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展现追寻“大道”——“民主”这一宏大主题。票房的成功，得益于作为重要载体的人物语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片处理这一载体的“形式”，究竟如何达到既能抓住观众，又能表现主题“意味”的目的。以新颖独特的方式显现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以鲜明的民族色彩突出简明、生活化、个性化的语言，构成影片处理人物语言的特色。它以此“形式”，展现影片的“意味”，期待观众的情感和心灵的参与。
【关键词】《建国大业》人物语言处理特色意味形式
作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展现追寻“大道”——“民主”这一宏大主题。票房的成功，得益于作为重要载体的人物语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片处理这一载体的“形式”，究竟如何达到既能抓住观众。又能表现主题“意味”的目的。以新颖独特的方式显现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以鲜明的民族色彩突出简明、生活化、个性化的语言，构成影片处理人物语言的特色。它以此“形式”，展现影片的“意味”，期待观众的情感和心灵的参与。
影片处理人物语言的独特方式，在“形式”上呈现出两个特色。第一，政论色彩较浓厚的语言，容易使当代观众产生距离感和随之而来的不适感。如何在解决以上问题时。使观众在“熟悉的陌生”中接受影片蕴含的丰厚思想“意味”。电影采取了以下几种新颖独特的方式，产生了很好的预期效果。以异地同时、交叉对比的形式，表现美苏两国对中国政治的态度。以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讨论等形式，公布政党的政治立场或声明，如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对美国的声明表态。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公布国民政府的非法性。表达民主党派的态度，蒋经国发表打虎宣言等。以正式会议作报告的形式，明确政党的工作，如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的讲话。以电台广播形式，显示政党的政治态度，如广播中共五一节口号。以歌唱形式暗示政党追寻“大道”的艰辛执著，如中共领袖们庆祝淮海战役胜利时，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以演讲的形式，表达追求民主的呼声。如“用笔写写文章，用口说说话”的闻一多的激情演讲，涉及“没有丢掉良心”，“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无耻”与“光荣”等抽象伦理概念。在他被杀场景的对比语境里。却具有了鲜明的形象性。通过日常生活的东西和小事等“形式”，引出鲜明的“意味”。如国共两党领袖解释“中山装”这一平常东西，便拉开了两党的民主革命的距离。毛泽东在县城买香烟一事，既合平人物的生活习惯。又引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其他民主人士等的关系，呼应了领袖人物对政党明确代表性与民主联合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共产党领袖对其他党派的“做法”。
第二，建国大业这一宏大题材。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众多人物在这场大变局中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何种方式叙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以鲜明的民族色彩突出简明、生活化、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是该电影吸引观众的又一特色。运用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影片截取重大历史事件的片断，显示各政党领袖的差异，政党领袖与党内其他领袖、将领、小人物等关系的差异，达到聚焦“大道”，引起观众对“意味”的共鸣的目的。
“一笑”和“眉来眼去”两词，简明而生活化地概括了重庆谈判、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恩仇”则暗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两党的激烈斗争。“头破血流”，更隐含了共产党在创建初期与其他政党之间的理论斗争的紧张性。解释中山装，固然显示两党领袖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弟子”“传人”，“同宗同源。存续相依”。又呈现了鲜明的民族色彩。影片从此开始聚焦两党继承“衣钵”的差异。共产党是“有话摆桌面上，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则“想和的时候可以和，想打的时候可以打，我们说了才算数。”对于其他民主党派，共产党“尊重”“朋友的意见”；蒋介石则是“安抚”，“哄”，“打光”。对待“有名望的人”，毛泽东“将心比心”，蒋介石开始还考虑“国际观瞻”，最后竟成为“成全”。万里赴会，冯玉祥葬身大海。周恩来“大发雷霆”，毛泽东心存愧疚：毛人凤汇报时的神情和语气，与蒋介石的默然不语形成对比，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影片对国民党的危机的思考和中国未来道路的指向，隐含在这些有“意味”的人物语言中。它以鲜明的民族色彩这一“形式”，期待中国观众参与。填充空白。
