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自从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以来，其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数十年来，以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为首的领导人，是遵守这“四不”社训的。上述的“党”字，我以为是用孔子的“君子不党”（《论语·述而》）的原意，即“正直的人是不偏袒的”，更不应结党营私。事实上，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大公报》自我宣称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
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党员，也非国民党员，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积极撰稿人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是无党派人士，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20世纪30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设立了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领导人所办的《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许多大公报人成长为新闻界的名人，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彭子冈（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其他的诸多名流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梁厚甫、曾敏之、费彝民、陆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其中李纯青、杨刚、彭子冈、徐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几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身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的态度。
《大公报》从张季鸾等人接办以来，20世纪20年代提倡民主政治，文人论政，主张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北伐战争期间，抨击军阀吴佩孚；后来抨击过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攻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此报因主张“缓抗”，受到读者警告和反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谴责日军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4年1月，辟“星期论文”，成为该报一大名牌专栏。约请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撰稿，影响很大。1935年9月开始发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引起极大轰动，集结成书后，半年内印行七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范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胡政之、张季鸾对美发表广播演说，一再强调“民主政治”和“文人论政”。同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大公报》正式成立社评委员会，经常撰写社评的有王芸生、李纯青、徐铸成等。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妥协腐败，这是最得民心的大举措。1942年2月1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揭露国民党政府歌舞升平，无视河南灾区惨况，被当局责罚停刊3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内战。但也发表过一些混淆是非的社评，如1945年11月的《质中共》、1946年4月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受到中共《新华日报》的批驳。随后，《大公报》载文反对内战，批评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专制政策。194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名攻击总编辑王芸生。1948年11月，香港版《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社评，宣布转变立场，靠拢人民。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月27日，天津版《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5月25日上海解放，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1953年1月1日上海馆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经彭真请示毛泽东同意，该报由天津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陆版于当年9月10日停刊。在内地，《大公报》总计出版时间达六十四年零两个月。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中间势力”及其中间路线？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20世纪30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团结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选》第二卷第783页）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选》第二卷第742—743页）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并非共产党员的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等都是中共反蒋的战友。
1948年5月1日，中共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及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党中央决定，为了及时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辗转到解放区，特别是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同志，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当时，由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以及许多作家、演员，还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总共有350人以上。《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当然也在其中。这就是中共重视爱国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证明。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不仅是党在30、40年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也不仅是要在当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的问题；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
对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真正进行了理论思考的，我认为是晚年的胡绳。他说，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界，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中间势力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我认为《大公报》在20世纪20、30、40年代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像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
《百年沧桑》作者王芝琛说：国共两党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之列进行拉拢。在胡政之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官衔”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笔杆子）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令人敬佩！
以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先生为首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但这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
我们不可能把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非碰钉子不可！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诸如“《大公报》起义”说。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在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上，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大多数，从而获得更加众多读者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的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20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21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方 成 图）（责任编辑 舒元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