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先驱者中不乏执着追求理想的坚定革命者。柳亚子在20世纪初鼓吹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以文字播动革命风潮，更全面地把握和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理想和精神，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作用；而且在民国初建的那一刻，就敏锐地觉察到这场风暴的不彻底性，首倡“第二次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又在与西山会议派斗争中，对概括和阐扬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做出突出贡献，并坚持数十年。柳亚子是辛亥革命理想的坚定守望者。
关键词：柳亚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大政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01-07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在短短两个月内，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清政府。12月2日南京克复，随后各省代表会议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社诗人高旭兴奋地赋诗：“龙蟠虎踞闹英雄，似听登台唱《大风》。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 ［1］164在宣告终结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然而，十多年后，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辞世，却留下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确，“天国”——理想的“民国”并没有降临。武昌首义元勋、南社社员蔡济民的悲愤诗句道出了事实：“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解读，或者归结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局限性”等等，或者还可以感叹革命党人政治上还太年轻。我们只是想指出，不要忘记先驱者中也不乏执着追求理想的清醒者和坚定的革命者。在年轻的革命党人中就有一位年轻人，他不仅在辛亥革命前鼓吹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以文字播动革命风潮，而且几乎在民国初建的那一刻，就敏锐地觉察到这场风暴的不彻底性，呼唤“第二次革命”；并在曾经的同志和战友背离孙先生遗训时，公开表明坚持和阐扬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这位民主革命理想的坚定守望者，就是近代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起人之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柳亚子先生。
一、民族、民主主义鼓吹者
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时更多人理解的只是“排满革命”。孙中山对此是有明确认识的，他指出：“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复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 ［2］但并非所有同盟会员都理解后一层意义。武昌起义战时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后来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3］182参照这一背景，可以看出，柳亚子辛亥前鼓动革命的诗文虽然同样表现出激烈的排满情绪，但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宣传反清更着重以民权思想抨击专制；第二，他宣传民族主义包括反满但同时强调反帝。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独立的民国，更全面地把握和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精神。
柳亚子是20世纪初最早接受民主主义启蒙思潮的先觉者之一，少年时代就从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早期革命刊物《国民报》等书刊上接触了启蒙思想。1902年所作《岁暮杂感》反映出他一开始接受的就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4］1823为了表示对卢骚（卢梭）《民约论》的信仰和崇敬，甚至改名“人权”，字“亚卢”（亚洲卢梭），这就是“柳亚子”之名的来历。
1903年后梁启超宣布“告别共和”，一批革命青年也“告别”了梁启超。17岁的柳亚子到上海进入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结为至交。邹容的《革命军》刚写完，柳亚子就和朋友筹集资金资助出版。上海《中外日报》刊登一篇《革命驳议》，认为革命只会引起内乱和外国干涉。章太炎立刻撰写《驳〈革命驳议〉》，写了开头一段后，让柳亚子和邹容接着写。柳亚子慷慨畅言：“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太平洋中无复美利坚之殖民政略矣”！［5］18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革命文字此文载1903年6月12日《苏报》，《磨剑室文录》未收，见王晶垚等编《柳亚子选集》。柳亚子最早撰写的革命文章是1902年所作《郑成功传》，但刊载于1903年7月《江苏》第四期，晚于《驳〈革命驳议〉》。，也表明他对革命的性质已有较清晰的理解：不只是推翻满清，更要反对列强，争得独立、自由、文明。不久“苏报案”发生，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勾结，把章太炎、邹容投入监狱。邹容在狱中写信给柳亚子，沉痛感慨自己“愿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却已“念而未能”了，他把希望交给了柳亚子：“得足下活泼之文章，鼓吹国民，祖国前途，或有系耶！”柳亚子感动而又悲愤，更把邹容“尽国民责任”的托付化为自己毕生的志向和事业：“想靠着文字有灵，鼓动一世风潮……一定要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来，才不算放弃国民的责任。”［6］154从此，柳亚子从一位先觉者成长为以“觉民”为己任的革命宣传家。
