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家、诗人。2009年1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老友杨宪益兄仙逝。世间少一杰出翻译大家、“酒仙”,使人哀伤,使人怀念。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宪益的英籍爱侣戴乃迭已于十年前“先行一步”,令诗人曾写下“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的沉痛,以及“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的缅怀。如今宪益终于与乃迭“同归”了,二人当能在另一个不知“污染”为何物的世界里饮酒抒情,这也绝非坏事。
“喝酒吗?”接待初访客人,宪益会在上茶之余加问一句。若得肯定,则专门拿出一叠花生米佐酒,然后天马行空地畅聊。甚至“文革”期间被捕之时,他正与乃迭借酒烧愁。
杨宪益以翻译家著名。他与乃迭合译的《ADreamofRedMansions》,使《红楼梦》全本在英语世界保持着基本的中国文明面貌。杨、戴二人的“翻译互助小组”,一般是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接连工作的,凡是选定的中文作品,先由杨宪益译出初稿,然后再由戴乃迭加以润色,最后由杨宪益定稿发出。他们译的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是国际公认最好的鲁迅作品英文译本;他们译的《唐宋传奇选》《宋明评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和《长生殿》等,被英国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成为在西方汉学家中普遍受到重视的英译中国古典著作。
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负责人的周扬曾向出版社推荐说,“目前只有三个人有水平搞希腊、罗马文学,那就是周作人、罗念生、杨宪益。”当时周作人尚在监管状态,罗念生年事已高,杨宪益先后从原文版本中译出《奥德修记》《鸟》(希腊文)和《牧歌》(拉丁文),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译笔信实而流畅,保留了原著的风格与行文特色。
在其漫长的一生里,杨宪益曾经以其学养、译著方面的贡献获得过两个学位。一个是上世纪40年代由其母校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授予的文学(希腊及西方文学)硕士学位;另一个学位,则是1993年早春由香港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两个学位,前者是实实在在经过宪益兄四年寒窗得来的,而后者,就我的印象而言,是宪益兄最为珍惜也最引以为荣的。当时一起获此殊荣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世界闻名的人道主义者、慈善家英籍修女特蕾莎;菲律宾前总统、民主主义政治家阿基诺夫人。杨宪益懂得,那是一种从世人普遍评价与共同认识中总结出的奖励与推崇。
不少朋友认为杨宪益是“散淡的人”。但是,以我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体味,杨兄“散”则“散”矣,而“淡”则未必。杨宪益对于理想、真理乃至于爱情、友情丝毫不“淡”,甚至可以说极“浓”。杨宪益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已为中外公认,但是,我认为我的这位老友,其人格魅力更远远大于译文事业方面的成就。他那种在疾风寒潮中坚持“一士之谔谔”的风骨,既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最优秀一面,也反映了希腊文化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光辉思想。这种风骨应当是高于文学翻译、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的更为崇高的境界。
在杨兄一生中参加过的组织与团体中,就我所知,他先后参加过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中共的老朋友谭平山领导,解放后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曾于1949年11月南京解放后参加过南京文联,当选为文学工作委员会的“执行委员”。
解放前夕,杨宪益申请加入过共产党,解放后他又申请了不知多少次,但总是不被考虑。我清晰地记得,1985年夏天,当时担任中国外文出版局局长的范敬宜要求我动员杨宪益尽快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还表示这是“中央意图”。1985年,杨宪益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有过五年的短暂党龄。
除去上述的“参加组织”,或加入某种社团的活动外,宪益兄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国际性”组织活动。这就是他于1984年至1985年间,在一次访欧讲学期间受邀短时间访问罗马时,被一位意大利著名诗人邀请正式参加总部设在罗马的“意大利但丁学会”。
就我的记忆而言,宪益兄相当重视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头衔,但是他对于这个在中国并不太知名的“意大利但丁学会”名誉会员则尤其珍视。我想,这恐怕并不仅是因为他对古罗马辉煌文化成就的崇敬与尊重,更多地恐怕是对意大利“诗圣”但丁及其巨著《神曲》的偏爱。无疑,但丁是一位在善恶、是非、正义、非正义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的哲人,人们清楚地记着这位大诗人永远站在“地狱的入口”发出警句与告诫。
作为宪益60年的老朋友,作为从南京到北京不同时期与他相处过的一名普通“读书人”,笔者遥祭在天上仍不断追求世间真理的杨宪益兄安息。■
作者为原《中国建设》高级记者,《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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