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较多采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和方法，鲜有运用文学视角，但并不代表没有或不能作此尝试。本文依据德怀特·沃尔多的观点，运用文学视角，从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灯》出发，探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基层干部的维稳艺术，同时揭露和反映现实中基层维稳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用以指导实践。
关键词：《带灯》 基层干部 保障民权 目标管理 源头预防
一、从文学作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著名的公共管理专家德怀特·沃尔多在1956年出版的《公共行政的视野》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行政学是比较晚近的学说，从其他学科和视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相应的，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模式来研究和认识行政学，其中便包括文学的视角。沃尔多总结了从文学的视角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的诸多好处：“首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对理性的知识有感性的体会，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其次，从文学中可以学到一些独特的东西，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扩大个人的经验，有关行政方面的文学可以扩展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第三，通过文学，我们知道普通人是怎样看待行政和管理者的，而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或者实践者，我们往往会忽视普通人的视角。第四，从文学中可以得到情绪的宣泄，使专业研究增加趣味性。第五，可以获得职业上的谦虚。第六，从文学中可以对决策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因素有所了解。最后，从文学中也许可以获得从专业著作中无法获得的智慧。”[1] 尽管文学与公共管理两个学科差异较大，但是德怀特·沃尔多的这一观点不仅肯定了文学的作用，也给予我们从文学作品出发研究公共管理问题的信心。
（二）文学作品的现实叙事
贾平凹，生在农村，长在農村，经常到农村走访，对农村的生存状态非常熟悉，作品也以农村题材居多，《带灯》是其中的典型。在《带灯·后记》中，贾平凹这样说“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先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2]贾平凹运用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讲述了“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一位在秦岭地区的樱镇政府综治办工作的女大学生带灯的工作和生活，并围绕其负责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综治办”）的维稳工作，展开一系列故事……主人公带灯是依据一名在综治办工作的经常给作者写信和发短信倾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乡镇女干部为原型塑造的文学形象。小说现实感极强，从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视角，反映和演绎了乡镇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上的艺术。
二、文学作品中基层干部的维稳艺术
（一）釜底抽薪——保障民生
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维护稳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是坚决不可动摇的。安全稳定工作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是重中之重，从根本上说，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因此只有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解决上访问题，保障人民权益，稳定的局面才会随之而来。
在《带灯》中，综治办主任带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为上访户和老百姓维权和谋利。西川村村长将低保名额给亲戚，导致真正困难的家庭无法获得保障，带灯拒不受理，直至村长把名额更换。东岔沟村的十几个壮丁到大矿区打工侯患上矽肺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生活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带灯发现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他们反映问题，带领他们办理各种维权手续，最终帮他们索求到一定赔偿。下乡走访，遇到生活困难的老百姓，带灯经常自掏腰包、合理利用救济款缓解其压力，领大夫给村民看病，带领妇女们摘苹果挣钱、在集市上支持困难伙计的小生意。
保障民权，是每一位基层干部的责任和使命，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但并不是每一个基层干部都能做到把民生、民权放在第一位。樱镇书记要政绩、要发展，一直致力于以大工厂项目为梁桥打通仕途，他的信条是“民主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我必须要稳定。法治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我可以尽力亲民。清廉我不敢说怎样怎样，但我绝对强调效率。公平我也不该说怎样怎样，但我努力在改善。”[2] 这种在改革的道路上一味追求发展不能兼顾公平的做法，尽管会带来GDP的增长和政绩的突出，也将伴生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拆迁、养老、财务纠纷等问题，同时，伴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各地上访人员也有所增加，维稳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也消解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二）有的放矢——目标管理
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目标管理法”。他指出： “要使服务机构把工作做好，并不需要‘伟大的人物’，而需要的倒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与一个企业机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3] 目标管理是从目标确定、实施到实现的管理过程。目标管理运用于政府部门日常工作同样具有可行性、操作性和指向性，通过制定目标，可以明确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通过细化目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