1906年柳亚子到健行公学执教，就由江苏同盟会主盟人高旭介绍加入同盟会，后来又参加光复会，成为“双料革命党”。1907年7月，他随高旭，和陈陶遗、朱少屏坐一条小船驶出吴淞口外，在停泊海面的法国邮轮上，会见了途径上海的孙中山，商谈同盟会工作。当时孙中山不但遭清政府通缉、被日本驱逐，而且在革命党内也受到一些同志的误解和非议。而柳亚子坚信“逸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遭蹉跌，志不稍懈。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逐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华盛顿）、拿（拿破仑），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6］62成为忠实于孙中山理想的追随者。
20世纪初近十年间，柳亚子发表了大量诗文，继续了“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风格，以感情激越的文字，鼓吹反帝、反清民族主义和反专制、反君权民主主义，呼唤“有读此而兴起其独立革命之事业者”，“文字收功，愿风潮之大起”。［6］19
革命和保皇之争刚刚开始他就投入了论战。1903年所作《中国立宪问题》指出戊戌变法“功业未半，中道摧锄”的教训证明不能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谭嗣同“以民族主义提倡海内”，却“眩于政府之浮辞”，结果“菜市街头，砍刀相赠”，可见“专制政体之所谓爱国者，可以独夫民贼一人之私爱牢笼之”；而“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暴，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入我邦人之脑膜”，因此“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虽知其难，将焉避之？” ［6］72-75
他用新的观念阐释历史，激发革命思想。《郑成功传》把郑成功塑造成一位外抗列强、内反清朝的民族英雄：“我唯崇拜我郑成功，彼能使欧权鼻祖之和兰（荷兰）逡巡让步，彼能使满族余奴之汉种发奋争先。” ［6］14《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推崇陈涉是中国历史上“推到政府，普救国民”的第一位革命家，指出革命必然发生的原因是“专制政治始完全达于极点”，“君权愈高而民困亦愈甚”；要建设一个和欧洲各国一样平等、自由、进步、发达的新中国，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
“夫革命二字，实世界上最爽快、最雄壮、最激烈、最名誉之一名词也。实天经地义，国民所一日不可无之道德也。实布帛菽麦，人类所一日不可缺之生活也。彼欧洲列国政治之所以平等者在此，法律之所以自由者在此，学术之所以进步者在此，风俗之所以改良者在此，一切有名无名之事物所以能增长发达者亦在此。”［6］92
为了提倡女权，激励女子革命，他发表了《哀女界》、《革命与女权》、《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等，揭露“二千年来”女子“奴隶于礼法”、“奴隶于社会”，强调只有结束专制政体才有“女权时代之开幕”，“披发裂喉，大声疾呼”“二万万同胞女子”奋起，“巾帼须眉，相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逐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 ［6］117
早期革命报刊大都由留日学生和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创办不久就被迫停刊。柳亚子痛心“热心志士所组织的几种报章”如“昙花一现，瞬息凋零”，而国内报刊“和我们同心同德的”又不多，1905年创办《复报》。这时正值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新民丛报》论战，这两家都在东京出版，《复报》就成为在国内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阵地之一。柳亚子写了《立宪问题》、《庆贺立宪之丑态》、《民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文章，揭露清政府所谓“立宪”只是让人民“永远受治在钦定宪法的底下”的“欺人手段”，只是立宪派“空花之幻影耳，睡梦之呓语耳”，只有“重新建设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来，然后可以定那堂堂皇皇的宪章，去做自由自立的国民”。［6］182-185为了动员更多民众，《复报》上的文字多用白话文写作，以通俗的语言宣传“须晓得中国是中国人公共的中国，不是独夫民贼的中国，更不是蛮夷戎狄的中国”，呼吁百姓“整刷精神，认定宗旨，除暴君，驱异族”。［6］188
1906年后，萍浏醴起义、徐锡鳞、秋瑾领导的浙皖起义等相继失败，革命一度呈现低潮。柳亚子悲愤沉痛，写下许多革命志士传记和悼念烈士诗作，文如《呜呼吴范二烈士》、《呜呼禹之谟》、《亡友丹徒赵君传》，诗如《咏万福华义士》、《吊鉴湖秋女士》、《吊刘烈士炳生》、《哭熊味根烈士》、《哭伯先》等等，悲歌慷慨，谱成革命英烈颂，激励党人奋斗精神。