鉴于国共两党对“大道”的不同态度，其他民主党派形成对两党的认识和关系。在这一情境下，人物回答了它们转向中共的原因：顺从民意者得天下。如何处理这些政党的转向这一抽象内容，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简明、生活化、个性化语言的使用，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别那么下作，明着来”，“黑暗啊，不打灯笼找不着道”，是冯玉祥对国民党的整体认识。“撕破脸皮”，“玩独角戏”，“该死的老蒋”，中国民主同盟否定了一党国大的合法性。“听从安排”四字，明确了这一政党的价值取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认识到共产党“下了一步好棋”，却在各政党势力之间“举棋不定”。“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一句，体现了它对共产党的追求的认同。也暗示了对三民主义的执著。“不动”，“总裁”，“不打目的誓不罢休”，“使得”与“使不得”，折射宋庆龄对中国政党的实际状况的清醒认识，暗含对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
国共两党领袖的语言，应该代表一个政党对“大道”一“民主”的价值取向。追寻。大道”，不能离开战争与和平这一宏大主题。毛泽东以“几十万条破枪”这一生活化的语言，解释战争，认识和平一“肯和我们谈判”，显示中共在无数挫折中，找到了实现“大道”这一新政治的基础，它是从对国民党政治的拒绝的硝烟之中产生。蒋介石认为：“战场上打不赢，怎么谈结果都一样。”对观众接受主题而言，两者“不隐瞒自己观点”的看法，在简明、生活化、个性化等语言特色上达到一致。“地”与“人”，这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命题，在现代政党追寻“民主”“大道”的过程中，焕发了新的生机。是“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还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显示了国共两党的区别。以语言为媒介，影片侧重展示了两党与“人”的关系，即领袖如何处理与党内其他领袖、将领、小人物的关系。
在共产党一面，首先是领袖以简明、生活化的语言进行自省。毛泽东把“当了总统”，“自封万岁”，“想当皇帝”等，当成“热闹”，其实涉及到对帝制、专制、国民党政治危机的认识。纠正只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提法的“不妥”，既有对掌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体的乐观和信仰，又包含对打开新中国的大门的清醒的现实思考。“开会就是说话，看不看见的没关系”，“开黑会”，“鸡蛋”放“篮子”里。分“两坨”。暗含着中共与国民党的“热闹”的距离。毛泽东被轰炸时，其他领袖焦急
等待电报时的台词和神情：忙于指挥作战的朱德，习惯地接过周恩来给他点上的烟，头也不抬，边抽烟边看作战地图等等镜头，显示中共领袖之间的深情。以“无声”而胜“有声”。“抬上担架”，“对中央负责”，“决遵来电”，彰显聂荣臻、林彪等将领对领袖、中央的衷心负责、忠贞，以厨师为代表的人民对领袖的纯真感情，简明到“值”，“舍不得”：甚至领袖在花丛中和孩子对话、“背”孩子的语言处理“形式”。都以特定的“意味”，冲撞着观众的情感和心灵。
在国民党一面，围绕追寻“民主”这一主题，戴季陶发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吗”的疑问。李宗仁以“寄托的不是一人的心血，实在是不能再退”，显示与蒋介石以下话语的矛盾：“党内不支持”，“选不上”，“何苦成为中外的笑话”，“肯定选不上”。李宗仁以“权术”评价蒋介石。与国民党“民主选举”的“热闹”形成呼应的同时，影片也需要观众思考国民党所代表的现代政治危机。毛人凤的每次出镜，都为蒋介石增加一些“黑暗”。作为将领，白崇禧认识到“天下都是蒋家的”，傅作义在对共产党的“实力”政策失败后，寻求“和谈”。以家人对话取代蒋介石与小人物的对话，这一“形式”，显示了影片处理“意味”的别具一格。儿子在父亲面前时，拘谨，毕恭毕敬，紧随其后：发自内心，宋美龄谈到“家事”与“国事”，“家人”与“敌人”，“我丈夫的政府”与“国家”：脱口而出的“封建独裁者”定位，用在镜头聚焦的蒋介石的言行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后院起火”，“反。亡党：不反，亡国。”以此语汇，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败亡的原因：政党全体成员的“贪腐”，“已经到了骨头里”。影片中，蒋介石最后时刻对“天数”的自省，也是对自己与各政党、党内各种人物的关系的概括，这一具有鲜明民族化特色的有“意味”的“形式”，既呼应了共产党胜利和各民主党派转向的原因，也从反面解释了影片的主题，简明，生活化，又合乎人物的个性。
影片处理人物语言的独特“形式”，在主旋律掌控下，以不同声部组成交响乐。在观众的心灵中交汇、回荡。召唤人们建立自身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的“意味”。因为“建国”的“大业”的追寻，“人民民主”的新政治。产生于一种断裂的意志，而又深嵌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历史。也许我们在注重传统的现代能量中，才能构思中国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电影以其独特的文化方式，创造追寻“大道”这一运动的主体，以及这个运动主体代表的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也许我们才能找到影片“形式”中蕴含的真正“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