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9日。
当东方的第一缕霞光映照在窗棂上的时候，他就醒了。因为，他在今天将告别金陵，返回延安了。
他迅速地整理好行装，连自己那几件破旧的打了补钉的衬衣也装进了手提箱里。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但唯有一样东西他决定留下，不带走了，让它继续养在会客室圆桌上的水碗里。他实在太喜欢它们了，五光十色，晶莹剔透，形状各异，色彩斑斓，令人赞叹不已。这些养在水碗里的宝贝，不是别的，正是周恩来、邓颖超与代表团的同志们亲自在雨花台烈士墓旁捡回来的雨花石。
看着这些多姿多彩的雨花石，周恩来总是非常激动，甚至不能自已，有时眼里还闪动着泪光。看到它们，他就想起了那些已经牺牲在雨花台的战友，想起与他们曾并肩战斗的情景，心里就特别地难受。
周恩来还记得，1946年5月16日，董必武、李维汉、刘宁一等同志，从重庆分别乘飞机与轮船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会合。当天下午，由于自己没有重要活动，而廖梦醒很快要去上海，他便提议大家一道去祭祀孙中山和廖仲恺。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与董必武、齐燕铭、廖承志、廖梦醒、经普椿及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拜谒过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陵墓后，便一齐来到位于中山陵和明孝陵左侧、背依中山、面对前湖的廖仲恺陵墓。
周恩来、董必武同廖仲恺先生一起共过事。董必武和廖仲恺还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辛亥革命，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都流亡日本，成为挚友。后来，董必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廖仲恺则成了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始终追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伟人孙中山，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孙中山病逝后，为实现和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廖仲恺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更加坚决的斗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赶到医院，随即同陈延年、邓中夏、鲍罗廷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仲恺送殡。8月31日，周恩来出席军校举行的追悼大会，他同何应钦联名撰写祭文：“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在追悼会后刊印的《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周恩来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8月25日，周恩来任审理廖仲恺一案的临时特别法庭的检查委员。
走近廖仲恺陵墓甬道，周恩来、董必武一行下车后，便拾阶步行，来到环抱在茂密树林中的墓地。1935年9月，廖仲恺灵柩从广州移葬于南京中山陵左侧，他的英灵得到了慰藉。“老战友啊，我和恩来及你的儿女们来看你了。”董必武声泪俱下地说，廖梦醒、经普椿已是痛哭流涕。工作人员抬上花圈放置在廖仲恺的墓碑前，缎带上写着：“献给革命先驱者廖仲恺”，落款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悼念仪式上，周恩来简要回顾了廖仲恺生前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功勋，动情地说，廖仲恺先生一生追随孙中山，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推翻封建制度，解放人民而奋不顾身。廖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遗志未酬，第二次国共合作眼看又要破裂，兵刃相见，面对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痛心疾首啊。听到这里，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都感慨万分，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义愤填膺，更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
悼念活动结束后，邓颖超提议再到雨花台去凭吊一下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死难者。大家都一致赞成。
本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以后，就准备来雨花台凭吊革命烈士，刚巧周恩来忙于中原调停，董必武尚未来宁，直到今天方能成行。关于雨花台，周恩来和邓颖超早有所闻，知道它就位于中华门外约1公里处；在历史上，它还是一处名胜古迹。自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筑“越城”起，雨花台一带就逐渐成为江南登高揽胜的佳地，也有很多美好的传说。三国时，这里称石子岗、玛垴岗、聚宝山。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时，佛教盛行，传说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说法，僧侣500余人趺坐聆听，讲得精彩，听得入神，数日而不散，虔诚所至，感动佛祖，天女散花，落花为石，遂称“雨花石”，土台亦称“雨花台”。北宋末年，雨花台才开始有建筑物，为雨花台遗址。流水时光，岁月沧桑，雨花台附近渐渐变成一片漫漫的荒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屠杀革命志士，许多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长眠在这块被先烈的热血所浸染的土地上。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周恩来心里这么说。
在当地老乡的引导下，周恩来一行沿着一条小路走了半天，才找到位于雨花台东岗坡下的烈士殉难处。这里杂树参差不齐，地上满是茂密的青草，一些树芽也从土丘中钻出，茁壮成长。墓前好像刚被打扫过。周恩来、邓颖超与工作人员所采撷的一些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小花被扎成小小的花环，轻轻地摆放在无名烈士墓前。
此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和工作人员都肃立在无名烈士墓前，并三鞠躬，然后，静静地默哀，向烈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思。
在周恩来的眼前首先浮出的烈士形象是邓中夏。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8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1925年5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期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时在广州的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派邓中夏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6月中旬，邓中夏抵达香港，他与苏兆征等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个别走访、谈话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灵活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了各工会领导人的爱国热情，解除他们的思想疑虑，并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终于争取到大多数人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19日清晨，在邓中夏的精心安排下，20多万罢工工人如滚滚洪流，从海路、陆路纷纷回到广州。不出几日，香港变成了空港、死港。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在中国与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邓中夏以他坚韧无畏的革命气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卓越不凡的组织才能，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是中共二大、三大、五大的中央委员；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6月，邓中夏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周恩来等一起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任政治、军事、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等委员会委员。会上，他作了《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的报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当选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1930年7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1932年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在狱中，邓中夏坚贞不屈，敌人非人的酷刑对这位对党和马列主义赤胆忠心的勇士毫无作用。他坚定地说：“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9月，邓中夏牺牲于雨花台，年仅39岁。