他深感诗歌、戏曲等文艺领域长期为封建思想盘踞，与陈去病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其《发刊词》号召组织“梨园革命军”，“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树汉帜”，提倡编演历史上反抗统治者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激发革命意识，以求“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6］128他和陈去病、高旭发起，于1909年成立南社。“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7］100社员中有许多同盟会、光复会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如黄兴、宋教仁、田桐、邹鲁、汪精卫、陈其美等，但更多的是民主革命宣传家，几乎囊括了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的主持笔政者，实际上组织起了一支以文学为主的革命宣传队伍。他们通过办刊宣传、诗文创作，“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 ［1］545（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掊击清廷，排斥帝制，大声疾呼，振启聋聩”［8］（胡韫玉《南社丛选序》），被视为“同盟会的宣传部”，而柳亚子就是这个“宣传部”的实际主持者。
正如胡乔木《在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所说，辛亥革命前，柳亚子“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鼓吹革命以挽救中国危亡，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 ［4］7
二、“二次革命”首倡者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柳亚子宣传的还主要是通常的革命道理，那么在辛亥革命中和民国成立后，他很快就显示了政治意识的敏锐、卓特和坚定性，突出表现在首倡“二次革命论”。
近代史上“二次革命”以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反袁独立为开始标志，然而是谁第一个提出“二次革命”的？从现有史料看，就是柳亚子，最早是在1912年2月7日——中华民国成立才1个来月。
柳亚子首倡“二次革命”，一方面基于他比较明确的民权思想，不局限于“排满革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参与光复起义的斗争中直接感受到这场革命的不彻底。
辛亥革命期间，柳亚子一面在上海和朱少屏创办《警报》，每天印发二、三期，迅速传播起义消息，同时积极组织响应起义的行动，江苏淮安光复就和柳亚子的推动有关。
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11月初，他和朱少屏写信给在南京两江师范的南社社员周实，请他来上海商议。周实是南社分支淮南社的创始人，本来准备会同南京各校学生响应举义。收到柳亚子、朱少屏的信，他当即赶赴上海。经商议，由于南京清军势力很强，单靠学生难以成事，决计返回淮安。他和另一位南社社员阮式组织学生队，成立巡逻部，与起义军江北都督联络，于11月14日召开大会，宣布山阳（淮安）光复。不料竟被假意“反正”的清朝山阳县令姚荣泽以“议事”为名骗到学宫连开七枪毙命，随后阮式更被姚荣泽惨无人道地刳腹剖胸而死。事后姚荣泽逃到南通，受到“光复”后的南通总司令张詧（张謇之兄）庇护。这就是史称“民国第一案”。革命同志没有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却牺牲在亲手迎来的黎明时分，而“新”政权却被一些原来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掌控，而且把残害革命者的凶手包庇起来，这和柳亚子期望的革命相差太大。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个别地方。民国初建，一部分革命党人力主继续北伐，而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中另一些人却竭力主张南北和议。“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何香凝《我的回忆》）［3］23然而和议派却越来越占上风。
1912年1月中旬，柳亚子被聘为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3天后他就辞职了。作为孙中山的信徒，本应当为担任孙中山秘书而高兴，为什么辞职？就是因为临时政府内弥漫着和议氛围，他不能接受。随即返回上海，以《天铎报》为阵地，一个月内连续发表《袁世凯休矣》、《论袁世凯》《北伐》、《呜呼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请看袁世凯之外交》等24篇雄文，揭露袁世凯的阴谋和野心，抨击临时政府议和妥协。这些文章都以南宋抗金名将、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外号“青兕”（青色野牛）为笔名，表示象辛弃疾一样坚决反对和议，力主北伐。
1月19日，和议派撰文称袁世凯“令清帝退位”可“免血战之酷祸”。柳亚子从20日起连发数文，指出袁世凯是“以逊位之举来相要挟”，“袁狼子野心，不愿为汤、武，而必欲为操、莽”，“此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针对一些人以为袁世凯当总统也是汉人当政的狭隘民族观念，他从民主共和出发，揭露“袁之为人，专制锢毒”，“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我民国万众一心，决不甘心以数十万健儿志士头颅血肉为袁氏一人争此权利”，必将再起血战，“挟快枪炸弹以相饷”。［6］263清帝退位和南京政府取消同时实行，他“得坐收渔人之利”。和议派不指名批评柳亚子，说袁世凯“已赞成共和”还要骂他是“奴虏”，和议“已几费斟酌”还要“倡议推翻”，这是“拘于一偏”；“真爱国之士”应该“提倡人道主义，力求和平解决”。
柳亚子驳斥：“和平、人道之谈，岂非吾人所乐闻”，但是“以吾人几十年牺牲之骨肉，成就一私人篡夺之野心，则第二革命祸不旋踵，流血之惨将更酷于今日”，这是什么“人道主义”？哪还有“和平”？此文（《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与优待虏廷之抗议》）首次提到“第二次革命”，发表于2月7日《天铎报》。［6］274
和议派又说，如果“恐袁氏辈之反复，则当谋使其无从反复之道”，这个办法就是“全力求正当之选举，为强有力之立法机关，以草定完美之宪法”，这样就可以约束袁世凯了。
