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高校采取的“行政型管理”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必须引进另一种管理模式来制约甚至取代。通过在高校推行“学术型管理”模式可有效避免“行政型管理”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提升中国高校的学术内涵与人文精神，有利于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青年学子。
关键词：“行政型管理” “学术型管理” 高校管理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辞世前曾问了温家宝总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来大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高校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体制。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将该问题概括为“教育体制行政化”。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教育体制尚无根本性改革，虽在服务政治教化与经济建设间有所摆动，但从本质上看都没能遵循教育与学术自身的规律与逻辑，过于“入世”令其无法摆脱附庸的身份。
一、高校“行政型管理”的主要痼疾
中国的大学近年来陷入了丑闻泥潭不能自拔，高校“行政型管理”倾向和由此造成的向“权力中心”倾斜是其根本原因。这种僵化的、以行政为中心的高校管理体制带来了许多弊端。其一体现在对权力的崇拜上。大学本应以学术为根本，以创新为目的，尊崇学术自由的空间。但由于“行政型管理”的介入，导致大学出现了以权力为本、官学一体的怪现象。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侵占了相对有限的学校资源，追权逐利的风气弱化了服务师生的意识，导致了管理和教学分离，这种分裂对任何一所高校的发展都是严重的干扰。
其二体现在对本应作为大学灵魂的学术的侵蚀上。中国高校管理人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社交应酬、对外联系、行政事务上，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术研究。但其为保有自己的职称和学术地位，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去交换一定的学术资源，在论文发表和项目申请等方面占尽先机。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将那些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学术研究的普通教职人员排挤到了边缘。在发表论文和项目结题时，部分管理人员由于受到自身精力的限制，就选择了代写、抄袭等方法来完成任务，最终导致学术腐败、学位及职称寻租等丑恶现象，同时培养了急功近利、缺少原创的不良作风，造成了恶劣影响。
其三体现在高校领导人员在任期间往往把“政绩工程”当作主要任务，相对忽视了高校“软实力”的提升。他们每每把精力和金钱花费在建设校舍、开辟新校区、扩大招生等可直观表现出的“政绩”工程上，而对师资培训、校园学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这些不易直接表现的方面就放任自流，不予重视。其后果是作为高校灵魂的整体学术内涵呈直线下降状态，学生扩招和师资力量的不足更是导致了学生素质的培养出现了“豆腐渣工程”。
二、高校管理的转变思路：“学术型管理”
“行政型管理”忽略了高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学术为主，倾向于把行政作为高校管理运作的核心，这必然造成权力崇拜的风气。而仅止于“去行政化”则恐难摆脱改良的窠臼。为此我们须重新树立高校管理体制的核心——学术，用“学术型管理”代替“行政型管理”。通过保障高校的学术权力和营造学术氛围，让学术卓越成为激励校园文化发展的高频词，进而提高学校的整体学术内涵。
政府放手是“学术型管理”的前提。如袁贵仁部长所说：“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1。可见，首要的是政府须转变对大学本质和宗旨的认识。令行禁止的中国式教育令家长对子女过于言听计从深感隐忧，至于创新性人才严重匮乏，政府对大学管得过死过宽难逃其咎。综观现今的大学，其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招生模式、教学科研、经费使用等方方面面无不需要政府逐层审批。上级主管部门对大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干预，令其办学的自主性退化、个性弱化、灵活性钝化，并最终导致大学像代工厂，用模具复制出看似多样化实则几无个体差异性的劳动力。这是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如果我们仍惮于或是惰于将大学从与政府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中剥离出来，这样的难堪仍将持续。放手不等于撒手，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后者如行政任命校长，前者如政策的支撑、经费的支持等，总之要将工作重心调整到致力于激励和保护大学中专业性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中来。
“教授管理”是“学术型管理”的主体部分。此前温家宝总理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表示，教育行政化倾向要改变，要让教育家办学。相对而言大学教授无疑是通专业、懂教育的行家，他们对进人、职称、教学、科研等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工作理应更有发言权。须尽力扭转教授们对校务、院务不闻不问的陈风，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其潜能。诚然，大学精神崇尚个体民主、特立独行，但从管理科学角度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方可有效保障执行力。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制正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诸如学术、学位、教师聘任、职称职务评聘等委员会都可使教授集体酝酿的思想、生成的决策成为治理大学的主要依据，主导其发展方向，影响其发展进程。教授管理并非指大学内不该有任何干部级别，而是强调管理岗和教学岗须严格区分。身处教学岗的教授在人才引进、学术项目经费审批等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有主要决定权。而管理岗主要负责高校行政系统的日常运作，为教学岗提供相应服务。即便是校长，他可以并理应由教授直接选举产生，而一旦进入管理岗，则应将工作重心调整至管理方面，且“不能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去干预教授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2。