在周恩来眼前浮出的另一个烈士形象是恽代英。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哲学系，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秘书。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留在广州，并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还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与恽代英这两位江苏老乡在共同的革命工作和对敌斗争中，心意相通，相知相依，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曾先后三次共事、合作：第一次，1926年初，恽代英应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东江各地党务主任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东江、潮汕活动了半个月，指导党务，开展调研与宣传教育。3月，黄埔军校将国民党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蒋暗藏政治野心，排挤打击共产党。当时，周恩来虽然还挂着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其实自东征结束后已调离了军校，政治部工作由副主任、中共党员熊雄负责。为加强军校中党的领导力量，熊雄向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求援。周恩来推荐了恽代英。
5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广东区委派遣，恽代英到黄埔军校走马上任，担任政治主任教官，“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恽代英不负厚望，将周恩来的业绩和尝试进一步继承和光大。1927年1月，中央军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主任教官、教育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团负责人恽代英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经常到分校听取恽代英的工作汇报，还和毛泽东、张太雷等亲任分校政治教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派陈毅任分校党的专职书记，亲自到分校领导反击反动势力活动，号召党员和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反革命政变；第二次，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三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恽代英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成立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恽代英当选为主席团委员，由恽代英起草、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会宣言》于当天上午发布，以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告“七大主张”，宣示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第三次，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后任中央军委书记，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主要工作。同年秋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任上海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此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恽代英担任培训班主任，培训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还同周恩来、项英等一起讲课。1927年11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建立。后来，恽代英等又负责培训特科人员，强化其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等方面的技能。1929年初，恽代英调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因恽代英毫不留情地批评和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被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6日下午，学生模样的恽代英在杨树浦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候人联系工作时，因高度近视、隐蔽不及时而被捕。他机警地隐瞒了真实身份，敌人以“煽动集会罪”，将他判刑收押在苏州监狱，后又转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编读本、歌谣，教育鼓舞难友。他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在监狱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所作的《狱中诗》曰：“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30年8月，周恩来从苏俄回国，得知恽代英被捕、组织营救不力，严厉地批评了李立三，立即部署特科人员到处寻人，花钱打点，积极开展营救。1931年4月25日，因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向蒋介石出卖了党内绝密，包括党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地址，恽代英化名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因潜伏敌人心脏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火速报警，周恩来等得以虎口脱险，但身陷囹圄的恽代英无从周旋，彻底暴露。4月29日，恽代英在狱中菜地被杀，壮烈牺牲，年仅33岁。周恩来闻讯后，暗洒悲泪，无限痛惜。周恩来钦佩恽代英“对同志爱，对敌人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朴实、热情、积极，了解群众，爱护群众，又会写文章，又会演说，在青年中影响很大”。1950年5月6日，周恩来为《中国青年》杂志亲笔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1953年5月，周恩来又手书恽代英的《狱中诗》，以寄托对战友加老乡——恽代英烈士的无尽哀思。
