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沙龙特约主持人和宝堂：亲爱的读者，受《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委托，由我来主持这一期沙龙。大家知道，我们京剧界在5月份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由本刊协办的“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很多读者都非常想知道一些这次会议的宗旨和目的，所以我特意为大家请来中国戏曲学院的杜长胜院长，给我们做一次权威性的解答。现在请杜院长讲话。
杜长胜：大家好！在近100多年里，京剧迅速发展成熟，凝聚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精华，涌现出众多在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创作演出了难以计数的优秀剧目，逐渐成为中国戏剧的代表性剧种。因此作为千年中华戏曲艺术集大成的京剧；作为可视为百科全书式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艺术的特征特质、丰富斑斓、博大精深的京剧，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戏剧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京剧研究历经多年的发展在史论等多个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京剧学成为戏剧领域相对独立、完整分支学科的可能性逐渐彰显。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戏曲学院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北京召开这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意在以此进一步推动京剧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推动京剧学科建设，争取在此后若干时间里与学界学人通力协作，使京剧学成为戏剧研究领域最成功的分支学科之一。
这次会议荣幸地邀请到全国各地在京剧领域成就斐然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京剧艺术家、管理专家。他们就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各个话题，以及京剧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展开了为时三天的深入研讨。因此这次研讨会是一次京剧界的学术理论家、艺术家、管理学家、教育家们的一次空前盛会。
会议筹备期间，专家、学者们对会议邀请反响热烈，纷纷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会议。同时我们还委托《中国京剧》杂志社展开了征文活动，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收到40多篇论文，经过认真遴选，我们特别邀请了其中10篇论文的作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研讨会。
在会议期间我们还听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管理专家们基于多年的实践思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大家，与大家一起交流。这些优秀的论文与精彩的发言既对京剧美学的探讨，对京剧史实的精心考订，对京剧现状的详细分析，更有对京剧前景与未来的展望与思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目前京剧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成果，使与会者从中得到了启发。
2003年12月，我们明确了要以加强京剧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我院理论学术建设的目标。次年4月，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张国华主任的鼎力支持下，由市教委组织专家、评审和批准，我们同时把李维康、傅谨两位学者作为特聘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正式调入我院，此后他们开始筹备这次研讨会。在中宣部、中国文联有关领导和北京市委龙新民书记的关心和支持下，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建中国京剧研究所，正在进一步完善京剧学研究和京剧学科建设规划。届时我们将参照国际国内学术机构的有关惯例，陆续地、有计划地按照研究课题的需要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来研究所进行中短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中国戏曲学院有这个强烈的愿望和胸怀，尽其所能为有志于献身京剧研究的专家们提供合作的平台。为京剧学这一学科走向成熟，竭尽绵薄之力，这种意愿虽然并非始于此次研讨会，但相信这次研讨会是一个重要契机，展望未来，我们对京剧学研究的前景充满信心。
感谢《中国京剧》杂志社的大力协助，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生活、工作愉快。谢谢各位！
和宝堂：这次研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表演艺术家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最贴近实际；二是言辞最为恳切；三是针砭时弊最为尖锐。我听了，如饮二锅头一样痛快，所以我把他们请来，让大家也来听听这第一线的声音。请学津师兄打头炮。
张学津：我们这次讨论京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非常好。先说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1952年入校，一直到62年，这10年间我是在继承传统。从64年开始搞现代京剧，我们就投入到工农兵改革的新课题中了。在这当中，我们下乡生活、体验工农兵、排演现代戏。我64年的时候23岁排了《箭杆河边》，当时我们没有费很大的劲，全国各地的现代戏进京，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首届现代剧会演就隆重的举行了。天津的《六号门》，关肃霜老师的《黛诺》，李鸣盛老师的《杜鹃山》，梁一鸣先生的《自有后来人》，北京的《芦荡火种》，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一批优秀的现代节目就拿出来了，没费什么事，国家也没花多少钱。这以后就是演样板戏，从现代戏升级到样板戏，又参加了样板团的活动。到76年“四人帮”倒了以后到80年代，这10年我们调过头来又演出小时候学的传统戏。我们一直生活在老戏、新戏、老戏的过程中。我倒觉得我们真是生正逢时，虽然是在变革，我们参加了变革的过程，这是一个给我们学习锻炼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直到现在进入了21世纪，我们的剧目排练，现在叫大制作，就是成千成万的投资了。我又感受到这个过程，我们能够亲自参加。从中我又想到一些问题，我想我们过去的老前辈，在他们当年创业的时候，那完全是市场经济，我就在想，如果当年的梅、尚、程、荀四位先生，在现在的京剧院里面轮着唱能不能出四个流派？我想不成。当年梅先生那么漂亮，嗓子好，真是雍容华贵；程先生嗓子不好，能另辟一个新路来创出一个新的流派来。我觉得绝对是在这个市场竞争中给他的动力，使他发挥了他的潜能。要像现在似的都在一个大锅里捞面，绝对出不来梅派、程派。
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的体制，可以说哪朝哪代可以像我们党、我们国家给我们的戏剧这么大的投资，养活多少人？这么多年，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戏排一个扔一个，排一个扔一个，就留不住。马先生排一出戏置一套房子，梅先生排一部戏大四合院买下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排一个戏，国家的钱就糟蹋到这种程度。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京剧发展下来，祖师爷留下来的这一份箱多么经济，多么科学，我们现在排一出戏，做一份行头，演完这出戏，做的舞台布景都要租仓库存着它，国家没钱吗？是真有钱，真往里扔。可是我们现在的创作思路没有按照我们京剧的规律来发展。还是用西方的东西来套我们的体系。就说《大唐贵妃》吧，我们在上海演的，搭台阶从上头走下来得30层，所以演员从上往下走，你看不见他的眼睛，迈错一步就得骨碌下来。就看见台阶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还表演哪？都是实的，这不是京剧的特点。咱们虚拟的动作、表演的程式，全部给你破坏掉了。
我希望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它的美学、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定位。不能说戏曲要自生自灭，有人看，你们就继续生存，没人看，你们团就解散。突然，联合国承认昆曲是口头非物质遗产了，跟着昆曲就对了。联合国要不承认昆曲是口头非物质遗产呢？咱们还让它自生自灭吗？联合国一承认咱们这就变了。所以咱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要尊重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有一个定位。
我们京剧演员，承担的分量太重，唱、念、做、打、舞，又得唱，又得有形象，又得有个头。电影演员不会哭，点眼药，不会说话，配音。我们京剧演员上台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只有你一个人，哭也得哭。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从小练，练一身基本功，培养出来到现在还不如一个厨子炒菜拿得多！那没必要办这个学校，我们的艺术真的要完了。过去哪个艺术家家里没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可现在还不如厨师挣得多呢。所以，我们承担的责任跟我们所付出的，跟我们得到的太不成比例了，这一行太难，没人来学，没有吸引力。今年年初我们全国政协委员京昆室跟着万国权老人去做市场调查，到了河南省京、市京、内蒙古京剧团。看京津沪大城市的京剧生存条件比较好。我们到外地一看，河南省一年才给48万的经费。中央台搭一个台，办一个节目就1000万，这么多人，一年才给48万，不唱不赔，一唱就赔。内蒙古在编人员只有8名了，都退休了。为什么退呢？因为他退休了比他在职拿60％拿得多，在职不如退休，要为生存考虑。我们随着万老一到那里，把退休的人招来，嗓子不练，他唱的也不痛快，服装拿过来看看，也破破烂烂。可以说，京剧在全国来看，很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