开放式的人文教育是“学术型管理”的总体内涵特征。教授管理只是学校管理制度的变革，若根本改变“行政型管理”的弊端，还须改变管理者的内在意识。牛津、剑桥等欧洲大学之所以历来为莘莘学子所神往，其深厚的人文精神，及其符合高等教育理论逻辑与人的精神发展规律的大学哲学为之作了颇具说服力的注脚。人文精神是“以人为主体和对象、以人的全面而和谐发展为基础、以人的价值、权利、潜力的充分实现为宗旨的精神”3。开放式的人文教育可为高校管理提供整体的人文氛围，从思想意识上对“行政型管理”进行制约弱化。这包括丰盈管理者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素质两方面。前者既关乎高校管理民主氛围的营造，也关乎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自律、人文倡导。除学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教授、院士等头衔，大学校长的思想、境界、信念等方面体现出的魅力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品质与风格，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关于后者尽管不乏相关规定，可具体实行中，人文教育仍仅停留于稀少而简单的人文知识教育，未能使其成为真正注入心灵又外化为良性行为的人文精神教育。时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的赫钦斯在30年代就倡导大学应该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4的理念，其极力倡导的大学通识教育近几年为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所推崇，部分大学也在试行，旨在人的心灵、精神、品格的健全发展。
学术自由与创新是“学术型管理”的目标。诚如朱清时所言，追求卓越不啻为大学精神之根本，而这须以学术自由为前提。保障学术自由须摆脱行政化干预，让高校乐此不疲于专业发展。学者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要求，学者一定要恪守科学道德规范，杜绝弄虚作假5，这对良好学风的培养意义重大。培养具有创新力的学生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旨归，但由于“行政型管理”和市场化、商业化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学生以博取一份所谓的好工作为终极目的，在校时茫然埋首于各式流行证书的备考资料，或是汲汲于名利，钻营社团职务的晋升，相对忽视了自身综合素质尤其是创新能力的提高。任何一国，具有创新力的青年是决定该国将来能否走向发展强大的决定力量，且大师也多从具有创新力的学生中产生。通过管理制度的变革，有望为大学生“安排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使之消除思想和精神的顾忌，敢于突破常规甚至禁区，充分释放其学术创新的活力”6。
三、“学术型管理”应避免的误区
提倡“学术型管理”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行政管理，不是说高校唯学术独尊，或学术可在真空环境中独善其身。“学术型管理”仍需注意：
第一、防止学术权力与大学整体发展产生矛盾。尊重学术权力的前提是高校本身的正常运转，须在保证高校可给学术中心提供坚实体系保障的基础上，把“学术型管理”放到首位。不论行政型还是学术型管理，其核心理念都须遵循教育规律，要注意贯穿其中的管理理念。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认为“如果管理的核心理念不尊重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学术科研自身运作的规律，哪怕是教授在行政型管理岗位上，教育本身呈现出来的仍是行政化倾向”7。因此，在选拨教授进行管理时要注重其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素养。
第二、提倡“学术型管理”并非完全否定行政管理的作用。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所言：“无论学术型还是行政型管理都要强调服务的理念。关键是不能行政化。一旦错位，就会压制学术民主，削弱学术引导地位，影响学术发展。”8另外，有人坚持在高校应弱化甚至取消政治权利，其初衷是好的，可极易陷入理想化的窠臼，“因为大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象牙塔，它必然要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学术型管理和行政型管理相辅相成，我们要做的是把“学术型管理”的模式放到首位，尊重高校的学术权力，防止行政权力一手遮天。◆
参考文献：
1、7、8.郑子琰，正解“高校去行政化”，慎谈“教授治校是迷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16日
1、5.马国川，朱清时：学术界创新能力在萎缩，根源是教育体制行政化[N]，经济观察报，2009年12月22日
1.行龙，构造开放的人文精神[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6期
1.潘公凯、甘阳，美育与通识教育
[O/L]https://baike.baidu.com/view/
628666.htm?fr=ala0_1_1
1.闫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1严蔚刚，警惕大学管理权力“四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
作者简介：
钱继云，女，1977年生，苏州大学博士生，讲师；
朱鹏杰，男，1981年生，苏州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