在周恩来的眼前还浮现出一个鲜活的战士的形象，他就是罗登贤。罗登贤（1905—1933），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1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是年冬，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改组中央委员会时，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抗日运动。在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中共满洲省委孤悬北疆、处境十分艰险的情况下，罗登贤从党内周刊《红旗》上看到伍豪（周恩来）撰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的任务》一文，如获至宝，反复阅读，领悟该文的核心意义后，立即以省委名义组织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以及《义勇军组织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这个提纲，后来就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从此，“东北的共产党员没人不知道罗登贤，他以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伟大精神来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抗日斗争烽火燃烧了14年之久！”1932年6月，王明等人指责罗登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令罗登贤离开东北；7月，王明等人撤销了罗登贤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满洲省委书记职务；12月，王明等人又强行将罗登贤调回上海。罗登贤虽然不服，但仍顾全大局，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满腔热情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大罢工，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围剿”红军。1933年3月底，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于老闸捕房。罗登贤被捕后，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叛徒出庭指证了罗登贤的政治身份和党内职务，法庭认定罗登贤“反动”。无比愤怒的罗登贤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你们说我反动吗？让我来说说我的经历吧，我曾在大革命时代领导过反帝大罢工；我曾在东北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强盗；最近我刚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罗登贤这段理直气壮的陈词感动了在场的人，法院的法官听了都目瞪口呆。尽管法官手里没有任何罗登贤的“犯罪”证据，仍把他移解到上海市公安局，同年4月1日又被转押南京。罗登贤等人被捕，在上海引起了广泛关注与震动。同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指出“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一行6人冒着风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4项严正要求，宋庆龄等还前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探视并亲切慰问了罗登贤等人。尽管宋庆龄等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据理力争，但国民党当局仍于1933年8月29日，在雨花台枪杀了罗登贤，年仅28岁。时在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听此噩耗，极为悲痛。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上称赞罗登贤为“民族英雄”。
在雨花台牺牲的还有许多知名与无名的烈士，其中就有黄励、孙津川、李耘生、姚佐唐、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李济平、夏雨初、何宝珍……都是在这里被国民党杀害、英勇献身的，他（她）们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
被当地老百姓称作“髅上髅”的烈士殉难处还有一处在雨花台中岗西侧，隐蔽于一片低洼的密林中。那些高高低低的土丘，露出点点白骨，好像在向后来者倾诉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姓名！”周恩来默默地、坚定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定会重新安葬你们！”
“在这里要立一座巍峨的纪念碑，还要建一个大型烈士纪念馆，陈列你们英雄事迹，让历史永远铭记你们，让人们从你们身上汲取无穷的力量！”
“看，一颗红心！”不知是谁惊叫一声。
顺着叫声，人们发现在烈士墓旁，有一颗鲜红、鸡心形状的玛瑙石。
“这边还有！”人们散开，在土丘周围仔细搜寻起来。
“噢，这‘通灵宝玉’原来就是雨花石！”周恩来恍然大悟道。
“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雨花石。”邓颖超说，“捡些带回去，给未能来的同志们看一看，时刻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
“对，我们要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功绩！”周恩来神情庄严地说。
“雨花石要养在水里，才有灵性，才更娇艳。”董必武说。
“董老，我回去就照您说的办！我想，这可能就是‘水灵’的真谛吧。”邓颖超爽快地说。
回到梅园新村，邓颖超把带回的那些雨花石洗净后，用水养在白瓷碗里，放在会客室的圆桌子上。
从此，五彩晶莹、浸透着烈士鲜血的雨花石便成了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兼居室的会客室内的一大亮点。邓颖超多次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代表团同志和来访的客人说：“每当我一看到这些雨花石，就回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我们一定会争取到一个光明的中国！”当年，郭沫若是中共代表团的常客，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了解，他知道，在梅园新村，对敌斗争很艰巨，谈判任务很繁重；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重，工作很紧张，经常是通宵达旦、夜不能寐，同志们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一次，党支部开会，同志们一致提出要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周恩来却说：“我休息得很好嘛。”鉴于周恩来休息太少和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会上做出决定，要他一定在晚上12点钟之前睡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周恩来内心十分感激。可是，由于形势和工作的迫切需要，使他不能不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代表团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算得了什么呢？”同志们听了这番感人肺腑的话语，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邓颖超当时在中共代表团负责领导妇女界的工作，经常出席一些妇女界的会议。但她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谈判斗争最紧张的时刻，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轮流值班，处理一些重要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人巢穴里，她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与周恩来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为巾帼英杰！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曾感慨万分地写道：“雨花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周恩来、邓颖超读后，都异口同声地说：“郭老，过奖了，过奖了！”……
他身着黑色的皮风衣，头戴黑色呢子礼帽，在跨出30号房门的瞬间，再回眸会客室圆桌上养在水碗里的五彩缤纷的雨花石，心里涌动着异样的情愫，流露出留恋与不舍。室外，冷风飕飕，葡萄藤的叶子已经落光，唯有挺拔的柏树依然青翠，沐浴在初冬的阳光里。望着翠柏，周恩来想到刚来不久时，他和董必武曾在柏树下合影的情景。自1946年6月底，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10月11日，国民党攻占了我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又公然违背政协协议，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和平谈判之门已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谈判全面破裂。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毅然决然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0余名成员将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董必武则继续留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络。如今，自己就要离开南京了。
周恩来一行到达机场后，董必武、邵力子和马歇尔等也赶来为他送行，握手言别，互道珍重。
飞机凌空而起。在场的记者问马歇尔将军此时有什么想法，马歇尔无奈地耸耸肩：“我现在想回家去养鸡！”
飞机上，周恩来心潮起伏。此刻，他心中最想说的就是11月16日他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再见，金陵！再见，雨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