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北京;道教考古;石刻文字;综述
【摘要】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道教石刻文字材料从唐代一直延续至元明,是了解、研究道教在北京传播、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判定相关遗迹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石刻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远不及流传下来的碑刻材料。本文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石刻材料进行了梳理,并略作考述。
道教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所获得的关于道教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应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及传世的道教遗物,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而阐明道教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目前为止,有关北京地区道教的考古资料已有了一定积累,从唐代直至元明,有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建筑构件、随葬器物等。特别是墓志、碑刻等,是判定其所属古代遗迹性质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人物、事迹、宫观等基本情况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内容的重要、可靠的文字资料。
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道教石刻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远不及流传下来的碑刻材料。譬如,唐开元观道士王徽墓中出土的墓志、元大都福寿兴元观遗址中出土的碑刻等,在发现后少有研究者问津。同时,对于北京地区道教考古中发现的石刻材料尚无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因此,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的传播、发展,也为今后道教考古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本文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石刻材料略作综述,并敬请学者指正。
一、 唐代
开元观道士王公(徽)墓志
王徽墓于1973年发现于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该墓为砖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弧形,东西长4米,南北宽3.84米。该墓已被盗扰,骨殖散乱于墓室中。随葬有黑陶碗1件、彩陶带盖罐4件、双唇陶盘1件及墓志一合。[1]墓志出土的位置不详。
就墓葬的形制和建筑方式而言,王徽墓与北京地区发现的唐代单室墓基本相同。从其随葬器物的类型、组合及墓志的形制、纹饰等来看,也常见于唐代墓葬中。可见王徽墓的整体情况与当时的一般俗人墓葬并无太大区别。
王徽墓性质的判定以及墓主人身份的确认得益于墓志的发现。墓志首题“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墓志”,可知此墓为道士墓,墓主人的身份为开元观道士。志文主要记载了王徽的家庭、履历、学道经过等。王徽“自弱岁栖身道门,符紫气之精,契金章之录……知命之年果弃尘俗”,是在官方正式登记的道士。据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每观各度七人”[2]和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度满七人”[3]的诏令,可知王徽是当时开元观中的七道士(或略多)之一。
此外,墓志中所提及的开元观,据《唐会要·杂记》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4]唐朝建立后,在政治上推崇道教,曾多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建道教宫观,唐玄宗时期更发展到了极盛。开元观是国家承认的“官方”道观,墓志所记可与之相印证,且补充、丰富了道教宫观在北京地区兴建、发展以及道教的传播与影响等情况。
道士墓应属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一种特殊的类型。由于道教文献中关于道士的葬制、葬俗的记载很少,并且考古中明确可知的道士墓葬数量有限,所以王徽墓的发现对于了解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道士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 金代
房山金陵瑞云宫碑
1982年对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考古勘探、调查中,在太祖陵丘西侧发现青石残碑一块,碑文漫漶不清,依稀可识读:“钦□瑞云宫,祖师□□正阳真人门下提点受□祖□□大师王道通仙……。”[5]瑞云宫,还见于《涿州志》记载:“又瑞云宫,在金太祖陵侧,遗址仅存。”[6]但对于瑞云宫的性质未加提及。根据发现的碑刻,可确定其应为一处道教宫观。将道教宫观设于祖陵中,可见女真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与《大金国志》所记“金国尊崇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7]相符。