柳亚子揭露，袁世凯“一面借民军势力”逼迫清廷，一面又借清廷名号挟制民军，最后使清帝退位和南京政府取消同时实行，他“得坐收渔人之利”；“南都临时政府取消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日”，那时别说靠宪法约束袁世凯,连想写文章抗议都办不到了（“论者不复能著论抗议耳”），“恐第二次革命终不能免”；他反对和议，正是为了避免留下“第二次革命种子”，否则“能保第二次革命之不起乎？” 此文（《答某君书》）3次提到“二次革命”，发表于 2月13日《天铎报》。［6］284-288
与此同时柳亚子为周、阮二烈士昭雪复仇奔走。他联合南社同志上书民国沪军都督、也是南社社员的陈其美，请严惩残杀革命志士的凶犯，伸张正义。陈其美行文南通，要求将姚荣泽解送上海，军法审理，而张詧借口地方管辖，拒绝解沪。2月4日由柳亚子代拟电文，陈其美直接呈请大总统和司法部，申明周实、阮式“奔走于革命事业”“勋劳卓著”，姚荣泽“惨酷实出于万国人道之外”，表示“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同仁昭雪，粉身碎骨,有所不辞！”。［5］110-111（《致孙中山、伍廷芳、吕天民电（代）》）同日，柳亚子又与宁调元、朱少屏、高旭等6人致电孙中山，请求饬令张詧“毋再袒抗”，将亡清伪令解沪讯办，以伸国法。
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却提出以罚金抚恤周、阮遗属了结此案。柳亚子发表《实业总长之金钱主义》，痛斥这是“为满清走狗作走狗”，“此法律之问题，非商贾之问题”，强烈要求张詧交出凶手，“否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炸弹无知，不识权贵”。［9］
2月9日、10日，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报，严正指出“姚荣泽擅杀周实丹、阮式一案”，“非彻底查究不足以彰国法而平公愤”，明令“全案改归沪军都督彻查讯办”。［10］
为二烈士复仇惩凶和反议和是相关的，都属于坚持革命的彻底性问题。所以，2月11日在南社召开周、阮两烈士追悼会上，柳亚子宣读祭文，在赞颂烈士“断头沥血，还我自由”革命精神的同时，愤痛感慨：“议和误国，荡虏无人。北庭小丑，尚婴僭窃之尊；南都政府，复有迁徙之议”。他激愤地预言：“降幡一片，行见重出于石头”，石头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眼看就要竖起投降的白旗了。［6］305-306
历史，竟不幸被柳亚子言中。就在孙中山电令查办周实血案3天后，柳亚子预言“行见降幡重出”2天后，预言“第二次革命终不能免”。当天，2月13日，袁世凯假意通电赞成共和，才当了2个半月临时总统的孙中山被迫辞职。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17日，愤慨之极的柳亚子，发表《青兕宣言》，点明袁世凯“他日易总统而为皇帝，倒共和而复专制，一反手间耳”，第5次提出“二次革命”，而这一次是直接号召：“凡有爱国热忱者，其速组织强有力之团体，实行第二次革命，……誓推翻袁氏之政府，……以赤血染成共和！”［6］295-296
两个月后，“民国第一案”宣判，姚荣泽被判死刑，然而袁世凯随即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
一年后，1913年3月，曾希望以政党内阁约束袁世凯的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组建者宋教仁，被袁世凯党徒刺杀于上海。到这时，革命党人，包括一年前还主张和议、反对柳亚子的人都清醒了。二次革命爆发，各地纷纷举旗反袁，又先后被袁世凯镇压。许多老同盟会员，没有在反清起义中牺牲，却被袁世凯残杀：萍浏醴起义参加者、七省讨袁计划策划者宁调元，辛亥光复南京功臣、讨袁铁血军司令范鸿仙，同盟会总会核心成员、刺袁铁血团组织者程家柽，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仇亮……正像柳亚子所言：“流血之惨将更酷于今日”。
历史记住了举义反袁的英雄，也应该记住“二次革命”的首倡者。
三、“三大政策”阐扬者
辛亥革命一般指辛亥年爆发的反清起义，但是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辛亥年开始的革命。革命还在继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进一步形成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并改组国民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宣言》，标志新三民主义的确立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把民主革命推进到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个新阶段，即史称大革命时期。
不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是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出的，他本人并没有用“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来概括。在“三大政策”概括过程中［11］，柳亚子起了重要作用。
三大政策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政治革命领域经历艰难、痛苦的探索所作出的新的选择和决策，而同一时期柳亚子也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探索和选择。他们探索的途径不同，但最终都指向同一时代方向。这是柳亚子能够深切理解、服膺和坚持三大政策的原因。
二次革命失败，以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袁世凯虽然在护国运动风暴中倒亡，北洋军阀依然混战。大批志士，包括十几位南社社友被袁世凯、被北洋军阀惨杀。柳亚子悲痛地称这是“南社的摧残期”。他竭力维护、支撑着失去政治依托的南社。然而，民国初期南社发展迅速，成员却更加复杂，政治意识和文化取向的混乱也反映到南社内部。1917年南社陷入一场几乎导致分裂的纷争。柳亚子抨击当时以清朝遗老为主的“同光体”诗派，坚持“共和国民”之诗，却遭到部分社员的攻击。虽然柳亚子获得了大多数社员的支持，但感到失望，不久就辞去了南社主任职务。
