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特工爷爷》是洪金宝自1995年以来时隔20年后再次执导的电影，由洪金宝本人、刘德华、朱雨辰、冯嘉怡联合主演的动作片。影片于2016年4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故事背景设定在位于中俄边境的乡村小镇上，讲述了退休军官老丁为营救小女孩春花的父亲无意卷入了俄罗斯黑帮团伙的争斗中的故事。
一、 以剧情冲突呈现社会问题
这部电影主要反映了四个社会学问题，按照我们的熟悉程度，可作如下排序：基础教育、婚姻、老年化、犯罪。而按照情节表现力来排序，上述顺序却恰恰颠倒。一部不到100分钟的电影，洪金宝讲了一个平凡却心酸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平铺直叙，但多处插入细节以增强剧情的戏剧性和完整性，其如何发生应当定格在高潮前夕。
在故事接近高潮时，丁虎的独白解释了故事如何发生：兰州大练兵的冠军调入北京后与“走资派”的女儿结婚（“走资派”由此可少挨批斗），一场没有感情的婚姻成为定局，丁虎丢失外孙女的悲剧也正在酝酿——丁虎退休后独自一人搬到中俄边界，认识了“我”李春花。高潮中的动作画面自然展示了中国武术的极致魅力，同时人物的出场顺序也格外值得观众回味——老丁、崔集团、黑手党、中方警察、崔集团叛徒。老丁自然是为救“孙女”而下定单枪匹马智闯贼穴的决心，这既有无奈，又包含着必然。而崔集团在数钱的欢愉中马上就迎来一场腥风血雨。随之，体力已臻“强弩之末”的老丁在自卫的情境中，凭借多年的军人经验巧妙地徒手毙命三个持刀俄国壮汉。最后，崔集团的两名叛徒使用非常原始的暴力工具——锤子，激愤地报复了不仁不义的崔宗宪。这样的安排似乎最有张力，等待英雄PK群贼的观众也习以为常，好像这些角色的出场顺序稍稍改变都不合常理。而影片中反映出的“犯罪”问题是最易为观众识别的社会学标签。
这场“犯罪”可以视为三个家庭组织与两个社会组织的较量，其中一个家庭组织与中国警方有关。崔集团与黑手党其实都是过着亡命天涯、朝不保夕的生活，是社会病态的显征；另外三个家庭组织同时却是社会非常态的隐征。老丁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经历，但为什么丢失亲外孙女的事情偏偏发生在这个“特工”身上？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测，这与丁虎与“走资派”女儿的悲剧婚姻有着极大的关系，丁虎的妻子在剧中以“无”的形式存在是极为高明的手法。倘若没有弄丢外孙女，老丁也不会与女儿隔阂而独居异乡。李政久一家是较为病态的家庭组织，一个务实赌博的男人，一个风流招枝的女人，一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我们能期盼这个家庭给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正能量？朴仙女的家庭也稍有问题，没有第三代，她已经有了某人遗孀的身份。这三个家庭组织与两个社会组织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李政久的赌、偷、反、亡。这一角色太具悲情色彩了，但是一个赌徒就该死吗？这似乎没有必然的天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最普通的民谚可以普释古今中外最基本的伦理悲剧。老丁、李政久、朴仙女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失败婚姻，这或许也是老年化主题下的弦外之音。
元家班的动作片本身是一个时代精武风气的名片，徐克执导的中国版“人鬼情未了”《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系列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但当元家班、徐克都以老年的姿态出现于银幕上时，我国老年化的问题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同时就更具有了警示意义。剧中老丁在物质上并不贫穷，但心理问题却成为一个顽疾、一个硬伤——无人陪伴、没有快乐、明天似乎毫无幸福的可能性。这个突出的矛盾使电影老年化问题的重要程度超过了婚姻问题。
本剧仿佛是一个没有女主演的电影，而剧中的小女孩戏份比重揭示了电影要反映的基础教育问题。假如没有丁虎这个角色，正义需要谁来率先申张？春花又需要谁来保护？我们不得不做一个最恶意的假设：没有“特工爷爷”，春花难逃成为一个问题少女、问题女青年和问题老年女性。毫无疑问，这部电影的主色调是温情，其喜剧手段弱化了暴力的破坏性。在老丁与春花钓鱼的场景中，聪明的观众不难发觉：老年人需要孩子的天真与陪伴，孩子需要老年人的经验与呵护。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视为我国的教育、老年化、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点破了走好这盘棋的“天眼”——基础教育。
二、 核心台词对自我价值的质问
这个故事为什么是“平凡而心酸”的呢？西欧老年人去世的年龄基本会在80岁以上，而我国却仍处于70岁这个水平；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老人在85岁以后记忆力大大退化的可能性很大，而70岁并不意味着“痴呆”。老丁是个平凡的长者，即使他身怀绝技。当他面对要取他性命的金四、俄国壮汉时，眼神不再有《叶问2》中洪师傅那种处处争强争胜的杀气，而是怀有畏惧——勇敢不代表不紧张，可是求生的信念却不能伪装。这种既有三分胆怯却有七分反抗的眼神透露着一个疑问，一个中国老年人对中国社会的疑问（老丁不会用录音笔，不太喜欢北京的环境，对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怀有犹豫）：中国的信息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是否为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有过考虑、设计与付诸行动？
