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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它的发现和命名对于建立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宝墩古城遗址是宝墩文化中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文章介绍了近些年来对宝墩古城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研究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研究。
关键词：成都平原；史前大型聚落；宝墩文化；宝墩遗址；考古调查
一、前言
199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境内先后发现发掘新津县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遗址、崇州紫竹遗址、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等8处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城。目前这些城址已经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对其文化性质、年代等有了基本的认识，学术界将其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分为四期7段，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4500—3700年左。宝墩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对于建立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宝墩古城遗址是宝墩文化中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遗址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位置为东经103°45"、北纬30°26"，海拔472-474米，地貌为西北高东南低，缓慢倾斜。遗址所在区域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以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和蔬菜为种植业大宗，多常绿树术和竹林植被覆盖。1995、199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2次对宝墩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和发掘，确认了地面上有较为明显的土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修筑城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北一西南向，方向约45度，以东北垣、东南垣北段、西北垣北段保存较为完整，东南垣南段、西北垣南段皆残留一段，西南垣尚存一定高度，西南垣与西北垣的拐角保存较好。根据城垣计算，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整个城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其中2009年发现的宝墩外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继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卯古城之后发现的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城址，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龙山时代最太的城址，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个。
2009年11月以来，为了进一步考察其文化来源、生业形态、聚落结构与聚藩变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同时也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四段的子课题项目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调查队对宝墩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地面调查、城内钻探、采样分析等工作。在此次地面调查中，在宝墩古城遗址外围发现了游埂子、狗儿墩、碾墩子、石埂子、胡墩子、胡坟园、高地、大埂子等多处长条形土埂，通过解剖发掘，目前已初步确认这些土埂乃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在内城墙以外四个方向都确认有城墙或壕沟，其中东北边外城与内城城墙重合。外城墙体残存宽度15-25米，残存高度约1.5-4米不等；墙体外侧壕沟宽10-15米左右。从平面形状看，城址大致呈不甚规整的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内城一致，约北偏东45度，城墙周长近6.2公里。以壕沟外侧边为界，遗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以外城墙外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68万平方米；以外城墙内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53万平方米。从解剖情况看，新发现的城墙其夯筑方法均为斜坡堆筑的形式，与原宝墩内城的城墙夯筑方式完全一致。解剖发掘可以确认，新发现的外城墙的修筑年代当为宝墩文化第二期初，上限或可至一期2段末，使用年代在宝墩文化第二期，外城墙的修筑时间当晚于内城墙，但内外城墙曾同时使用过。
宝墩外圈城墙的发现，使我们对宝墩古城遗址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对于探索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社会复杂化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完善中国境内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发展轨迹的理论构架的形成是重要的贡献。宝墩外城的发现，突出地表现了长江上游地区在社会历史进程方面的特征，填补了巴蜀文化研究中的空白，使巴蜀文化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二、近年田野考古收获
在2009年底发现宝墩遗址外城墙之后，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在宝墩遗址开展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了近200万平方米的钻探，钻探结果显示在外城区域均有宝墩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分布于外城的西北部和东南部，但文化层堆积较内城堆积薄。对外城进行大规模的普钻，使我们大体清楚了城内文化堆积的空间分布范围，古河道、湖相沉积的走向及范围，为将来探讨聚落结构与地貌环境、生业形态与聚落变迁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通过钻探基本摸清了宝墩外城聚落的分布状况。在宝墩遗址外城分别分布着板凳桥、干林盘、罗林盘、刘林盘、小余林、姜河湾、沈林、罗林、刘林等9个聚落点，这些聚落点呈向心式分布于以田角林为中心聚落的内城外围。从聚落的面积来看，这些聚落与田角林中心聚落当有等级的差异，由于目前没有发现集中大型墓地，尚不能准确推测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但可以肯定这些外城分布的次级聚落拱卫在中心聚落的周围。另外，在外城4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掘有宝墩文化时期的堆积，遗迹发现有灰坑，出土包含物与宝墩遗址二期的接近，其整体文化面貌与相距不远的罗林盘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外城主要集中于宝墩文化二期使用。
2.对城内典型聚落进行较大规模发掘，以搞清楚其聚落结构及空间布局。2013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宝墩遗址内城田角林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和突破。本次发掘区域主要位于田角林东南，与1996年发掘区相接。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汉代、唐宋至明清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十分丰富，有灰坑、房址、墓葬等。基本完整的揭露出了一个聚落区，聚落区房址集中分布，墓葬则位于聚落区西北部附近，与居住区界限明显，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布局结构；墓葬均为东北一西南或西北一东南走向。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为探讨成都平原最早人群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等遗物。陶器中除前几次发掘常见的器型外，也有不少新器型；石器在常见的斧、锛等类型外，还发现了类似玉石质料的刀和箭镞等。本次发掘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汉、宋两个时期的遗迹。分布于发掘区东部的5处汉代的建筑垫面显示出可能存在较大规模和级别的建筑遗迹。上述发现表明，大体在汉宋期间，宝墩聚落曾有着密集的人类活动。这为重建宝墩聚落4500年以来的景观历史提供了直观资料。
