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于是我就想找他。这事本不该我去做，他们不去，我又很着急，很担心这个遗址在省工会的基建工地上，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危险。
于是，我把一包骨器，一包石器、陶器，还有个手提包，提到了市政府去找胡市长。分管基建工作的王渝副市长听了我的介绍后，对我说是胡市长在分管这个工作。他连忙叫：老胡老胡，这里有一位同志要向你汇报紧急工作。这时候胡市长的小车门都已打开，正准备出去。胡市长立即回到办公室接待了我。我向胡市长汇报了成都市方池街四川省工会基建工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的情况，并把东西在地上摆好，大概向胡市长汇报了十来分钟。他很重视，就问我：“大概需要好多钱来发掘抢救、清理这个遗址？”我当时也不清楚需要多少钱，自作主张报了个数目两万元。于是他吩咐分管文物、文教的秘书长颜成同志处理这事，他要我转告成都文物管理部门赶紧做一个预算，交他审批。
我对文物处负责人于闇说，胡市长答应给解决钱的问题。他们两三天时间就把预算造出来了，预算结果是翻了一番还加上两千元。胡市长很快就如数批了——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包括于闇主任、书记在内的几个领导对我都表示感谢：“这次你要的经费超过了以往三四年的总和。”说我为成都的文物工作做出了贡献。不久我就商调到了成都市文化局，从事地下地文物专业管理工作，并兼任保卫科长，负责执法。
从事考古工作以后，我还在继续读书。此时，遇到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童恩正老师听到我发现方池街遗址的事情。便对我说：“你呢，年纪偏大了，但是你工作很热情。”并问我愿不愿意到川大来进修，提高专业知识，并说如果来进修的话，由他亲自辅导。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跟到82级的学生一起学习。
在这两年时间内，童恩正老师经常给我个别指导。后来我就写了第一篇考古论文题目叫《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在1984年3月，省文化厅的领导王幼麟同志觉得我能自学成才是个人材，还发现了方池街文化遗址，就邀请我列席正在成都锦江宾馆九楼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些专家学者，像李学勤、夏鼐、苏秉琦这些国内一流学者都来了。他们都听说了我发现方池街古文化遗址的情况。
胡市长批了一笔考古发掘经费以后，又遇到了没有考古发掘人才的问题。我就主动去川大找徐中舒老师。我对他说：徐老师，你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成都发现方池街遗址后，把钱要到了。但是现在没有考古人员。请徐老师帮我们解决一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物色到了他解放前在川大带的另一个研究生徐鹏章先生，把他从外地借调来参加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接着又从川大调来了两个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就这样，成都市的文物考古工作队正式成立了。后来我又去川大考古专业去要人，调来了一个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罗开玉，被任命为市文化局文物处的副处长，成都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
《文物法》十八条规定，勘探文物所需经费和劳动力以及物资，由建设单位列入预算；当时中央早就有明文规定。在认真学习、领会了《文物法》精神后，就按照《文物法》的要求办事，考古经费的来源问题就解决了。
方池街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将近两千年。以前一般的说法，成都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那是根据秦灭蜀算起的，更早的可靠资料就没有了。这个成都的历史早就应该改写了。方池街的文物经北京社科院进行碳-14鉴定，显示成都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说“我认为从忠县到方池街，三星堆再到月亮湾，兜这么大一个圈子，经过大量勘探工作，的确有一种独特的古蜀文化。”他又说：“关于方池街遗存的时代，从出土的各种资料情况来看，它的上限应该比新繁水观音遗址要早，或更早些。”
2001年7月，成都商业街在基建过程中发现的一处战国早期船棺遗址。其中一具长达18米。周径1.7米的堪称世界最大船棺出土。里面有陶器、漆器、竹器等珍贵文物数百件，特别是出土的漆器在地下埋藏2500年左右，仍保持着鲜艳色彩，器物完整无损。建设单位要求将其迁建到郫县，遭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对。我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文物工作者，据理力争，反对迁址，认为迁建后就失去了它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也就不能称之为遗址了。拆迁古代遗迹是严重违反《文物法》。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听取了全国省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联名呼吁后做了批示，遗址终于得到保护，并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近二十年来，继方池街遗址之后，我们又先后在成都市区及周围地区的岷山饭店、君平街、横小南街、金河街、指挥街、西郊青羊小区、抚琴小区、十二桥等地发现了十余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古墓葬和古陶窑遗址。相继出土了一大批与最初的方池街遗址相类似的各型尖底器、小平底器、石器、骨器、陶器、卜甲等珍贵文物。
1993年10月，我退休先后被成都市西城区、武侯区文化局聘为文物工作顾问。1995年发起和组织了成都市收藏家协会，担任秘书长、副会长。以后又被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返聘为副研究员，工作至今。我能为成都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2001年2月18日，金沙遗址发现当天。出土的珍贵文物被哄抢一空。当晚深夜，市考古队请我追查被抢的文物。第二天一早，队长王毅亲自把我接到现场，交代了情况。留了他的小汽车和司机，供我工作发使用。我们首先向村民深入开展了《文物法》宣传，依靠广大群众支持，收集了许多重要线索。第三天，就追回了第一批被抢走的商代石雕人像、玉戈等珍贵文物。市公安局局长李建同志对金沙遗址珍贵文物被抢之事很重视，他要求从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抽调来公安民警7人参加追查工作。我作为专案组召集人，与同志们一道经过近半年艰苦、细致工作。先后到10余个县市追查，共计追缴回文物110件。经专家鉴定，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7件。三级文物16件。对犯罪嫌疑六人依法处理。金沙遗址于2003年被国家公布为重点文物单位管理。
2011年3月，我将30年来收藏、采集的石器、陶器、历代瓷器残件约2吨全部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院建立标本陈列室，供广大青少年和文物爱好者学习、研究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