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土城、芦岭、唐李、东桥四个村，主体在东、西两河之间，东西横跨2公里，南北纵跨4公里，总面積约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分布有40余处遗址点，年代跨度距今约5900—40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都邑性聚落群，也是探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突出的学术地位与重要考古收获，该遗址于1996年入选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3年入选“十二五”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名录，2017年先后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之一，2017年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掘开始，到今天，石家河遗址已经走过六十余年的探索历程。回顾这一历程，可以概述为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首次发现与初步探索
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1954年冬，天门、京山两县联合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在开挖至天门县石家河镇地段时，于石板冲、三房湾、贯平堰（今杨家湾南）、罗家柏岭等地点发现大量石器、陶器等古代遗存。这一发现经湖北省文化局报国家文化部后，文化部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王伯洪、张云鹏到湖北进行调查，发现了石家河遗址。并于1955年初春，对干渠沿线上述几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其中对罗家柏岭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面积1147平方米，揭露了一处玉石加工相关的大型作坊场所，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玉器。
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除1958年地方开展文物普查以外，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基本处于暂停状态。
1973年，天门县文化馆在邓家湾发现一批陶塑小动物，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再度关注。1978年，荆州博物馆组织考古工作人员在邓家湾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试掘，对邓家湾遗址有了初步了解。1982年，为探寻屈家岭文化源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即后来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谭家岭、土城、邓家湾等遗址进行了小型发掘。其中，在谭家岭遗址首次发现了早于屈家岭文化的“红陶系遗存”（即后来命名的“油子岭文化”），在土城城垣解剖处发现了类似于城背溪文化阶段的陶片。在此前后的1980年代初，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为契机，省、地、县各级博物馆又对包括邓家湾在内的石家河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确认了石家河遗址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邓家湾遗址因不止一次出土陶塑品和陶筒形器等特殊遗物，更是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也成为1987年石家河考古队组建后规划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时将其作为首选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除因配合基础建设的首次发掘面积较大以外，多为了解性的调查与试掘，开展工作较少且前后间隔较长，但其学术意义重大，主要有三点： 1950年代中期的首次调查与发掘，拉开了石家河遗址考古的帷幕，初步了解到石家河遗址的部分文化内涵，所获资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家河文化”提出的重要依据与基础；1980年初为寻找屈家岭文化的源头，在谭家岭首次发现有别于大溪文化的“红陶系遗存”，充实了屈家岭文化汉东地区“独立起源说”的材料依据；通过数次调查，初步了解到遗址的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且特征鲜明，是构建江汉地区文化序列的重要阵地。
文化序列构建与聚落考古
时间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1987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考古队，严文明先生担任总领队，对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处进行了多次发掘，重点是邓家湾和肖家屋脊。此阶段发掘一直持续到1992年夏。其中，邓家湾遗址进行了三度发掘，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批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并发掘了大批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存，如陶筒形器、套缸（及其上的刻划符号）、陶塑小动物等，表明邓家湾遗址具有特殊性质与地位。肖家屋脊为缓解石家河镇砖瓦厂取土破坏的压力，在这期间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发掘总面积6710平方米，揭露了一片较为完整的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面，并清理一批属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瓮棺，瓮棺中出土了100余件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谭家岭遗址在1987年与1989年进行了两度发掘，发掘面积465平方米，所获最早的遗存可至油子岭文化早期，最晚遗存可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是石家河遗址连续发展的典型代表。1990年春与1991年春，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弄清了遗址核心区域的分布范围、年代及聚落演变，发现了石家河古城，并初步判定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