他在痛苦中重新探求救国的道路。这时，“五四”运动爆发，柳亚子受十月革命感召和新文化运动影响，正如他当年否定传统封建观念一样，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也进行反思，在这反思中转向新的理想，自称“李宁（列宁）私淑弟子”并倾向“劳农革命”，相信“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空言》）他在家乡推进新文化运动，创办和支持创办了一大批新字号乡镇小报：《新黎里》、《新周庄》、《新盛泽》、《新莘塔》、《新平望》、《新严墓》、《新吴江》、《新震泽》、《新同里》……。他向民众宣传：中华民国的基础是“孙总统三民主义”，但是现在，所谓“民族自决”只是推翻了满清；所谓民主，共和其名，军阀割据其实；所谓民生，“则劳农工诸无产阶级犹束缚于军阀、财阀两重专制之下，哀号宛转”，哪里有什么“共治、共有、共享”？而“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表示要“吞氧吐碳，舍故取新”，“不为时代之落伍者”。［6］658五一节出版《劳动纪念特刊》，柳亚子在特刊宣言中公然说：“照社会主义的学说讲起来，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劳动者是神圣，资本家便是盗贼。” ［5］663
虽然这一时期柳亚子没在孙中山身边，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思想的节拍却遥相应合。
第二次护法运动因为陈烱明叛变而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经李大钊的努力，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合俄国政府和与中共合作的政策初步确定。1923年10月，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新成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委中，包括了谭平山、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而在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步伐时，柳亚子也“改组”了南社。就在同一个月，柳亚子联合一批南社旧友和新文学家成立了“新南社”。“新南社”中有国民党员廖仲恺、何香凝以及叶楚伧等，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茅盾）和叶三底（中共苏州特别支部首任书记）等共产党员。陈望道后来说：“新南社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柳亚子亲自写了《新南社成立布告》，明确提出：“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 ［7］100对最末一句，叶楚伧颇为不满，曾一再提醒柳亚子，不要走在国民党改组的前面，柳亚子未予理会，“这又是后来国民党左右派对立的伏线了。” ［7］104
12月，柳亚子就以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由叶楚伧、陈去病介绍加入国民党。久已失去组织依托的柳亚子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赋予了极大热情。国民党一大后，在以沈雁冰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推动下，经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批准，秘密成立了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柳亚子受临时党部委派，秘密组建、发展吴江地区国民党组织。那时军阀政府的势力仍十分猖獗，他利用自己创办的《新黎里》、《新盛泽》等地方报纸，呼唤“同胞们快快投奔到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下去罢！前进啊，奋斗啊！”“要想救国，只有大路一条，就是加入孙先生所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帮助孙先生去奋斗”他和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邵力子、侯绍裘一起奔走，在几个月内就发展了200余名国民党员，组建了5个区党部。吴江县党部成为江苏省最早组建的基层组织之一。此后在中共上海地委帮助下，正式成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柳亚子为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20名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中，有12名共产党员、1名共青团员，其余均为国民党左派。当时以柳亚子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可称国共合作的典型。［12］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中说：“孙先生的革命事业，还未成功。……孙先生要创建的中华民国，是民族自由国际平等的中华民国，不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国。是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的中华民国，不是官僚军阀狼狈噬人的中华民国。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贫无甚贫富无甚富的中华民国，不是资本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来压迫劳动阶级的中华民国。总而言之，是真正三民五权的中华民国，不是现在冒牌的中华民国”。［6］841他最后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今天追悼孙先生的群众，感念孙先生的历史，应该怎么样继承孙先生的主义干下去呢？”［6］844