本剧的核心台词无疑是高潮前夕丁虎对朴仙女表露的心声：像我这样的人值得被爱吗？这个伦理母题是永恒的质问，只是在老年化问题突出的当代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从我国先秦孔子提倡“色难”等孝文化命题到孟子提出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从《礼记·礼运》篇中可谓老少皆知的“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到绵绵不息的2000年来的孝文化，《我的特工爷爷》就是继承了我国敬老爱老的文化基因。可是易被年轻人忽略的是——老年生活是后来者，对于老年生活的体验只有来自对他者老年的“移情作用”，除非人能时光穿越；我国正面临现代化的转型，而现代社会的“崇少”文化与传统社会的“敬老”文化有着令人惊异的差别。这是本剧反映的人类老年化问题所先天具有的生物学特点与后天特带的地域性矛盾。应对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定位中国老年化的现代性，而这个现代性又与世界近代历史上全球的近代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技的进步、城市的扩张与人性的回归仍旧是三大元问题。
本剧运用动作视觉突出一个年轻时有硬功夫的军官，恰恰因为这门技艺促成一个幸运的结局。我们可以通过剧情做常识性推演：老丁、朴仙女和春花这三个问题婚姻的遗留人最终构成一个较为幸福的共同体。这提供了一种在老年化的问题上可供参考的思路——可概括为“从基础教育到老年化，这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有机进程”。我们需回想几个细节，第一，老丁不会使用录音笔，这无疑反映着老年人学习新科技的难题，而幸运的是他具有接受新事物的意识。第二，老丁不适应北京的环境，这涉及到城市变迁中交通通讯发展极速、人际关系陌生度提高给老年人生存生活带来的压力过大，老丁有本能的逃避意识，结果证明相比于大城市，乡镇对于老年是相对理想的选择。第三，老丁的遗忘与失语，这或许不是老丁情愿做独鸟，而是出于自我保护，因为这种沉默能换来心理的宁静和平衡；不过这也引发了老丁对于自己价值的怀疑。
出路何在？我们发现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乡镇，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由此我们不妨换一种头脑思考我国的城乡二元问题，老年人不适于居住在高压力的城市，而农林牧副工生产能力愈益增强的农村对于老年人也不是绝佳之地，那么介于两者间的乡镇——加大投入建设学龄儿童与退休老人的陪伴计划，未尝不是解决基础教育、老年化和城乡二元对立的选择之一。因为剧中有一例证：用“我”春花的话讲，老丁值得被爱，因为他是个可爱的丁老头。
三、 得失之处与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紧凑的的故事编排、精彩的多变情节、鲜明的角色定位、到位的人物扮演、高明的武打设计，这些都是本剧的成功之处。而洪金宝这位叱咤风云的武术世家20年后选择了老龄化主题，所以《我的特工爷爷》实在是一位功夫导演的良心之作。我国武术的博大世界闻名，而剧中的老丁与现实中的洪金宝又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示了我国武术与人文精神的之间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可以升级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李政久角色的加入既可谓“节外生枝”，又可谓“锦上添花”。我们可以把一部电影视作加长版的小品，我国的小品有这样一个规律，在重要演员人数小于4的情况下，倘若女性演员大于等于男性演员人数，小品的真实性与精彩程度都会打折扣。小品大家赵丽蓉的作品属于特别情况，年龄较长的女性演员身上本身有相当多的男性魅力，因为小品艺术的厚重性相当程度源于男性演员或者男性魅力。甚至可以说，如果一台小品没有一个成年男性担任重要角色，很难成便功；电影似乎也有这样的宿命。本剧中的医生、警察、杀手都不是主要角色，而老丁恰恰是因为老年化问题，男性能量的释放必然受到影响，这就为刘德华饰演的李政久扩展了表演空间。无业游民的嗜赌、中年男性的风流、爱妻情深的感性、护女父亲的慈爱……李政久这一角色像一条鲶鱼，使剧中的罪恶愈浊，使片中的美好愈清，这甚至可以视为电影艺术中成年男性角色的“鲶鱼效应”。
李政久的悲剧是本剧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因素之一，由于剧情主题的需要，编剧与导演没有可能为其量身打造逆袭、重生与悲剧扩大化等剧情，所以其悲剧的塑造力不足成为本剧的一个遗憾。喜剧往往难以成为经典，悲剧给观众心灵的持久性震撼是诸多电影经典的一大原因。而正如洪金宝所代表的中国武术人的一种顽强精神与积极心态一样，《我的特工爷爷》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总体而言，它的幸福结尾创造了电影给予观众“明天将更美好”的心理预期。这是一部动作片精品，更重要的是，本剧想象的老年时代证明了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无限期待。这样来看，即使它难成经典，又有什么遗憾呢？
《我的特工爷爷》有着香港武侠片的情怀，洪金宝的演绎可谓是“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在实打实的招式中透露出硬气霸道的武侠精神。这部反映社会现实，投射了诸多社会学问题的影片即使上映后毁誉参半，但是以洪金宝为代表的中国武者所坚持的精神气质依然震颤了观众。《我的特工爷爷》将基础教育、婚姻、老年化、犯罪等社会问题熔于一炉，用武打形式贯穿影片始终，展示了中国式电影的独特魅力，是热血与温情交织于一体的动作、冒险、剧情电影，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