3.近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内城，发掘区内地层堆积较厚，文化遗存丰富，包含有宝墩文化一、二期遗存。发现了大量遗迹，最为突出的是发现了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鼓墩子三组、田角林二组、蒋林（杨机坊）三组。内城中心鼓墩子三组大型建筑基址分布于一条线上，呈一字排开；田角林二组大型建筑基址不在一条线上，但方向相同；蒋林（杨机坊）三组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当为统一规划的大型建筑群。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筑坑规矩，筑网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应当为宝墩文化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我们推测是否内城甚至外城的每个聚落点均有一组大型建筑，有待于将来的勘探发掘工作予以证实。
4.在外城西南发现一夯土台基，残长20余米，宽约6米，高约1米，方向为北偏东21度，台基东侧还保留有约15米宽、40米长的活动面。台基被宝墩文化二期偏晚的灰坑打破，台基的的土壤中含有少量的红烧土，台基面可见8个柱洞规律的排列，当为台基礼仪性建筑。但由于被现代铁溪河破坏，尚不能复原其完整形态。
5.除大型建筑基址外，近年还发现了大量的灰坑、灰沟、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陶器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为主，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数量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泥质灰白陶和灰黄陶为主，另有灰陶和个别橙黄陶；夹砂陶以夹砂灰陶为主，另有褐陶和外褐内灰陶。陶器纹饰发达，泥质陶中以划纹（多水波纹和平行线纹）、戳印纹、附加堆纹为主，有少量细线纹、瓦棱纹、弦纹等；夹砂陶的器表多饰绳纹。器形均为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见圜底器和三足器。主要器类有折沿罐、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宽沿盆和壶等，另有少量宽沿高领器、腰沿器、豆和敛口罐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多石片和切割器等，磨制石器多通体磨光，制作精致，以斧、锛和凿为主，主要作为生产工具使用。
6.关于宝墩文化渊源的新认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源头主要是来自川西北以营盘山、姜维城为代表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和后续的下关子类型的影响，如宝墩文化中常见的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小口壶等器类，以及磨光黑皮陶、瓦楞纹、锯齿花边装饰等明显是受川西北史前文化的影响。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较之川西北高原的史前文化，出现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出现了川西北史前文化中没有的筑城技术。同时，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也有部分输入成都平原，如宝墩文化常见的泥质陶中的敛口罐、圈足盘、圈足豆，夹砂陶中的筒形灶或器座均与石家河文化的相似。
7.与国内相关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展环境考古工作，通过大规模实地踏查、钻探和长探沟解剖，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几条古河道。通过对其中一条古河道进行解剖发现，在宽约50米的河床底部发现乌木数根可供碳十四测年，2根乌木测年数据均在距今3900-3700年，且在洪积层中发现有宝墩文化三、四期的陶器，目前可初步确认宝墩遗址在宝墩文化二期后、四期前发生了大规模洪水，3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了城墙。这也是为什么宝墩遗址主要集中宝墩文化一、二期的文化遗存，而三、四期文化遗存明显大量减少，只有零星分布的重要原因。
8.近年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总结以往积累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多学科协作的规模，发掘队伍集合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测绘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应用了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获取了遗址片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及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并尝试用小型航模对发掘区做了全景记录；建立了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全面应用全站仪、RTK等多种高精度测手段记录空间信息；开展了系统性环境采样和大规模浮选；对保存较好的人骨骼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现场鉴别，并将其整体切割回实验室开展碳、氮、锶同位素等分析研究，完整揭示出了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历史变迁。例如，每次发掘采集土样进行定量浮选，为植物考古和史前环境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在宝墩遗址2009年浮选的炭化植物种子中，稻谷种子的数量为643粒，占45%，并且几乎在所有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粟的数量为23粒，占1.6%，且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植硅体的研究同样证明宝墩先民的经济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
总之，近年的田野考古发掘所获信息对于研究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研究，使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子课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宝墩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未来勘探、发掘和研究展望
2011年6月，成都片区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的六大片区之一。成都片区大遗址保护以推进《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执行为基础，加强项目储备和申报为前提，依法合规实施工程为保障，努力实现成都片区大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居民生活改善好”的目标。宝墩遗址是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文物考古所将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指导下，依据《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的意见，充分利用宝墩文化独特的文物资源优势，把宝墩遗址建设成为中国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
为此，我们将坚持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做好总体规划，有序发掘，以便能从宏观上更加清楚的揭露宝墩古城的聚落结构及分布状况。在此期间，拟对遗址进行全面测绘并尝试建立“田野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全面的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同时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通过连续长期发掘，开展城址外围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工作，力争在对宝墩遗址的聚落形态、聚落变迁、环境与生业形态及其文化来源等方面的了解上有所突破，从而推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可以为进一步的保护和陈列展示工作提供基础性材料。
将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对遗址及周围的古地貌、古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并加强对古气候的研究。包括沉积学、植硅石、土壤酸碱度、粒度分析、孢粉分析等，要确认遗址内非文化遗存分布区的性质及范围，古河道与遗址的年代关系，由此分析这一时期营建聚落的环境选择，聚落内部的环境与聚落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微环境的改造等。二是对各遗存分布区进行重点试掘，弄清各区在聚落分期的位置及其性质，以便分析聚落的内部结构及其变迁历程。三是对遗址周围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了解周围同时期聚落的分布状况及其与宝墩聚落的关系。四是希望能发现代表这一时期文化、社会发展最高水平、反映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遗存。五是对宝墩时期的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生业形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