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来源地。澳大利亚是教育服务强国，2015年，选择到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共计135万，大约占中国出国总人数的26%。在中澳自贸协定中，中方承诺了在协定生效的一年内，对澳方认可的新增的77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审查、评估并在中国教育部涉外教育监管网上注册，澳方将向中方提供相关监管决定的详细信息，以提高澳方高等教育机构信息的透明度，切实保护中国赴澳留学生的权益。与此同时，澳方也欢迎中方的教育机构在澳设立中文国际学校，为中澳两国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促进运输业和电信业的发展。运输业是中澳双方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之一，澳大利亚因地理位置，海运非常发达，且载货量大、成本低，因而海运是两国的主要运输方式，中国拥有完善的海运交通系统，其中三大海运集团（中国远洋集团、中国海运集团、中国国际海洋运输集团）在澳大利亚所占比例高达35%，在此背景下，这非常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海运事业发展。此外，双方还就电信业务达成一致，澳大利亚承诺中国企业可以在澳设立独资电信公司，没有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中企还可入股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同时中国也为澳大利亚电信投资者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展开投资活动提供更多市场准入机会，这为双方的交流通讯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第四，促进投资的便利化。中澳自贸协定生效起，澳方推出的“投资便利化安排”成为发达国家首次对华工程和技术人员作出的特殊便利化安排，加之放宽对华企业在澳投资的监管审查和让中国企业享受与美、日等国同等待遇，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审查门槛，减少中企赴澳投资风险，还为深化中澳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澳大利亚市场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市场，201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大幅增长595%，高达1509亿澳元，澳大利亚对华投资额与中国对澳投资额几乎相当。按人均计算，澳大利亚对华投资规模是中国对澳投资规模的50倍以上。
三、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中澳双方投資体系不完善
双方投资的领域及规模、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层次还不够高。澳大利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基本以证劵投资、股权交易为主，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制造业的投资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对澳投资大多通过合资企业形式开展直接投资。近几年，澳大利亚的一些行业，如金属加工制造业、交通仓储、食品加工、房地产等行业吸引了包括中国部分国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在内的投资，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在澳大利亚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非常有限，而且投资规模比较小，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够理想，这与当地的限制较多不无关系。此外，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认识不足，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对中国企业产生一些偏见，对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较欢迎，但是对来自政府、国企的投资比较反感，特别是针对重要资源的投资。
（二）澳方对华政策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称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部分政策与中澳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不同步，澳大利亚需要进一步改善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历史证明，两个关系密切的经济体，必须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条件，要发展中澳自由贸易区，加快经济一体化建设，双方就必须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就对两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要求。澳大利亚在对亚洲的经贸政策中，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摆在首位，其次是东盟。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忽视。
（三）中澳双方贸易依赖程度差距大
澳大利亚对中国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商品和少量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而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和部分技术密集型的商品。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贸易依赖性很强，特别是铁矿石的进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核心经济利益也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根据中国海关统计，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鉴于此，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贸易的依赖程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品的替代性很小，而造成澳大利亚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和主导性。澳大利亚对华进出口贸易的市场替代性较强，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替代性较弱，差距可能会给双边贸易带来不稳定性。
四、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优化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中澳贸易结构单一，分工模式层次较低，各自的产业结构未能得到有效升级，已经限制了中澳贸易总量的扩大。因此，中澳两国政府必须重视合作，采取行动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条。双方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继续扩大两国传统产业贸易，将内部的产业结构与对外的贸易结构一起优化升级。同时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拓展贸易合作的新领域，可以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间成立联通机制，加强信息的沟通以及生产组织之间的协调。从两国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以往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并未得到快速发展。中澳两国政府可以将加强农产品贸易作为拓展中澳贸易领域的突破口，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产品生产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标准化，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二）拓宽贸易渠道，稳固中澳双边合作关系
中澳双方应拓宽双边贸易关系的基础，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拓宽中澳双边关系的渠道可以从政府、企业及个人三个层次来考虑。政府方面，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两国政府高层间的会话，将有利于增强双方的互信度，及时协调和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企业方面，继续加强两国企业之间已有的长期合作，同时从贸易向投资、信贷、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发展，来促进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个人方面，两国各自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政府可以进一步简化两国人员往来的手续，减少对人员流动限制。实际上，这种民间的良好关系是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保证。
（三）加强中澳服务贸易合作，完善服务贸易体系
相对于货物贸易而言，中澳服务贸易潜力巨大，极具发展空间。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所列示的负面清单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对中国服务提供商的限制并不多，开放力度较大。双方在扩大传统服务贸易的同时，应积极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合作，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的效益与质量。在投资方面，利用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带来的机遇与便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中澳经贸合作区，合作区内以中澳合资企业为主体，主要集中引进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综合开发技术等企业，可以在经贸合作区内成立创新企业孵化器和科技研发中心，引进节能示范项目，推进合作区内的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优势产业的互补和产业配套协作。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经验，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建立外商投资管理的核心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目标建立贸易监管制度，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精简管理程序，促进中澳人流、物流及资金流的便捷流通。
中澳自贸协定的成功签署及生效将极大提高两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数量和质量。从长远来看，中澳自贸区的建立会对两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作用。中澳两国在自贸区建立后加强合作，完善机制，克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定会对两国经济贸易快速稳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高程.中澳双边贸易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分析[J].当代亚太，2008（2）：105-123.
[2]蔡小芳，李昕.从贸易与投资结构看中澳自贸区的共赢战略[J].经济统计学，2015（1）：112-123.
[3]段怡，李京.中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合作机制研究[J].国际贸易，2011（5）：23-24.
[4]何好俊，祝树金，肖皓.中澳自贸区建立关税削减影响中国农业的CGE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1）：151-156.
[5]张燕，高志刚.中澳自贸区贸易潜力的引力模型分析[J].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5，27（4）：117-122.
[6]杨菲.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5.
[7]王艳枝.中澳自贸协定签订对中国乳制品进口贸易的影响[D].北京林业大学，2016.
[8]周密.中澳自贸区，开启大国自贸合作新平台[J].世界知识，2015（14）：5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