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导“本土电影”与强化本土文化
问：近年来，“本土电影”成了一个热词，请周老师谈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或者界定“本土电影”？怎样发展“本土电影”？
周星：“本土电影”带着一种文化符号。一般我们说“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的含义里包括了本土电影。“本土电影”是对基于本土这块土地的民族文化而生产出来的影像作品的一种概括。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电影市场上有多国电影。“本土电影”，就意味着对于本土人生活感受的强调。本土电影就是要强调一种本土的文化气质，对本土人的文化生活的把握。我们说“本土电影”，就意味着特别强调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生活文化的传承。
那么，怎么做“本土电影”呢？中国一直都为一个问题而焦虑：就是在年轻人比较容易欣赏好莱坞高科技的电影，而且电影跨国传播“门槛”越来越低的时候，西方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的确有很大的优势，包括类型的优勢，包括传输价值观的巧妙性，以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这就格外需要强调对本土电影做必要的保护。如果本土电影在整个市场占比越来越少，可能就意味着它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低。台湾地区在电影市场完全放开之后，最低的时候整个台湾本土生产的电影只占不到1%的比重，90%多的市场都被好莱坞占据，虽然后来也进行了自救，但收效并不明显。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这几年由于强化了本土电影意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比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票房超过了400多亿。2017年本土电影的改观很明显，一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平。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证明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电影，你放弃就意味着丢失，市场的丢失也就是受众的丢失，也可以说是价值观的丢失。电影其实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份额很小，无论是美国这样的世界电影第一强国，还是中国的这样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大国，都是如此，但是谁都承认电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输出价值观或者说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本土电影其影响力必须和中国国家地位和形象相匹配。我想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强调的主要原因。本土电影的强化应是正向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土地、国家、制度、文化、生活、精神的认同。电影是一个容易跨越年代、跨越民族、跨越年龄的自信心的表现，《战狼2》以及《红海行动》有那么高票房就证明老百姓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的欢迎，也提示国家该到了对自己本土文化加以强化的时候了。虽然我们说本土化的、本土的电影还有许多不足，但是最近这几年好莱坞好多电影也比不上我们，第一、第二票房都是我们的。总之，强调本土电影的意义和价值，的确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二、“本土电影”的历程：从左翼电影到《战狼2》
问：刚才您对本土电影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本土电影”是不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它的发展大概经历哪些阶段？
周星：当然还要往前移，不能说本土电影只有改革开放四十年才有。我们应该承认，1949年以前的某些中国电影本土性的表达和对本土社会的表现其实也是很出色的。以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为代表，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那时候的电影，今天看也属于本土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是和好莱坞电影直接抗衡的。那时候中国电影以《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为代表，在抗衡中，《渔光曲》等其实也取得了单个影片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度过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一方面强化国土意识，除了引进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之外，对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电影一直没有开放市场。当然这一时期也不乏一些比较好的电影，但总体上看，还没有提出“本土电影”这个概念。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对中国电影脱离现代生活以及和世界电影语言隔绝的问题作了一个修正，我们公认叫作现实主义的本土电影开始出现。这个时候最著名电影当然就是《邻居》《沙鸥》等。像《邻居》那个电影就非常朴实地回到了大学的楼道里人们的那种生活，锅碗瓢盆交响曲等，我们说本土电影的生活气息回来了。在这个阶段，开始大量地吸收学习西方电影的一些先进经验，三代导演同台竞争，本土电影开始复苏到电影的基本形态，电影回到电影本身、回到了生活本身。所以纪实美学是那个时候最典型的标志。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到形式美学阶段，或者叫影像美学的阶段，回到电影本体。原来是从生活里汲取营养，现在要从表现形态中改变。如果说第四代电影是纪实美学的典型代表，那么第五代电影就是影像美学的探索呈现，比如以张艺谋、陈凯歌、何群、黄建新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他们开始做这种形式上的探讨。形式美学伴随的文化潮流实际上是文化反思，反思传统。所以这个时候的电影，比如《一个与八个》《黄土地》《人生》《老井》这样的电影，它对于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伴随影像上的、独特的、与世界电影接近的造型。看过《黄土地》就知道，大片的黄土，一角上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劳作，观众觉得很新鲜。第五代开始创作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电影，当然产生了很大的世界影响。有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影，就是第一个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这部电影把中国人激情勃发的那样一个东西爆发出来，第一次获得世界电影这么重要的大奖，这是文化反思以后中国人精神迸发的一个阶段。
再下去一个阶段就很快了，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娱乐电影开始出现，1988年所谓痞子文学开始出现，如《顽主》等。进入90年代，就进入一个很长的市场改革阶段。电影犹豫不定，它处在一个复杂的焦灼状态，所以那个时候电影出现许多矛盾。当然也有出色的电影，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等这种对本土人的关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中国电影向海外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敞开了批量性引进的大门，“狼”终于真的来了，激活了本土电影人的潜能，人们褒贬不一的张艺谋的《英雄》就出现于这个时期。《英雄》是那个时候票房第一次突破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电影，最终获得2.5亿元的票房，非常高。它拉开了中国本土电影的大片序幕。吸收西方电影的大明星、大商业推广的做法，电影不可避免进入与市场结合的阶段。今天看来市场改革是成功的，大片盛行，一下把市场搞活了。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电影，艺术表现的一些小片等等，它们基本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不得不经历的阵痛。