三、 元代
1、福寿兴元观遗址出土的碑刻
20世纪70年代,在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于西直门内桦皮厂北口稍东的明代城基下发现了元代福寿兴元观遗址[8]。由于明城墙的修建使此宫观遭到严重破坏,我们难以见到其往昔的面貌和布局,但是出土了大量琉璃建筑构件和雕刻精致的栏板、柱础、丹陛等,反映出其当时的建筑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圣旨白话碑”和“福寿兴元观碑记”等石刻文字材料。
圣旨白话碑通高3.93米,宽1.04米。元仁宗颁布,刻于延祐四年(1317年),金玉局张子玉镌。碑额“圣旨”二字,正书。碑文共19行,每行字数不等,其内容是由蒙语译成当时的白话汉语。据碑文记载:“大都里有的识列门盖来的福寿兴元观里住持提点复明善应通微大师阎道文。……”[9]可知福寿兴元观由蒙古人识列门负责兴建,其第一代主持是阎道文。此外,碑文所记:“……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笃者皇帝、曲律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先的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反映了蒙元统治者从可汗成吉思汗到元仁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宽大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宗教在政治上得到官方的保护和支持,并享有各种特权,如宗教人员的各种课税徭役的蠲免,晓谕地方军政官员、过往使臣、平民百姓不得侵害承旨者的土地、财产等权益。
元代圣旨白话碑文是将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庙学的圣旨镌刻在石碑上的白话文牍,是当时镌刻的等级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碑刻。北京地区现存的元代道教圣旨白话碑数量极少,此碑文涉及到元代政治、经济、宗教、典章、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还在语言上丰富了道教碑刻,是了解、研究蒙元政权宗教政策、文化的宝贵史料。
福寿兴元观碑记 通高2.52米,宽0.83米。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刊刻并立石。儒学提举郝义□撰文,中书省左司员外郎于□书丹,国子司业杨宗瑞篆额。碑额篆书“大元福寿兴元观记”8字。碑阳为正文,共24行;碑阴为功德主及本观道士姓名,共23行。据碑文可知,福寿兴元观始建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位于元大都城内西北隅豫顺坊内,“殿堂、廊庑、庖福一次具备,栋宇雄伟,单垩一新,甲于诸观。”此观在当时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此外,碑文主要记载第一代主持阎道文的师承、学道经历、主持本观等史实。阎道文,道号秋涧,保定人,师从志清徐先生,学道时励志精勤,掺行卓异,耆艾咸器之。元世祖至元末年,随师进京扈从。延祐三年徽政院使识列门创建福寿兴元观后,因仰慕阎道文的名望,请其为该观的主持。阎道文有功于玄门,受封号为“复明善应通微大师”。
福寿兴元观在现存的北京方志中未见记载,因而此碑是了解福寿兴元观兴建历史、人员组成等情况的宝贵史料。
2、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
此墓志于1984年出土于房山区城关镇文庙附近。志石为花岗岩,长1.23米,宽0.63米,厚0.23米。志石正、背及一侧面刻文,均为楷书。正面和背面均17行,文道广撰文,张志履书丹[10]。据志文记载,墓主人刘志厚,字泊淳,道号广阳子,生于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卒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金朝末年,他曾“辟充省掾……朝议以公有筹边之略,畀之虎符及兵师千众”,御敌于上党。之后弃职隐遁,出家为道士,以全真道为宗,先后主持创建了魏县重阳观、临漳迎仙观、磁州长春观和怀州清和观。后来,其师命其前往燕地西山寻找神仙洞府,刘志厚不惮劳苦,不畏险阻,在神宁乡西北处发现了黄山玉室洞天、仙都山仙君洞和大房山潜真洞,被公推为“三山洞主”。大功将成,刘志厚即仙逝,享年59岁。此外,刘志厚擅长儒学,工于书法,更精于庄老之学,有“庄子刘先生”之美誉。志石一侧刻四首诗文,称颂刘志厚的道行修为,并表达了怀念、惋惜之情。刘志厚一生正值金元交替之际,曾兴建多处宫观,为我们了解当时全真派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四、 明代
1、三官庙道士陈宗然墓志
该墓志发现于海淀区北洼路一带[11]。志石为正方形,边长75厘米。志盖篆书“明故清微守默凝神志道体玄清修妙济辅教阐法陈真人墓”。林瀚撰文,李纶书丹并篆盖[12]。墓志主要记载了墓主人陈宗然(1435～1498年)的生平履历,其中涉及到明代北京的两处皇家道教宫观——灵济宫和大慈延福宫,以及明宪宗、孝宗时关于道教的政治取向和趋势等重要史实,是了解、研究明代道教的重要史料。
灵济宫,全称洪恩灵济宫,位于今灵境胡同附近,永乐十五年(1417年)时始建,供奉五代徐知证和徐知谔兄弟为主神[13]。明初,凡大朝会,百官习仪于此;皇帝每有疾病,便派人前往问神求药[14]。陈宗然最初学道于此,后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任道录司右玄义。
