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初的两场全球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传统公共行政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在应对这两次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得以不断地完善、发展，并对解决经济危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使我国公共行政学重回到世界公共行政学界的中心。文章从我国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历程入手，以资本主义国家重大经济危机为鉴，提出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特点及实践价值，以期为推进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国际化做出贡献。
关键词：经济危机；公共行政；发展模式
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公共行政学必须变成一门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狭窄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上。”我国公共行政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导致了政府与人民关系、政府职能和角色、政府观念的变化。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在改革开放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在应对21世纪初的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以来希腊等欧盟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我国的公共行政以及研究更是不断得以完善、发展，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发展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去30年，终于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我国发展模式，经过1978-2012年我国经济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林毅夫等首先提出我国发展模式的问题[1]。今日的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航天大国、第四大旅游首选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全球十大港口我国占据六席（含第一名），我国的科技研发投人世界第三。在此间，我国公共行政学以及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共管理体制更是不断地得以完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被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知识开始浮出水面，走向世界。现分述如下：
1.经济体制创新与特点。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建立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对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平衡；（2）我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日渐强大的国有企业，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同时并存；（3）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我国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寻找公共现金的升值机会。与美国及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赤字政府政策不同，我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2]。在应对历次经济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充分运用了金融与国有企业这两种经济杠杆。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注重管理市场经济，在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上，稳扎稳打，谨慎小心；而欧美国家政府则一味放任自由，疏于对经济实体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而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2.外贸驱动和不断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倚重“外贸”，形成了我国生产、西方消费的世界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2010年以来欧盟多国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一经济模式很容易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一方面着力鼓励内部市场的成长壮大，形成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积极管理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进一步拓宽其运用渠道，并采取多种形式，将外汇储备用于增购国内建设需要的进口物质、材料，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型转变，使内需和外贸互相平衡、相辅相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支柱。
3.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法制建设是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在实际运作中摆脱“人治”，代之以“法治”所必需面临的问题，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3]。回顾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未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信奉西方的“普世价值”。20年过去了，俄罗斯曾一度面临经济崩溃，西方民主制度与自由经济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以此为鉴，不断地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出我国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为我国政府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在高速成长的同时，有效规避了经济危机的袭击，没有陷入西方所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而在西方模式主导下，却发生了日本“失去的10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席卷欧洲至今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每次危机中，我国在调整自身政策，避免本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同时，又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加强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从而建立公开、公正、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显示了我国发展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生命力、正当性和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由长期以来的边缘化地位，回归到世界公共行政学界的中心。
二、我国公共行政知识创新及其国际化
美籍华裔学者蓝志勇指出：“一个运行的社会可以没有市场，甚至没有共同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但绝不可能没有行政[4]”。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越发达的现代社会，越需要现代的公共行政理论。我国古典行政思想和制度是包含在政治学之中的，我国行政知识的传统学理渊源则是多元的，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还有曾建立过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政权的各民族文化，如南北朝鲜卑文化、辽金契丹——女真文化、元朝蒙古文化、清朝满族文化等。近代以来还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说。这一切，使我国公共行政学呈现融会贯通、多元一体、自成体系的特色。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以来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多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西式“普世”行政的诸多弊端，也终结了西方行政学界延续两个世纪的垄断地位，打破西方行政学界关于成熟行政知识与发展中行政知识的划分体系，尤其是在行政职能、政府角色、政府工具、公共预算方面更是引发普遍质疑[5]。两次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公共行政知识多样化，是克服全球性公共管理灾难的关键。各种公共行政可以有共性，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公共行政宣告失败，各国仍然应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
如今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公共行政国际合作已成大势，学习他国先进公共行政理念、做法固然重要，但简单地将西方公共行政学移植到我国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公共行政学长期以来存在引进、应用多于发展和创新的问题，部分学者热衷于用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本国的问题，使得我国很多自身问题沦为欧美问题的中国版；而对以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现实公共行政经验为出发点研究本国问题、则关注不够。大国崛起的标志，不应该仅仅是廉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高楼林立的城市、充斥世界的“中国制造”或在国外疯狂抢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本国学术界的“崛起”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公共行政而言，不断创新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形成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就是要在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继承我国传统行政思想精华并发扬光大，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经验，以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心态，走向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战场，总结和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公共行政理论。以21世纪头10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不断理论化和系统化，立足本国实际，辅助解决他国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不断崛起，我国公共行政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作为中国软实力扩散到全球，成为全球公共行政多元化的有生力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我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江依妮.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地方化及其后果[J].经济学家，2011，（7）.
[3] 苗延波.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我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J].天津法学，2010，（2）.
[4] 蓝志勇.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5] 魏礼群.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