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堂山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溧阳市上兴镇东塘村，2011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4月起，由南京博物院、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溧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确定遗址总面积18万平方米，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夏商、唐宋、明清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2014—2015年间，共进行两次发掘，发掘面积470平方米，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35座，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灰坑60余，房址及大面积烧土堆积各1处，并确认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一处马家浜文化的聚落环壕。2015年12月2日，由南京博物院主办，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溧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办的“江苏省溧阳市秦堂山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江南工作站召开。与会专家及各级文化机构领导对于秦堂山遗址的考古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就参观遗址现场、观摩出土标本及听取考古工地负责人报告时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秦堂山遗址的文化内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先生指出，秦堂山遗址所处的太湖西部地区与邻近的宁镇地区，存在着一些与马家浜文化大约同时或稍晚的遗存，如骆驼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然而，从这些文化命名的提出到具体遗址文化性质的认定，尚遗留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给秦堂山遗址文化内涵的判定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目前，秦堂山遗址仅有一件平底釜为骆驼墩文化的典型器，而其他可赖以确定文化性质的器物不多，文化特征尚不明显。从墓葬头向为东南向的情况看，与宜兴骆驼墩、溧阳神墩的情况更像，可能意味着文化性质更接近。
南京博物院邹厚本先生认为，从出土遗物来看，秦堂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遗存明显存在相对年代早晚的区别，并且发掘现场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也说明了该聚落持续时间较长，应有进一步分期的可能。Ⅱ区毛家山地点大量文化层存在被晚期人类活动破坏的情况，这对遗迹单位内包含物的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全面了解每一个单位内各类遗物的特征与属性，才能形成对遗迹单位文化归属的准确判断。
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华国荣先生认为，对于秦堂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暂时不要下定论，而应先把遗址自身的堆积序列整理清楚。在不同时期遗存的平面图上，找找是否有遗迹分布的规律。遗址中夏至早商阶段的典型器，如垂腹鼎，在做法上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者相似，但具体器形有所差别，可能代表着一定的地域特色。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宋建先生在探讨遗址文化内涵时，首先指出了马家浜文化命名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地点——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位于太湖东侧。这类遗存是受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与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共同影响而形成的，面貌并不单纯，难以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序列标尺。因此，秦堂山遗址所谓的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可能并非事实。秦堂山遗址位于太湖西部，这一区域的马家浜文化年代序列，更应当从本地的遗址着手。同样，遗址中所谓广富林—马桥文化阶段的遗存，可能在多种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面貌。由此，不必急于对其文化属性下结论，尤其是马桥文化的遗存并不典型，可多与周边地点，如安徽蚌埠禹会村，江苏南京牛头岗、点将台，镇江断山墩，高邮周邶墩等遗址进行比较。总之，秦堂山遗址处于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人类的生活样态应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在从早到晚的遗存中都有所体现。
南京博物院周润垦先生认为，目前对部分遗存的断代可能存在问题。比如，所谓的“马家浜—崧泽文化过渡时期”遗存中，并没见崧泽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反而崧泽文化中晚期的器物很典型。如M50出土的通体凸弦纹的灰陶簋形器，在东山村遗址可以找到源头；东山村M92出土的一件夹砂厚胎簋形器，属于崧泽文化早期，与此地所见的器型几乎一致。
二 马家浜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裴安平先生认为，秦堂山遗址马家浜文化聚落的发现，对于马家浜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意义重大。首先，发掘地点揭露的马家浜文化遗存，位于整个近18万平方米遗址面积内堆积最为丰富的核心区域。从探沟剖面显露的迹象看，聚落外围很可能具有双重环壕。环壕内面积远小于遗址面积，意味着周边还可能存在着同时期的其他聚落。而此处环壕内的聚落，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一处中心聚落。从发掘清理的墓葬分布及随葬器物情况看，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群内部分化已经很明显。墓葬有明显分片的现象，暗示着小家族的存在。而同一家族中，个别成员随葬有马家浜文化时期难能可贵的玉器，更是其身份等级较高的体现。目前，在江浙一带马家浜文化的研究中，由于中心性突出的马家浜遗址不多，其聚落形态、人群分化的研究均较为薄弱，而在秦堂山遺址中，通过少量的发掘面积，就已暴露出很多相关问题，是研究马家浜文化的重要突破口。
黄建秋先生对于秦堂山遗址的聚落环壕，到底是无水的“壕沟”还是蓄水的“濠沟”提出疑问。他认为，由于深度不到两米，即使蓄水也难以起到防御外敌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论证是否具有防御野兽的作用。