其实这也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问题。不久就发生“西山会议”事件，其中一些参加者曾经是同盟会、南社时期柳亚子的老友。1925年12月，柳亚子毅然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揭露和痛斥西山会议派背弃孙中山遗训。就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西山会议分子反对联俄和容共，对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做了初步概括，指出：“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都是本党总理孙先生的遗训。”首先，“为什么总理遗嘱上，要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试问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除了苏俄，还有哪一个？……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完成我们民族主义，当然非联俄不可了。”其次，“总理遗嘱上说道：‘唤起民众’，所谓民众，当然包括全国国民中间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了。因为工农阶级，在全国民众中数量最多，所以革命的能力最大，而且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感受痛苦最深，所以革命的可能性也最浓厚，不比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处处包含着妥协的危险，这是可以拿事实来证明的。……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把工农阶级宣传和组织起来，使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的。”而“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既然要吸收工农阶级，绝对无排斥共产分子加入本党的理由”。［6］903-905这里虽然只讲了两条，但在阐释“容纳共产分子”时，先从宣传和组织工农引出，已经包含了三大政策。
西山会议派不仅自立伪中央，而且还召开伪代表大会。1926年，他在《揭破伪代表大会的真相》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总理的革命政策，可分为三大点”：
“为联合世界上的革命民众而联俄，是总理第一个重要的政策。
为集中全国内的革命势力而容纳共产分子，是总理第二个重要政策。
为团结革命的基本队伍而拥护工农阶级，是总理第三个重要政策。”［5］279-281
在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柳亚子对概括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阐发和传扬新三民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数十年，柳亚子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密切合作，40年代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共同为实现当年的革命理想而奋斗。1950年，他在《孙总理与毛主席——兼论新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文中，特别说到孙中山《总理遗墨》上的一段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然后感慨地说：
“革命委员会的事情，当时没有搞成功。但他（按：指孙中山）在二十三年以前留下的名称，到今天居然实现了。”［6］1578
的确是实现了，不过不只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更是他坚持、守望了半个世纪的革命理想，辛亥革命时期一代先驱者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郭长海，金菊贞.高旭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孙中山.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A］. 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5.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4］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王晶垚，等.柳亚子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柳亚子.磨剑室文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柳亚子.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胡朴安.南社丛选［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7.
［9］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4.
［10］江苏省政协，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周实阮式纪念集［Z］.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131-132.
［11］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J］.近代史研究,2000(1)：1-19.
［12］张明观.柳亚子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0.（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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