他的所有剧本中，即使在最凄怆悲惨的悲剧中，其机敏的幽默也会如闪电一样，给人带来光明。莎翁在福尔斯达夫身上，将所有幽默的手段尽情表现了出来，言语的机警也好，情状的好笑也好，性格的幽默也好，头头是道，处处好笑，简直是神出鬼没的笔姿!我们此刻回忆着这些风流倜傥的，明慧通达的，饶舌多言的，至愚不肖的，理想滂沱的种种人物，我们不能不感谢莎翁的慈悲。在真实的世界里，人生本来是寡欢无味，他特意造此光荣世界来给我们排忧解愁，这是多可敬戴的高德!这篇论文从幽默的美学范畴出发，将莎剧中具有幽默审美特征的人物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有代表性的从理论角度分析莎剧的一篇重要论文。袁昌英另一篇著名的莎学论文《歇洛克》发表于1930年。这篇论文是我国较早对《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进行深入分析的论文之一。袁昌英从喜剧和悲剧的定义出发，提出夏洛克的性格是悲剧型的，但在戏剧中也有不少的喜剧成分，夏洛克是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悲惨人物。他的悲惨主要在于：金钱欲太强烈；复仇意识太强；生性太残忍。夏洛克固然有可恶可恨的一面，但是作为身受歧视和凌辱的犹太人，他又饱受痛苦的煎熬，具有令人同情的一面。所以夏洛克的性格 是复杂的。
事历艰难人始重
新中国成立，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开始了。但是在随后不久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袁昌英先生和孙家诱先生在被错划为右派，甚至被污为“穿着裙子的伊阿古”。1957年第14期《戏剧报》上就发表《反击右派分子孙家诱》的文章，孙家诱在戏剧界和吴祖光同时被点了名。多年以后，孙家诱说：“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错划为右派，导致我被错划的那张大字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盗用我的名字制造的。我感到天大的冤枉，但是暗下决心，一定不让我的遭遇给家里人带来不愉快”。在这篇被盗用的“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的大字报里，孙家琇被指责为不仅攻击学院，她还仇视党所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甚至上纲为：“许多新文艺作品，里面都没有新时代的英雄气概。我明白了，这并不完全由于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他们这些许多所谓作者们，所谓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们，本来就没有英雄的灵魂，我愿意有新的百倍的超过莎士比亚的新文艺来教育我们，可是我今天不能不又回来重谈莎士比亚，这是非常痛心的。”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更是剥夺了她们研究的权利。但是，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熄灭袁昌英先生、孙家诱先生心中的“莎土比亚圣火?。也许在她们遭受委屈和不白之怨时曾经对自己产生过怨恨，真是百喙莫辩，但是，她们从来就没有对莎士比亚研究丧失过信念。是的，她们没有在人生的忧悒、遭际中把自己陷于人世间的缧绁，而是在磊落豪逸中自求振拔。这就是孙家诱在右派帽子和“文革”的重压下，仍然衷情于莎士比亚研究的原因。
是玫瑰总会开花
孙家诱先生自1957年在《争鸣》第6期上发表了《对于 {莎土比亚的戏剧和京剧)一文的意见》，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直到1978年第12期《戏剧学习》上才发表了先生的《莎士比亚(暴风雨)评价问题》，萦绕心间的不尽惆怅化为创造的渴望和行动，其后被压抑了20年的学术激情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创建中央戏剧学院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培养莎士比亚硕士、博士，主持首届中国莎剧节北京方面的工作，出访美国宣讲莎士比亚在中国，引领中国莎学研究于一方，标举风范到如今。改革开放以来，她相继发表了几十篇莎学论文，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土比亚戏剧》、《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莎士比亚辞典》、《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她勤奋、忘我的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工作，信笔挥洒，如行云流水，从容舒卷，如风啸马驰，没有一部论著不在探索的背后展开对真善美的追求，其莎学研究成果的丰硕、重要，使20世纪最后20多年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国莎学绽放出了更加鲜艳夺目的光彩。她也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最为著名的学者和领导者之一。
袁昌英先生和孙家诱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均在武汉大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在诗张为幻的1957年都被打成了右派。她们的一生都与莎士比亚结下了不解之缘，冰壶秋月成为中国莎学史上的两位杰出的女学者的写照。同时，她们不但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剧本，如袁昌英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系列剧、《饮马长城窟》，散文集《行年四十》、《山居散墨》和小说《牛》等；孙家诱则创作有抗日独幕剧《富士上的云》、《复国》和《太阳出来了》等。她们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但是，袁昌英先生没有熬过“文革”那黑暗的岁月，而孙家琇先生熬过“文革”的冬天后终于迎来了洒满阳光的时代。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尤成半面妆”，也许正是对莎士比亚研究的痴心不改，初衷依旧。才使她们对生活、对人生、对真善美始终充满了信心。我们对袁昌英先生和孙家琇先生的最好怀念就是研读她们的著作，了解她们那流动于字里行间的独特思想。只有不断追求人生存的本质意义，不断超越生存的困境，才能不懈创造中国莎学研究新境界。袁昌英先生和孙家诱先生离开我们而去了，薪尽而火传，她们的品行学识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崇敬责任编辑／李春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