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近30年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教育步入了近代以来最佳的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2006年底，全国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2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7％，初中毕业生升学率75.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9.8％；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这些数据所体现出来的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切实推进的现实：普及义务教育的世纪之梦终成现实，高等教育迈入了大众化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教育体制初具雏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体系初步形成，分支齐全的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建立。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启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波折与延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终于取得了足以令人欣慰的成就。
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毫无疑问，影响教育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环境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内因所在。改革开放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创的教育却无法满足这一变革的要求，为适应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当代中国教育发展辉煌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外部因素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各种教育理论纷纷兴起，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大势隔膜甚深。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的格局形成，国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经验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等，纷纷被引进国内，对我国教育改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断言，教育交流是推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教育交流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领域，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有其历史的逻辑明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交流。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希腊学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交流始终是社会发展动力。教育领域也是这样，英国早期的教育现代化模式曾经为欧洲的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推进的路径，而英国也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吸取了有益于其教育现代化推进的资源，北美从欧洲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中获得了启迪，日本则广泛吸纳了欧美的教育经验促进其教育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在吸收和借鉴欧美、日本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可肯定，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教育交流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所以，从历史逻辑出发，教育交流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教育改革重要力量的结论并不突兀。但问题是，教育交流对教育改革影响的具体表现究竟如何，却很难说已经清楚、明晰了。相对于抽象肯定教育交流的作用而言，有关教育交流影响的形式、内容、范围与程度等细节，还不能不说是一个“黑箱”、一幅想象的幻影。从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更好发展的角度看，对教育交流给予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清晰地总结并展示教育交流对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影响所在，揭示教育交流与教育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项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可喜的是，有关教育交流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工作已经初步展开，代表性成果是由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朱宗顺博士所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对教育交流与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之间相互关系展开实证的专著。该书从教育交流的视野出发，对我国当代教育理论、教育改革的发展，进行了立体、全方位式的解读，既展示了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影响，也分析了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推动作用，从而将有关教育交流影响力的那幅想象的“幻影”，编织成了一幅较为清晰的画面，也从另一侧面对教育改革发展史进行了宏观的梳理与总结。该书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以《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为例，从“隐性交流”的角度考察教育交流对中国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影响。在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一书中，共有注释61条，其中用领袖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下同)作注释的有47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77％，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而在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叶澜主编的《新教育学教程》一书中，共有注释227条，其中用领袖著作作注释的有41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18.1％，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60条，占26.4％，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126条，占55.5％。两种教材，出版时间相隔仅12年，而引用文献中，国外文献所占比例由11.5％上升至55.5％。这种国外文献引用率短期内的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教育观念、教育思想领域通过交流所受到的影响的深度。
通观《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全书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独特。同一般教育史著作相比，该书不是停留于编年史式的史实叙事，不是着眼于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本身的演进，而是从教育交流的视野出发，将教育改革的历史放在教育交流的背景下加以梳理与审视，从而透视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域外教育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正因为这种独特的视角，才确保了来自国外的教育理论、教育经验以及人力物力资源对我国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得到正视和厘清，确保我们对20多年我国教育改革史的解读更加客观公正，也为中国当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第二，研究方法独特。为了分析教育交流对教育改革的影响，该书采用了历史方法、比较法、定量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作者在书中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展示了教育交流在教育理论和实践各个领域的具体作用。如：通过终身教育、全民教育观念的引进和传播展示教育交流对教育理论的影响，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展示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展示教育交流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通过范例教学法、发现法、暗示教学法等的引进和实验展示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方法变革的影响等等。二是作者充分应用了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5种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教材的文本解读，详细辨析了教育交流对“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目的”、“课程”等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的影响，从而用细节充实了关于教育交流影响力的“黑箱”。
第三，研究资料翔实。教育交流既涉及同教育有关的人员、物资的跨境互动，也包括教育理论、教育经验等观念资源的互换；而教育改革则涉及教育体制、观念的变革，囊括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教育的变化。因此，该书要全面、立体地分析教育交流对20多年教育改革的影响力，资料的浩繁程度是可以想见的。通观全书，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把握、应用资料的翔实性。比如：作者详细梳理了1976年至2000年我国教育交流的方针、政策的发展变化，详细统计了各种外国教育史著作中所研究到的国外教育家，统计了20多年来研究国外教育的论文和著作的出版情况，统计了《教育学》教材中国外教育文献和国外教育家的应用情况等等。这些资料，均没有现成的成果可资借鉴，是作者潜心爬梳的结果，这体现了作者厚实的把握和运用翔实资料的能力与功夫。
可以预期的是，《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一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中国教育改革史的新视野、新方法，也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有益的镜鉴，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均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