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和平准局)、组织布局(如长安东西两市和洛阳南市的位置与结构)、管理制度等一一加以考证外，更论及长安西市曾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不但发现了酒肆、食店，经卖铁器、陶器、石刻和专卖明器的“凶肆”等遗迹，还在店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用骨料、玛瑙、水晶制作的装饰品，料珠、珍珠和少量金饰品，以及大量的骰子，因此推测此店铺可能与长安的胡商和波斯邸有关联。
至于文化生活的部分，则由现存的唐墓壁画、石刻、陶俑、工艺品、佛寺遗址、佛教遗物、西方文化遗物等，结台历史记载，阐述了对唐代的乐舞、雕塑、绘画、宗教、文化交流等情况的具体认识。 由点到面：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认识
在对元大都的深入研究中，徐苹芳指出：一个城市中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平面结构，街道布局与主要建置结合，便构成了这个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而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唐代封闭式的里坊制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城市。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元大都城市规划三重城套合，开放式街巷制、官署布局从分散到比较集中、市场在宫城之北、左祖右社等五大特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城的典型(《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从元大都出发，徐先生又对整个古代北京城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唐代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到明清北京城，勾画出了一个城市的演变脉络。由于材料的缺乏，目前对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只能大致由出土文物，推定其方位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辽南京城可知其四至范围，全城共有八个城门，由四条干道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坊，各坊内再开十字街，这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金中都城则又扩建了辽南京城，经过考古勘查发掘，可清楚地了解其四至所在，全城共有十三个城门。金中都城在城市规划上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在旧城的部分，继承了唐地方州城的封闭坊制，一方面又在扩展的部分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街巷胡同规划。这种新旧规制并存一城的情况，正是我国古代城市由中期到后期的转型特点。而后由于金中都宫城毁于兵火，元世祖在其东北方规划了新的都城一一大都。到了明代，缩减了元大都的北域，重建了宫城，又扩建了南城，至此今日北京城已定型。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相比较，一方面更强调突出宫城的位置与中轴线两侧建筑的对称，以显示出至尊的皇权；另一方面，外城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中叶后北京工商业者与市民阶层的强大。徐先生进而指出，由于北京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规划的代表，为了总结历史上城市规划的经验，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应该进行充分的研究(《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
通观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除了前述的元大都、金中都之外，徐先生还曾主持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
他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简言之，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域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在这些城市中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到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的比重才逐渐增加，汴梁和临安才出现商业繁盛，奢侈浮华的都市生活景象。在地方城市中更出现了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传统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还只是徐苹芳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中的一个领域。他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满足于对遗迹现象的发现与描述，而是将其升华到古史重建的高度。作为考古学者，他从田野考古的精微处做起，建构起了一套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方法；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始终怀有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学术抱负。由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贯穿于他城市考古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全过程，甚至成为他的毕生追求。丰厚扎实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功底，使得他可以由已知推未知，将古史研究的视野从古代城市上升到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把握，最终建构起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观。
“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正面临如何承担科学地阐述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研究任务。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要充分利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阐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将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文明的形成》序言)。
这就是学者徐苹芳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前瞻与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