邹厚本先生认为，主要可以通过秦堂山遗址分布密集的墓葬，来进行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在崧泽文化中出现高等级墓葬的现象应有更早的发端，因此，秦堂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所处时期，社会结构可能已经开始有所变化，这需要研究者更加细致地从墓葬中提取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宋建先生认为，马家浜文化墓葬中出土精美的玉器显示出该聚落等级非同一般，其与周边其它聚落的关系如何，需要聚落考古方法的深入研究，而聚落环壕的作用除战争御敌、防野兽外，是否带有部族自我认同的意义，也是在基础资料做好的前提下值得考虑的。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林留根先生指出，东山村遗址出土的距今大约5800年的崧泽文化早期大墓，是崧泽文化早期社会出现分化的有力证据，而其中年代最早的大墓M101从出土器物组合看已进入马家浜文化范畴，其墓主为女性，随葬有成套的玉璜、玉管，其社会地位之高可见一斑。那么，马家浜文化的社会是否也已出现分化、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出现分化，则需要从考古学上寻找答案。而秦堂山遗址的发掘，正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回答这一疑问的线索。在普查发现秦堂山遗址的时候，该遗址由于上沛河的开挖已受到严重破坏，采集发现了大量马家浜文化或崧泽文化的鼎足。这些鼎足的体量很大，促使考古队员开始思考该遗址是否可能具有中心聚落性质。
三 对未来如何开展田野工作及学术研究的建议
裴安平先生对今后秦堂山遗址的考古工作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加强周边地区遗址的调查，尤其需要关注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的分布情况，有助于了解秦堂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环壕的修建原因；第二，有必要开挖一条“通沟”，通过一个贯通环壕内外的大剖面来认识文化堆积的性质与相互关系。
黄建秋先生从实验考古角度提供了若干视角。他认为，壕沟内的介壳层堆积，包含了大量的蚬壳和螺蛳，提供了研究当时人类食谱的重要信息，比如蚬壳采捕季节、死亡年龄等，暂时还没有其他可用以借鉴的资料，是较新颖的研究方向。关于遗址内的红烧土堆积，由于其残块表面带有弧度，与墙体不符，很有可能与薄壳窑有关。由于烧制陶器时，陶坯外铺上稻草，稻草上糊泥，形成简易的薄壳窑，在保温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半生不熟、表面为曲面的红烧土。
华国荣先生认为，有必要找一个地点把考古工作做到底，明确该遗址最早的遗存是什么面貌。由于目前所见最早的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而下部文化堆积还有两米深，很可能有更早的遗存。
宋建先生指出，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中也有采集到零星的良渚文化的遗物，但发掘区域内未见良渚文化遗存的情况。但其实在发掘区域周边可能确实存在良渚文化遗存，只是发掘工作中未涉及。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把面铺开，多做一些发掘点。此外，基于南方考古工作的共性，宋建先生还提出了对Ⅱ区毛家山地点灰坑间相互关系的疑问。他认为，由于灰坑十分密集，且开口层位已遭到破坏，打破关系多，其相互关系的分辨就有一定难度。秦堂山遗址内与广富林—马桥文化年代大致相当的灰坑，很有可能存在不同坑内堆积混淆的情况。因此，需要分离出关系不可靠的灰坑，从典型单位出土的器物着手，找出标准器，借此重新辨识灰坑间关系，还原出灰坑系络图。
周润垦先生指出，秦堂山遗址最为突出的价值，在于其聚落的完整性。这一时期的完整聚落址很难得，对于如何推进工作是一种考验。由于秦堂山遗址已是省保单位，发掘面积的控制比较严格，加之遗址上大量栽种的树木又是选择发掘区域的一大障碍。因此，如果要搞清聚落的整体布局，搞清生产区范围，还需要地方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为考古工作腾出空间，发掘才能得以稳步推进。
四 对遗址保护规划的初步设想与后续工作的展望
对于秦堂山遗址未来如何制定保护方案这个问题，在专家给出建议后，地方文化机构领导纷纷积极表态。
宋建先生指出，秦堂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环壕外围存在的生产区，具体性质如何、范围如何尚不可知，将来如需探明则涉及制定遗址保护范围的问题。对于一处重要的遗址，不仅仅是出露遗迹现象很多、出土文物丰富的核心区需要保护，核心区以外与人类生产活动有关的区域也值得保护。然而，由于遗址保护常常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有所冲突，如何划定保护范围纳入一些既非文物亦非遗迹现象，而与遗址中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区域，如捕猎区、采集区等，更需要考古人提供有效的依据。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郑铎先生指出，做好秦堂山遗址的保护工作，将会对金坛三星村等周边其他重要遗址的保护方案提供借鉴，将会成为常州武进地区在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考古工作理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以及推动当地的文化建设等方面重要的参照标杆。
常州市文广新局文物处唐星良先生指出，秦堂山遗址的发掘是一项经过谨慎规划的保护性发掘，鉴于遗址面积大，地方政府进行保护工作的压力较大，建议试掘工作的开展尽量位于遗址保护范围的四至以内。
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王玮东先生指出，秦堂山遗址是上兴镇重要的文化资源，关于今后的保护工作，争取做到以下几点：（1）争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加大工作力度；（2）认真落实相关保护规划，不使其仅停留在文本上；（3）加強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比如积极协调公安、城管等部门，防止不法分子的盗掘；（4）结合学术研究、宣传教育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考虑，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制定出相适应的遗址开发方案。
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吴旺志先生指出，随着对秦堂山遗址重要性的广泛认可，政府部门在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等方面，也将给予更多的关怀。目前，原先由南京大学所做该遗址的保护规划正在修订中，本着文化事业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理念，规划中着重突出了考古遗址的保护与遗址博物馆建设。
常州市文广新局周晓东先生指出，由于上沛河两侧涉及遗址的部分均纳入保护红线内，为聚落结构的完整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未来展开对秦堂山遗址马家浜文化聚落结构的探索值得期待。
江苏省文物局文保处李虎仁先生指出，从遗址保护角度来说，目前完成的工作探明了遗址的范围和初步了解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料。然而，不论是围绕遗址保护的需要还是科学研究的需要，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将文化堆积清理到底，得到明确的认识。遗址的功能区划分尚不清晰，还需要进一步的勘探；另外，出于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目的，地方政府也积极提出了对成果展示的需求。因此，可以考虑在不同地点展示不同时间层面上有价值的并适合展示的考古遗存。（执笔：朱雪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