大慈延福宫,位于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宫内主祀天官、地官和水官三神,因此也作“三官庙”[15]。根据现存《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严大容诰封碑》和《悬幡杆碑》[16]所记,可知大慈延福宫由孝肃皇太后倡建,严大容曾任主持。结合墓志所记,可知陈宗然为严大容之师,并是大慈延福宫的实际兴建者。成化十八年(1482年),陈宗然因主持兴建大慈延福宫,进阶右演法、右正一。
成化二十年(1484年)冬,陈宗然因祷雪有应,明宪宗加封为“清微守默凝神志道体玄清修妙济辅教阐法真人,领道教事。所用者范银印章,且赐敕命,赠其父为太常寺丞,母翟氏封安人。道录遭遇之隆,鲜有逾此者”。陈宗然获此礼遇,与宪宗笃好道教有很大关系。然而,明孝宗继位之初,鉴于先朝崇道之失,曾经一度黜道士、省祀神。在此政治形势下,陈宗然的封号被削,仅任右正一,提督大慈延福宫。弘治八年(1495年)之后,孝宗却重蹈前朝覆辙,热心于斋醮而不理政务。形势的再次转变,使得陈宗然的地位得到恢复,礼遇有所提升,即墓志所记“越十年丁巳,赐诰命复其旧封……皇上所赐又有汤山之田百五十余顷,以赡香蜡之用,恩尤厚焉”。不过,仅过了一年,陈宗然就不治而卒。
志文撰者林瀚,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州市)林浦乡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于弘治元年(1488年)参加编修《宪宗实录》,著有《经筵讲章》、《泉山奏议》、《泉山集》等,《明史》有传[17]。林瀚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诤臣,由其撰写墓志,足证陈宗然生前具有相当的修为和声望。
2、昭应观重修勒石记碑
2003年4月出土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已残,碑首与碑身断开,残长1.08米,宽0.43米,厚0.10米。碑额“敕赐昭应观重修勒石记”10字,刊刻于嘉靖三年(1524年)[18]。根据碑文所载,“斯观原系古迹”,明成化年间掌印太监黄顺出资修建,后来佥书太监蔡松和海子官刘商重修。嘉靖初年,观中的玉皇殿、道室等多已坍塌,总理南海子衙门掌事都知监姜鹏起怜悯之情,令刘经、崔达等同高密店王俊负责重修。重修后,道观内殿宇、神像、壁画等焕然一新,并在观后堆砌土山,种植松柳千余株。姜鹏等人功德甚大,故刻碑纪念。碑文最后提及本观第五代主持蔡振涵曾师从灵济宫李真人、主持陈公。
五、 小结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道教石刻文字材料从唐代延续至元明,是判定相关遗迹性质和用途的重要依据,并可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和疏漏,对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历史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 a.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年6期; 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2] 唐高宗:《改元弘道大教诏》,载《全唐文》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162页。
[3] 《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中华书局,1960年,第601页。
[4] 宋·王浦:《唐会要》卷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9页。
[5] a.王德恒、王长福:《金陵初探》,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
[6]宋大川、夏连保、黄秀纯:《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
[7]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518页。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
[9]觉真:《〈法源寺贞石录〉元碑补录》,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10] a.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22、660、661页;b.陈亚洲:《房山墓志》,北京市房山区文物管理所,2006年,第108～112页。
[1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文物卷》,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534页。
[12]同[1] b。
[13] a.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b.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85页。
[14] [17]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4428～4429页。
[15] 同[13] a,第106页。
[1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册175页、第54册34页、第55册71页。
[18]李春山:《大兴西红门镇发现汉唐以来古井》,《北京文博》2003年4期。
〔责任主编:张金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