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1936年，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这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
之后的70年代、80年代，良渚文化一直被考古界所关注，草鞋山、反山、瑶山墓葬中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同时，上海、江苏、浙江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发掘相关遗址，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良渚考察时，曾经感慨地称其为“古杭州”。
2008年，被誉为“旷世之城”的良渚古城城墙被发现并报道，虽然时至今日，对古城墙的身份，学界还有许多争论，但其与历年发现的良渚文化天然的地理重合，以及与本次发现的水利工程的功能互补，众所公认。所以水利工程的考察选址于此，也算是“有的放矢”。良渚水利工程的“新发现”，其实是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对良渚文化遗址长期考古发掘的新成果的呈现。
“新发现”后，更重保护：大型遗址保护的标杆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选的三条标准中，一条就是强调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后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最大难题并非防盗挖，而是遗址内3.6万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对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和政府来说，令学术界一个个惊喜的发现，却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多了一道道“紧箍咒”。
“重科学，重投入，重持续，重民生。”这是当地政府提出的十二字口号，也是坚持至今的做法。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0年，余杭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按照这一要求，两镇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
2007年，余杭又启动了“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包括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博物院、美丽洲公园、中华玉文化交流中心、创意小镇、五星级度假酒店、良渚文化村（高档住宅区）和农民联片新村等，以“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为目标，打造集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惬意生活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了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美丽之洲”。
30年来，余杭共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遗址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评上“全国十大新发现”，但良渚水利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结束。5000年前的水坝如何运行、库区里还藏着哪些秘密，等待我们继续去发掘。
去年开始，余杭良渚遗址管委会已经把良渚水利系统纳入良渚的保护管理体系中。良渚水利系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部门、余杭当地政府，显然感到保护的责任更重了。
“‘良渚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人的梦想与荣光。”王宁远发出了这样一句很有“文艺范”的“获奖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