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大片在人们的各种批判中开始有所收束，于是，中国本土电影进入了多元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经历了一波一波潮流，青春片、喜剧片还有武侠片成为一个又一个潮流，现在还有IP电影，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些电影中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本土电影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节点，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到了比较好的阶段，人们的心态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强盛合拍，人们不会去特别挑剔一些电影的表现。到今年更不得了，2018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份，元旦和春节都是我们本土电影比较好的档期，但今年这个档期好得不得了。《红海行动》完全是表现国家集体主义去拯救中国人的生命的。这种以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做后盾的主流形态的宣传，为什么会得到普遍认可呢？因为人们心目中已经意识到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威力去向世界辐射。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本土电影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应该说，中国本土电影是与时代齐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与民族同呼吸的。
三、中国电影新时代：文化自信力与国际竞争力
问：您概括了中国本土电影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本土电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周星：第一，本土电影现在整个看起来越来越自信地吸收国外电影的东西，以前我们对好莱坞是有些畏惧心理，现在这种心理已经淡化了，敢于大胆吸收好莱坞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电影这几年之所以取得较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勇于和好莱坞电影“共舞”，慢慢从怕它、警惕它到不怕它，现在是大量地吸收它的技术、类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中国电影进入更加开放的阶段；第二，中國本土电影的多样类型出现了，不拘一格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表现类型；第三，我觉得很欣喜的是，中国电影更加自信了，管理层对于本土电影的管理也更加自信了。像去年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和自卫反击战等内容的《芳华》被允许公映等等，表现中国人民族自信的影片也增多了，比如《湄公河行动》让人想到了汉代流传至今的那句名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虽然这话有些人批评，但是它是一种自信力的表现。现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在扩大，但是还是不够。中国电影在艺术和技术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有些电影可能不输于国外的一般电影，但是遗憾的是表现现实生活和贴近老百姓还不够，中国本土电影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来评价中国本土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的地位？
周星：中国电影市场肯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现在许多好莱坞电影要在世界上把票房推高，都要借助中国的电影市场。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也很争气，中国电影市场现在是55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一年80多亿美元的票房，今年我们有可能逼近110亿美元，基本跟北美市场接近。我们迟早是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我们现在已经逼近它了。所以从市场角度来说，好莱坞都企盼到你这里发展，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有几个严重不足。我们的本土电影对外输出很少，在世界电影市场所占的比重很少。好莱坞电影是北美110亿美元市场，它在世界得到300多亿美元。我们500多亿人民币的国内市场，但是我们在输出上很弱，这是短板，就是缺乏世界电影的影响力，我们叫“走不出去”，或者走得比较慢。还有国际电影节评奖，中国本土电影这几年表现并不如人意，连续几年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电影节，还有奥斯卡，我们基本就很少能得到奖，偶尔会得一点技术类奖，电影节外语片奖也得不到。除了输出少、得奖少、艺术上还有缺陷以外，中国人看电影的数量也相对较少，我们大概人均一年看电影是1.14次左右，美国大概人均每年看电影数量是3次到4次，以色列人均每年看电影2次到3次，韩国人每年看电影是2.4次到2.5次。虽然是世界银幕数第一大国家，超过美国，可是人均观影次数较低。中国电影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成熟的市场制度、国家力量的推广，还有高科技对于电影创作的助推等等，这些方面中国本土电影还任重道远，还有许多路要走。
问：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您认为，中国“本土电影”应该怎么适应新时代？
周星：第一，中国本土电影要自觉地与国家的倡导和文化的走向相一致，因为国家是要建设美好新时代，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这个是大的趋向；第二，要更加注重真实地表达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宽容度，要更好地表现我们生活多方面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第三，本土电影也要追求工匠精神。事实证明，很多电影工作者越来越追求工匠精神。比如冯小刚的《芳华》，就是艺术电影越来越追求工匠精神。演员必须到生活中去磨炼，而不是像小鲜肉都是替身来拍；第四，中国本土电影应更加注重品质，注重内涵，注重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因为电影它得有精神支柱，我想做好这些事情，就可以在伟大的新时代把中国本土电影出彩的东西更好地表现出来。
问：您在电影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周星：首先，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有培养人才的“面”；另一方面，要有培养人才的“专”和“精”。以北京电影学院为核心的一些专业院校，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等，它们是属于那种“专”和“精”的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远远不够。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必须要有更多的综合大学、各类学校进入艺术人才培养的领域。这是中国的现实，两股力量可以形成一个合力。在西方国家，更多的电影研究者都在综合大学，比如美国的南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光有一个泛泛的对于理论、文化、一些DV的拍摄的介绍还很不够，光有专业艺术院校的工业化的分工细致的培养，也不能满足时代发展对电影人才的多方需要。
其次，我们培养的人才要理论文化和动手能力兼备。由于DV的出现，以往那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局面真的改变了。许多综合院校毕业的学生可能成为出色的导演，当然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还占核心，但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这种局面真的改变了！另外，在进行人才培养时还应注意电影与市场、商业的结合。
再次，要进行“电影是一个更大文化的重要构成”的教育。电影会不会消亡？会不会用机器来替代？这谁也说不准。应当把立体、多角度、多方位的培养模式，与“专、精、尖”相结合，把它作为文化构成里的这样一个观念来确立，这是我的体会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