《带灯》中，乡镇政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适时制定和调整本年度的责任目标，认真梳理本年度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本年度的责任目标是：一、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确保本镇公众安全指数达到95%以上。二、全年不发生进京、赴省、到市的集体访，非正常访和重访事件。不发生在全县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刑事治安事件、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邪教组织活动、党员干部和基层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事故。三、认真按照规定进行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率达百分之百。信访案件按期办结率达百分之百，省市县交办的案件息率诉率达百分之百。四、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治安、乱点整治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犯罪案件较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二十。破案数高于上年。不发生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五、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六、深化和巩固平安、和谐、小康的‘三村’、‘三产’成果，树立典型、以点带面，确保稳定和谐。”[2] 抛开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不谈，单就责任目标制定来说，综治办的目标制定必要而紧迫。要实现综治办的责任目标，完成绩效考核，就要将大目标细化，将其分解为一个个看得见的、可操作的小目标。在此基础上，综治办又将全镇的矛盾和纠纷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筛查，共计38项。其中：土地纠纷8起，社会治安事件2起，政策补偿款、救济款问题5项，赔偿问题6项，干部作风问题8项，邻里矛盾问题9项。这些矛盾看似杂乱无章、纷繁复杂，只要将每一个矛盾梳理清楚，就能找到妥善处理的途径，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工作进展，维稳工作扎实推进，效果显著。
（三）防微杜渐——源头预防
迈克尔·里杰斯特认为“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实践证明公共危机可以预防，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时刻警觉，积极预防，从源头上切断危机爆发的根源，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具体到信访工作，预防仍然是政府管理的重要阶段，是政府在信访事件发生前所采取的以最小的成本谋求最大的效益的各项措施和方法，积极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成果，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小说中，镇长在镇政府会议上部署工作“除了进一步加大综治办工作强度力度外，全镇所有职工，包括会计和出纳，都要分片包干村寨，已经上访的要做好上访者的控制和处理，还没上访的要敏锐地捕捉什么人可能上访，什么事可能上访，提前预防，将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2] 通过这种分片包干的办法，确实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淡化矛盾、控制冲突和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从源头预防信访事件的发生，就要随时掌握上访户以及潜在上访户的动态以及潜在矛盾的滋生，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这方面，带灯有极多的“老伙计”和联络人，加之平时下乡走访频繁，几乎对村民动态了如指掌。看到事情的苗头，带灯就能及时掌握，如“元斜眼一伙专门寻找从大矿区打工回来的人赌博，茨店村王采采的儿子就是输光了打工的钱又还不起所欠的账，元斜眼就逼人家再去大矿区打工，而让包工头直接把工钱交给他。王后生鼓动过毛林以矽肺病的事上访，毛林没同意，他又跑到东岔沟村找了十三户人家要上访。”[2] 对情况的及时掌握让带灯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对王后生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积极解决村民问题，并通过派出所介入调查，给以严肃处理。了解到上访代理户王后生联名十三位村名写好上访材料，镇政府对王后生谈话、控制甚至审问，最后将上访材料没收。
三、文学作品对现实维稳工作的启发
（一）信访工作人员定位准确性不够
基层信访工作者的自身定位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专制者，而是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络者，负责上传下达，服务群众。现实生活中，上访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客观原因存在，可多数上访者却认为他们要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应当解决并且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对待这些上访群众，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讲道理、摆政策，与他们共同探讨生活中的问题，通过切实的解釋工作，使他们认识到解决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关心群众疾苦。
（二）盯访、截访现象严重，思想观念落后
海尔CEO张瑞敏指出：“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时刻存在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发展壮大。[4]对于政府来说，信访事件无法根本避免，但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来预防昂和面对。只要从思想上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及时解决问题和矛盾，就可以转“危”为“机”。政府也应该将人力、物力、财力从盯访、截访，和上访人员玩“躲猫猫”的游戏转向注重公平、维护民权、保障民生上来，从而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绩效考核不合理，基层工作人员应付上级
现实国家对基层维稳的宏观政策，诸如要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及实施社会大调解等，决定了乡村干部所承担的维稳压力，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维稳方式的选择。另外，各种激励约束机制也促使乡村维稳中必须围绕着上级既定的维稳目标，费尽心思积极行事。[5] 小说中，综治办的绩效考核指标是：全年进京、赴省、到市的集体访，非正常访和重访事件，在全县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刑事治安事件、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邪教组织活动、党员干部和基层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率均为零；信访案件按期办结率达百分之百，省市县交办的案件息率诉率达百分之百。单就这两条而言就足以让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产生职业倦怠，难以发挥出个人绩效最大化，从而难以完成考核指标。其原因在于绩效目标制定过于死板，完全不考虑未知因素，对基层干部来说，完全没有人性化的考虑和弹性控制，工作压力过大。这种做法对基层干部是一种负激励，从而会催生出应付上级、单纯考虑绩效考核上的数字应付上级的做法。
四、结语
通过贾平凹《带灯》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基层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在维稳方面所形成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特色。分析原因，离不开基层政府和干部扎根基层，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人民群众相融合，所以在维稳工作中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不足，现实工作中，个别地方确实还存在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滞后的工作方法等缺点和有待改正的地方。文学的作用，除了其审美性，还在于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现实进行关照和揭露，从而对现实生活起推动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毛寿龙.西方公共行政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479
[2] 贾平凹.带灯[M].2013：357，306，36-37，127，132.
[3] 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 张薇.论公共危机预防[ J].法制与社会，2010（7）.
[5] 张丽琴.试论农村社会维稳的真实面相、主要问题与完善对策[J].求实，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