这一阶段的工作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聚落考古理念传入中国并作为探讨家庭形态与社会组织有效途径这一学术理念下而开展。大型聚落群与大型城址的发现与确认，掀起了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一轮高潮，也由此将石家河遗址的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这一阶段的发现工作，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构建了石家河遗址较为完整的分期及年代序列。以邓家湾、肖家屋脊、谭家岭三处遗址所获遗存的八段分期确立了遗址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从考古学文化属性而言，所分八段从早至晚又分属于自油子岭文化（距今约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至后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是对各考古学文化分期的系统深化，所建立的年代学标尺在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开启了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结合研究的新尝试。石家河遗址是聚落考古在长江中游地区的首次尝试。随着邓家湾、肖家屋脊等相关发现的陆续公布，基于居址与墓地布局研究家庭形态，基于墓葬随葬品等级研究阶层分化，基于大型城址研究社会性质等，一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揭示的诸多文明迹象提升了石家河遗址的学术地位。邓家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塑小动物、肖家屋脊出土的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三房湾调查发现的大量红陶杯，表明当时社会不仅存在分工，还可能存在贸易往来。这些发现，表明石家河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文明进程研究与大遗址保护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规模展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遗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体现出的作用与地位，同时为石家河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2008年3月开展了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调查发现，在该区域集中分布有73处史前遗址，其中处于东河与西河交汇地带的石家河镇北的遗址最为密集（共45处），并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史前遗址的基本分布、等级及阶段性演变。
2011年3—4月，为了解石家河东南城垣的走向，选择在三房湾东南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确认了东南城垣的存在，并对这段城垣的堆积状况、年代及走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与三房湾东部发掘同时，为了解4000—6000年前石家河遗址所在区域的气候与环境变迁，选择在谭家岭遗址南部低地发掘了50平方米。检测分析表明，全新世中后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明显趋于干旱，这可能是影响人类文明迁徙或衰落的重要因素。
2014年以来，为做好大遗址保护，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对遗址核心区及外围岗地、低地进行了系统勘探，并重点对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勘探显示，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谭家岭古城的确认成为该阶段重要收获。印信台遗址发掘面积1475平方米，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东部发掘800平方米，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玉器。三房湾东部台地发掘450平方米，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严家山西部发掘150平方米，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制作石器的小型加工场所。
这一階段的工作在文明进程研究成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开展，是对上一阶段考古工作的深化。基于这一阶段的发现工作，相关的研究认识有三方面。
首先，加深了对遗址核心区域及周边地区宏观聚落格局的了解。一则通过更广范区域的系统调查，初步了解到石家河遗址周边不同阶段遗址的分布状况，石家河遗址作为区域中心是一个逐步发展、等级不断加强的过程，并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土崩瓦解。二则通过对核心区域的勘探，发现石家河古城内外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同样有着逐步从内向外的发展过程，为宏观上认识核心区域的聚落布局及演变提供了线索。
第二，加深了对遗址功能分区、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的认识。三房湾作为大型的制陶场所、印信台作为专门的祭祀场所、严家山作为小型的石器加工场所，是对城址功能分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三房湾遗址陶器制烧遗迹，特别是数量庞大、造型规范的红陶杯堆积，是体现当时社会分工的有力实证。而谭家岭玉器的发现不仅表明高度的社会分工，更进一步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社会权力的运作、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模式已经出现。
最后，加深了对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理解。处于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古城兴建年代与东边6公里处龙嘴城址的废弃相衔接，结合城内大量油子岭文化晚期堆积的情况，推测谭家岭古城在油子岭文化晚期已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化中心。谭家岭古城是石家河遗址作为区域文明中心、长江中游开启文明化进程不晚于油子岭文化晚期的重要举证。
综合上述三个阶段的发现与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从首次发现与发掘、构建区域文化序列，到80年代后半期通过聚落形态探讨社会组织，再到文明进程研究，石家河遗址走过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符合考古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石家河遗址因其丰富的遗存内涵，紧跟学术前沿，在不同阶段都作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除基础发现以外，对当时的人地关系、经济技术等社会背景以及深层理论构建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突出聚落方法与理念的运用，重视在体现聚落层级诸如高规格墓葬与大型礼制建筑发现方面的突破，以对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有全方面的了解；搭建多学科交叉合作平台，注重系统采样与分析，弥补过去在环境、生业、技术、交通、贸易等横向方面发现与研究的不足；直面关于文明的生成动因、运行机制、演进模式及社会性质阐释不足的学术理论短板，构建关于文明进程研究的新框架；必须在有所甄别地借鉴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的同时，立足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这些学科关于文明与国家的研究提出具有重建意义的反馈与反思。
我们坚信，随着今后发现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作为长江中游文明中心、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重要见证的石家河遗址，应该也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的研究作出相应的贡献。
（作者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